Back to Forum Re New
二十一章敌在本能寺


●武田氏的灭亡
  
  天正十年(1582年),织田信长发动了他这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远征,是为甲斐征服战。事情起源于当年二月,武田氏重臣木曾义昌把弟弟上松藏人义丰送往岐阜,表示愿为内应,留镇岐阜的织田氏家督织田信忠立派快马将此事禀告信长。信长大喜,就派信忠为主将,整合各方兵马,并联络三河德川氏和相模后北条氏,三面夹击,准备一举灭亡甲斐武田氏。
  木曾氏本是信浓豪族,与村上、诹访、小笠原并称“信浓四大将”,后来臣服于武田信玄,信玄将女儿下嫁给义昌,待如一门。长筱之战后,武田胜赖的威望一落千丈,尤其在与后北条氏反目相攻,以及被德川氏攻克坚城高天神而不往救援两件事上,更使家臣们离心离德。木曾义昌看到天下大势已无法扭转,于是在织田(神户)信孝的努力下,主动归降了织田氏。
  武田胜赖听说木曾信昌叛变,极为恼怒,果然征集一万五千大军,离开新府——武田氏原来的主城在甲府踯躅崎馆,新府是胜赖新建的本城——气势汹汹杀往信浓木曾口而来。然而他的速度快,织田军的速度比他更快,胜赖还没赶到木曾口,侧翼的伊奈口就已经被织田军先锋泷川一益、河尻秀隆占据了,要隘泷泽砦、松尾城等先后陷落。
  侧翼被敌切断,武田大军被迫向后退去,一溃千里。织田方将领森长可本来受命进军木曾口,支援木曾信昌,赶到目的地一看,却不见一个敌人的踪影。织田军进入信州,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规模的抵抗是来自高远城守将仁科盛信。仁科盛信是武田信玄的第五个儿子,过继给信浓名门仁科家,据说他勇猛善战,并且为人公正平和,深受领民爱戴,当地遂有民谣,对比盛信和他的前任武田胜赖(胜赖在归宗前曾镇守过这一地区):“武田殿下贪于得,吾民岁取难为食,仁科殿下慈悲深,所获成山感大德。取彼身家延尔寿,我祈天道有其直!”
  织田信忠派使者前往招降仁科盛信,反被砍了脑袋,只得挥师强攻。双方恶战到三月二日,织田军终于攻入高远城本丸,最后把仁科盛信及其麾下十八将包围在居馆内。当时织田信忠身穿金襴阵羽织(武将披在铠甲外的短外套),倚着一株梧桐树指挥战斗,正当此时,忽有一名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红色铠甲,手提薙刀冲杀出来,且战且呼:“我乃诹访(指武田方将领诹访胜右卫门)之妻,谁来与我一战!”竟然连杀七八人,直冲到信忠身边,终因身陷重围,以薙刀自刺己喉而死。
  战况空前惨烈,最后织田方将领森长可亲自攀上屋顶,掀起顶板,命令铁砲朝内发射。仁科盛信自度终不得免,于是切腹,洒出肠子而死,时年仅二十六岁。据说后来盛信投肠之处,血痕久久不能灭尽;而织田信忠所倚的桐树,犹有刀痕纵横其上。
  织田信忠杀入信浓的同时,德川家康也率兵进入骏河。面对德川氏的大军,继妹夫木曾信昌降敌以后,武田胜赖的姐夫穴山梅雪斋信君也在江尻城叛变。此外归降的大将还有朝比奈骏河守信置、依田源十郎信蕃等许多人。
  众叛亲离之下,武田胜赖逃回新府,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新府肇建,设施不全,当然无法凭以据守,重臣真田昌幸(真田幸隆之子)主张退至上野吾妻郡岩柜城,老臣小山田信茂则主张守备天险岩殿山城,胜赖采纳了后者的建议。
  小山田信茂先回岩殿山城准备,武田胜赖放弃新府,经韮崎、甲府,过笹子峠前往岩殿山。他前脚才离开,织田军随后就杀到了,放火将新府烧为一片白地,然后一路紧追。三月九日,在笹子峠麓,小山田信茂突然起了反心,夺回人质,并命令士兵用铁砲攻击胜赖所部。胜赖只得逃往日川溪谷,部下五百余人纷纷奔散。三月十一日,在织田方将领泷川一益的穷追猛打下,胜赖带着妻子儿女一起在天目山自杀,留下辞世句:“朦胧之月被云遮蔽。云逐渐散开,终于月落西山。”其妻小田原氏的辞世句则是:“在晚春中渐次凋零,忧恨驻足于树梢花端。”
  就这样,曾经纵横一方,威震天下的名门武田氏,在短短一个月内就灭亡了,最终连西上野的真田昌幸和小幡信贞(于长筱战死的小幡信重之子)也倒戈投向织田氏。四月二日,织田信长亲自来到甲府,论功行赏,将甲斐封于河尻秀隆,信浓的高井、水内、更科、植科四郡封给森长可,上野和信浓佐久、小县两郡封给泷川一益……他还把骏河一国赐予德川家康。
  然而织田信忠却对小山田信茂的背主逆行大感厌恶,命堀尾茂助吉晴将其斩首。织田军还放火烧毁了供养武田胜赖遗体和窝藏六角氏残党的惠林寺,寺中长老快川绍喜自投火中寂灭,留下遗言:“灭却心头火自凉。”——这是禅宗经典《碧岩录》的偈子,此时用来确是应景。
  

  ●本能寺之变
  
  织田信长灭亡武田氏,回归安土城以后,一方面让泷川一益继任关东管领,要他准备展开对后北条氏的进攻,一方面以三男信孝为主将、丹羽长秀为副将,准备渡海进攻四国的长宗我部氏,同时,他还命令柴田胜家继续经营北陆、羽柴秀吉继续攻略中国地区。天下即将底定,其后的战斗,似乎用不着信长亲自出马了。
  然而到了当年五月,羽柴秀吉攻入备中国,包围了毛利方名将清水宗治守备的高松城,毛利氏当主毛利辉元亲率五万大军前来增援,双方隔城对峙。于是羽柴秀吉写信给织田信长,认为这是消灭毛利军主力的大好机会,如能得到“御势御合力”,则“将西国于当年中悉归于幕下之事,如在掌中”。
  于是织田信长命令明智光秀、细川忠兴、池田恒兴、中川清秀、高山重友等将整备兵马,火速赶往中国地区,增援羽柴秀吉。而信长本人则先要上洛觐见天皇,回应朝廷想要任命他为太政大臣或者关白的意愿,然后再集合部队作为后援。五月二十九日,信长随同小姓(年轻侍卫)百余人上洛,六月一日晚,暂居四条坊门的本能寺,而其子织田信忠则先一步进京,住在相隔不远的妙觉寺中。
  次日是六月二日,天还没亮,织田信长就听到寺外传来喧哗之声,他最初还以为是侍卫们吵架,才爬起身来准备斥责,忽听铁砲发射之声,阵阵鸣响,这才感觉不妙。这时候,信长最亲信的侍卫森兰丸入内禀报说:“有人谋叛,是桔梗旗印,象是惟任日向守的部队!”
  惟任日向守就是明智光秀,织田信长曾经上奏朝廷,赐与其九州名门惟任氏,并官拜正六位下日向守。原来明智光秀本在安土城负责接待上洛游览的德川家康一行,突然受命远征中国地区增援羽柴秀吉后,他于五月二十六日回到本城丹波龟山,一面整合部队,一面前往爱宕山中参拜,祈祷获胜。估计就在参拜过程中,光秀下定了谋叛的决心,于是召来亲信将领明智左马助秀满(光春)、明智右卫门尉光忠、藤田传五、斋藤内藏助利三、沟口胜兵卫茂朝等五人,要他们递交誓书和人质,以表示支持自己的行动。
  对于普通兵将,明智光秀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召集家中物头(小队长),告知说:“京都的森兰丸有信使来报,主公为了加强对中国地区用兵,要在京都检阅我家的军队。”于是大军向京都进发。
  据说明智军总兵力为一万三千人,铁砲手全都点燃火绳,长枪兵也去掉枪鞘,做好了随时开战的准备。士兵们内心疑惑,普遍认为是织田信长下了密令,叫明智军前去袭击正在洛中游玩的德川家康。这可见即便最下层的兵卒,对于他们的领袖织田信长都报有一种怎样的观感——信长公是强大的主君,但他毫无信义,诛杀甚至谋杀盟友,对他来说并非不可理解之事。
  等到大军进至山城国桂川地方的时候,明智光秀终于下达了详细的命令:“敌人,就在本能寺中!从今日起,殿下即将成为天下人,即便如提鞋的低贱之辈亦当欢欣踊跃,竭尽忠勇,树立武勋便在今日!”
  于是明智军把本能寺包围得水泄不通。织田信长身边的小姓众奋勇抵抗,陆续战死,连信长本人也提枪上阵,在连杀数人后肘部受伤,被迫退往内室,随即内室就燃起熊熊大火,估计信长先切腹,然后丧身于火海之中了。
  得知父亲丧命本能寺的消息后,织田信忠匆忙逃出妙觉寺。他认为明智光秀既然发动叛乱,一定早就派人把守住了京都附近的各条通路,贸然出逃,凶多吉少,于是前往京都,据守二条御所——这是信长所一力扶持的诚仁亲王的官邸,修建得相当坚固,信忠退守此地时,身旁从属大概有三到五百人。
  明智军很快就包围了二条御所,经过谈判,诚仁亲王一家退出御所,以免遭受池鱼之殃。等亲王一离开,明智军立刻发动猛攻,激战数小时后,织田信忠也被迫在纵火后切腹自杀——享年二十六岁。
  就这样,织田信长与他所开创的“安土时代”,全都葬身于红莲烈火之中。
  

  ●山崎合战
  
  天正十年(1582年)六月发生的“本能寺之变”,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明智光秀究竟为什么徒起变乱之心?他究竟有无同谋呢?对于这个问题,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织田信长的残暴、寡恩,肯定对光秀掀起反旗产生过影响,但应该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相信两人政治理念之不同,才是发生变乱的最主要原因。光秀是个相当传统的武士,曾辅助足利义昭,想要复兴室町幕府,然而织田信长则极端藐视权威,在灭亡足利幕府后,先后多次推辞朝廷授予的征夷大将军、太政大臣乃至关白的职衔,很明显他想要彻底推翻旧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这种新的政治制度是光秀所无法理解的,甚至是会使光秀感到恐惧的,因此他才出此下策,起兵弒主。
  明智光秀发动政变,究竟有无帮凶呢?其实很多势力都存在这种可能性:比如与织田信长仇深似海的废将军足利义昭,比如中国地区的豪强毛利氏,比如害怕被信长一脚踢开的天皇朝廷,甚至还包括盟友德川家康和重臣羽柴秀吉,因为这两人在事变后的举动全都很费人思量。
  且说明智光秀在本能寺逼死织田信长,又在京都二条御所逼死了织田信忠,随即就发兵攻克安土城,基本控制了畿内地区。六月八日,他献给朝廷银五百枚,五山名寺和大德寺各银百枚,同时下令免除京都的田赋。随后,他又通过朝廷公卿,表达了自己希望开设幕府,就任新的征夷大将军的愿望,据说朝廷也颇为动心,准备择机颁下诏旨。
  然而明智光秀拉拢畿内织田氏旧臣的图谋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碍,首先是有姻亲关系、曾经并为足利义昭左膀右臂的细川藤孝断然回绝了光秀的使者,还命令其子、光秀的女婿细川忠兴禁闭思过。继藤孝之后,光秀的与力筒井顺庆、中川清秀、高山重友等人也对谋叛行为表示坚决反对。
  不过细川、筒井等家族的兵力有限,即便他们不肯加入明智光秀的阵营,也根本无力与此时的光秀相抗衡,只能暂作壁上观,以等待时局的变化。相信只要光秀在畿内彻底站稳脚跟,然后收拾掉织田家东西两大军团的主将柴田胜家和羽柴秀吉,细川藤孝等人为了家族的平安和延续,还是会被迫跳上光秀的战车的。于是光秀秘密修书给上杉景胜及毛利辉元,要他们牵制织田氏兵马,等待他缓过手来,再两面夹击,予以全歼。
  消息传到北陆,上杉军果然倾巢而出,把柴田胜家绊在越中、加贺一带动弹不得。然而奇怪的是,传往中国地区的消息却被羽柴秀吉截获了,秀吉立刻与毛利氏达成和议,然后火速回师位于播磨的本城姬路,稍事休息后,留浅野长政、小出秀政守备,自己数百里急行军杀入畿内。
  羽柴秀吉从姬路动身是在六月九日清晨,到了十一日午前,他就已经赶到摄津的尼崎地方。织田方多位城主如池田恒兴、堀秀政、高山重友、中川清秀等人陆续来合,到了十二日晚间,秀吉屯兵摄津的富田,总兵力已经超过三万。次日早晨,织田信长的三男织田信孝和重臣丹羽长秀也派使者前来联络。
  羽柴军回师速度如此之快,令明智光秀大吃一惊。其实光秀本人的动作并不慢,他二日在本能寺弑杀了织田信长,五日就攻陷安土城,然后又先后攻克羽柴秀吉和丹羽长秀在近江的封地——长滨城和佐和山城,只是因为细川藤孝、筒井顺庆等人不肯归顺,才打乱了他的既定步骤。当时光秀正出兵河内,得到羽柴军东来的消息后,立刻回归京都,然后十日从京都出发,率领一万六千大军进驻山崎以北的胜龙寺城。
  山崎在摄津国和山城国的交界处,临近通往中国地区的交通要道,最终惨烈的决战就在这一地区展开。羽柴秀吉奉戴织田信孝为名义上的总大将,将主力分为三队,左翼、天王山麓布设的兵马由其弟羽柴秀长和军师黑田孝高统率,右翼、淀川附近的兵马由池田恒兴、加藤光泰、中村一氏等将统率,中央、西国街道上的兵马则由高山重友、中川清秀和堀秀政统率。
  十二日夜,两军开始小规模接触,到了十三日凌晨,明智军首先对羽柴中军发起猛攻,高山重友队一度陷入绝境,幸亏中川、池田队从右侧、堀队从左侧夹击敌军,才勉强挽回败局。双方恶战整整一天,因为羽柴军兵力既众,又占据了较好的地理位置,明智军逐渐败下阵来。到了晚上七时左右,明智光秀眼见败局已无法挽回,于是下令撤退,自己率败兵七百余人退守附近的胜龙寺城。
  羽柴军团团包围了胜龙寺城。军师黑田孝高劝羽柴秀吉说:“明智军笼城坚守,我方很难快速攻克,所谓‘围城必阙’,不如放开一面,则光秀必走,我军可于后追杀。”秀吉听取了他的建议,空开一个缺口,明智光秀与少数亲信出城逃亡,想要回归老巢近江坂本,重整兵马以待后举。然而在经过京都山科小栗栖地方的时候,他们却遭到了“落武者狩”的袭击——所谓“落武者狩”,是指专门刺杀和抢劫败战武士的农民或土匪。
  据说明智光秀虽然击退来犯之敌,但也身负重伤,自忖无法再走,于是命部下沟尾庄兵卫茂朝为介错,就在当地切腹而死。这是六月十三日晚间的事情,距离本能寺之变不过才短短十一天而已,此事即被后世称为明智氏“十日天下”。光秀的辞世句为:“逆顺无二门,大道澈心源。五十五年梦,觉来归一元。”
  

  ●清洲会议
  
  明智光秀在山崎战败,随即在小栗栖自杀,其部属遂土崩瓦解,据说他们败退时还放火焚烧了安土城,从此织田氏天下就被破坏殆尽,毫无存留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光秀的女婿、重臣明智左马助光春(秀满),传说他被羽柴军团团包围在琵琶湖边,竟然纵马入水,一直游到坂本城下。光春从容登岸下马,入守坂本城,在被堀秀政团团围住,料无生理的时候,先把城中宝物细细整理一番并开列目录,缒到城下,然后才放火、切腹自杀。后人都慨叹说光春是一位真正爱好文化的武人,与以名茶器殉葬的松永久秀之辈全然不同。
  且说羽柴秀吉才在山崎击破明智光秀,控制了近畿地区,织田家其余重臣也纷纷赶了回来,当然,各人境遇不同,有些深为懊悔未能赶上为主复仇的战斗,有些却异常的狼狈、凄惨——本能寺之变的消息传到关东以后,后北条氏立刻翻脸来攻,而刚被织田氏征服的武田旧领也到处爆发一揆,最终织田信长的爱将河尻秀隆在甲斐被一揆所杀,受封关东管领的泷川一益则在神流川合战中被后北条氏打败,率残部退出上野,逃往自己的老窝伊势。只有柴田胜家是打退了上杉军,昂首挺胸回到近畿的。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织田信长的旧主城、尾张清洲召开了重臣会议,议题主要为织田氏新家督的推举和众臣领地的安排,最重要的出席者为柴田胜家、羽柴秀吉、丹羽长秀、泷川一益和池田恒兴五人。
  柴田胜家是侍奉过织田信秀的老臣,也是织田家中第一猛将。织田信长上洛后,他曾受命镇守要隘长光寺城,结果遭到六角义贤煽动江南国人一揆将城攻破,只余本丸。一揆切断了本丸的水源,使守兵陷入苦境,随即六角氏家老平井甚助以谈判为名入内查看。此计被柴田胜家识破,谈判中,甚助起身如厕,请求舀水来洗手,胜家的侍从就捧过来一大盆水,等对方洗完手后,又把残余的水全部泼入庭院。甚助出城后向六角义贤禀报说:“城中存水尚足,最宜长久围困,不能硬攻。”
  然而事实上,此时本丸食水已将告罄,于是柴田胜家将士兵们全都集合在庭院里,把最后三瓶水摆放在他们面前。胜家大声鼓舞士气:“明日我们就将杀出城去打败敌人,现在大家把这最后三瓶水喝掉吧!”一人一口水,竟然还有剩余,胜家毫不吝惜地拔出刀来,将水瓶劈碎,残水渗入泥地——这是“破釜沉舟”之计。第二天一早,柴田胜家率领已抱必死决心的部下突然杀出,一揆猝不及防,很快全面崩溃。经此一战后,柴田胜家遂被冠以“破瓶之柴田”的雅号。
  而丹羽长秀,曾是与柴田胜家齐起并坐的织田氏家老。丹羽氏本是尾张守护斯波氏的家臣,后来因为同僚织田信秀势力膨胀而降格成为信秀的家臣。丹羽五郎左卫门长秀从成年起就担任织田信长的侍卫,性格严谨诚实,因此逐渐被提拔为大将。据说长秀长时间负责内政、外交和调略等事务,人称“米之五郎左”。
  泷川久助一益并非织田家的谱代家臣,他本出于甲贺忍者世家,精通兵法,并擅长使用铁砲。不过其人很早就出仕于织田信长,屡建功勋,得到重用。池田恒兴(胜入)则是织田信长的奶兄弟,是近年来开始一路蹿升的新星。
  五位重臣在织田氏家督人选问题上分为两派,争闹不休。因为织田信孝担任总大将击败了明智光秀,因此柴田胜家主张拥立信孝为主,他以为素来与其不合的羽柴秀吉定会抬出织田信雄这尊泥菩萨来捣乱,没想到秀吉却提出以织田信忠之子、年幼的三法师担任织田氏一门总领。秀吉的理由是:织田氏家督本就是信忠的,固然可以兄死弟继,但信雄、信孝都已出继别家(北畠氏和神户氏),和他自己的养子织田(羽柴)秀胜一样都不能再拥有继承权,故此理当父死子继。
  由于羽柴秀吉预先搞了私下串联,丹羽长秀、池田恒兴等人都认为如果拥立织田信孝,则柴田胜家将成为家中第一人,掌握权势,我们英勇奋战,为主报仇,你都没赶上山崎合战,还有什么脸面来抢夺胜利果实呢?为此一致支持秀吉。只有泷川一益支持柴田胜家,但他新近丢失了关东大片领地,兵力单薄,说话已经没有分量了。
  会议最后决定,由三法师继任织田家督,留居安土残城,织田信雄领有尾张国,织田信孝领有美浓国,织田秀胜领有明智光秀的丹波国,由羽柴秀吉担任三法师的后见。织田家臣们各有升赏,但羽柴秀吉的领地是在畿内,便于操控三法师,而柴田胜家的领地则在北陆,鞭长莫及。为了达成平衡,秀吉答应把自己的旧主城近江长滨让给胜家的养子柴田胜丰,这样胜家利用楔入近江的胜丰势力,对安土和京都也可以朝发夕至了。
  这种政治格局当然是相当不稳固的,织田家中即将二分,最终是勇猛的柴田胜家会继承织田信长的事业,还是足智多谋的羽柴秀吉会夺得天下呢?
  

  ●羽柴秀吉的奋斗
  
  羽柴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家世不详。如此一位平地蹿起的豪雄,对其出身来源的猜测从来都会走两个极端,或者尊为名门后裔(秀吉自己就编造过天皇私生子的谎言),或者贬为贩夫走卒。按照传统说法,北条早云本是狱吏,斋藤道三卖油郎出身,而羽柴秀吉则是彻底的农民、泥腿子。
  传说木下藤吉郎本是尾张乡下的农民,其父当过织田家的足轻,很早就死了,其母改嫁给织田信秀的一名仆佣。据说母亲在怀着藤吉郎的时候,梦见红日入怀,等到生下儿子来,发现相貌独特,好象猴子,就取供奉猴神的日吉神社之名,称其为日吉丸。因为继父子之间不合,日吉丸十多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从尾张到骏河,一路贩针为生,其本钱乃是父亲遗留下来的一贯永乐钱……
  其实一贯钱在当时是笔相当不小的数目,能够留下一贯钱的藤吉郎的父亲,绝对不会是农民和足轻,这类传说往往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目前比较合理的推测,木下藤吉郎乃是织田家下级武士木下弥又卫门之子,而其继父则是织田信秀的同朋众筑阿弥——同朋众乃是战国大名家中负责艺能、茶事和杂役的职务。
  因为父亲和继父的关系,木下藤吉郎很年轻就开始侍奉织田信长,一开始只是打理家中杂务,因为心思灵巧,又善揣摩上意,因此被信长提拔为侍卫。传说当信长攻打美浓国主斋藤龙兴的时候,想在长良川畔的墨俣地方修建一座城砦作为前线基地,但因为此地距离敌人太近,先后派重臣佐久间信盛和柴田胜家前往,全都铩羽而归。突然,身份低微的木下藤吉郎跳了出来,主动请缨。藤吉郎首先说服了附近的乡下武士集团“川筋众”,利用川筋众蜂须贺正胜、前野长康等人的兵力牵制敌军,然后把木料先在远处整理好,再沿长良川送到墨俣,就地拼搭。就这样,他一夜间完成了一座城砦,被称为“墨俣一夜城”。
  墨俣一夜城是否真的存在都还需要打个问号(虽说日本式的小砦子一夜搭成并不困难),更别说是木下藤吉郎的杰作了。其后丹羽长秀招抚西美浓三人众,民间传说也都安在藤吉郎头上,其实藤吉郎当时身份还很低微,就算为此出过力,也不会是主要策谋和出使人员。
  木下藤吉郎崭露头角是在织田信长上洛以后,信长任命藤吉郎负责京都的治安,并且监视将军足利义昭,藤吉郎从此改名为羽柴秀吉。其后金崎退兵,羽柴秀吉担任殿后,居功甚伟。由此开始,这个人的身影就开始在历史中鲜明起来,他跟随织田信长南征北战,很多大战中都可看到有他参与的记录。终于,在灭亡浅井氏以后,羽柴秀吉被封与北近江的大片领地,成为一方大名,将主城定在琵琶湖畔的今滨地方,改名为长滨。
  天正五年(1577年)十月,也就是在“天下至恶”松永久秀覆灭的同月,羽柴秀吉受命统率大军团进攻中国地方。同时,织田信长还把蛰伏的尼子胜久、山中鹿之介也纵回东中国,要他们复兴尼子家,协助对抗毛利氏。
  羽柴秀吉在东中国地方纵横驰骋,屡建奇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三场战役,即“饿杀三木,渴杀鸟取,不用太刀,水淹高松”。天正六年(1578年),羽柴秀吉基本控制了播磨一国,派尼子胜久和山中鹿之介驻守西播磨的要隘上月城,以防毛利大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播磨东部的三木城主别所长治突然倒向毛利氏。四月,毛利军包围了上月城,因为三木城横在织田军的增援道路上,上月孤城很快就陷落了,尼子胜久自杀,山中鹿之介苦战之后,又只好投降——他大概还把希望寄托在被毛利家囚禁的尼子氏末代当主义久,及义久的兄弟伦久、秀久身上吧,后世还有人猜测说他是想寻找机会刺杀吉川元春。但是,曾经接受过他一次投降的元春不会再上当了。天正六年(1578)七月十七日,鹿之介被杀于押往安艺国的途中,尼子家的复兴,彻底成为了一场梦中之梦……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羽柴秀吉也已经派重兵包围了三木城,他和毛利氏猛攻上月城的风格不同,切断了三木城的粮道,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围城战持续了整整两年,其间羽柴秀吉说降周边豪族,尤其是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从而彻底改变了东中国地区的势力对比。直到天正八年(1580年)正月,弹尽粮绝,已经出现人吃人惨况的三木才终于开城投降,城主别所长治也自杀了。
  天正九年(1581年),羽柴秀吉攻打因幡国的鸟取城,在动兵以前,他先用高价收购鸟取附近的米粮,导致大军合围以后,鸟取城中存粮已被倒卖一空了,很快就变成了饥饿地狱。就这样,鸟取坚城只守了三个月,镇守此城的毛利方大将吉川经家就被迫切腹,以换取城内军民一条生路。
  天正十年(1582年)五月,羽柴秀吉得宇喜多氏之助,攻入备中国,包围了毛利方名将清水宗治守备的高松城。面对汹涌而来的毛利援军,秀吉掘开附近的足守川,水淹高松城,以隔绝其与外界的联系。羽柴军和毛利军隔水对峙,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本能寺之变的噩耗……
  

  石高制和贯高制
  
  战国时代的领主们计算年贡额度,有两种基本方式,即“石高制”和“贯高制”。前者以粮食为标准,石读作“担”,本是重量单位,一石为一百二十斤,后来转作容积单位,一石也即一斛,合十斗或一百升或一千合;后者以货币为标准(当时日本国内不铸钱,用的都是中国外流过去的铜钱),一贯即一千文钱,后来“贯”这个概念在日本也转化为重量单位,一贯仍等于一千文,而所谓重量单位的一文,就是指的一枚开元通宝的份量。
  在咱们粗略想来,理当是商品经济较发达的近畿地区采取贯高制(因为流通的钱多),而主要的粮食产地则采取石高制(方便征收米粮),然而事实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封建大名才没有那样温良谦恭,他们既需要米粮来养活家臣,也需要钱币去购买领地内不出产的各种物资,诸如铁砲、马匹等等,所以农民越是缺什么,他们反而越要收什么。
  比如日本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关东平原,小田原北条氏一直采用贯高制,规定相当额度的年贡要用钱币来上缴,至于老百姓怎么搞钱,他们就不管了。此外贯高制还有一种来源,即从守护大名时代起,就经常临时征收“段钱”,即按段(土地面积单位,又称反,一町等于十段)收取土地税,等到庄园制逐渐崩溃,庄园领主征收年贡越来越困难,相反守护大名的段钱来源却日趋稳定,于是就把段钱的征收恒定化,并扩展到领内一切土地上去。因为段钱最初便是以钱币来缴纳的,因此维持传统,逐渐发展成为了贯高制——贯高制对战国大名摧毁残余庄园势力,完善领国一元化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强制征收钱币年贡,甚至强制征收质量好的钱币为年贡,使得农民们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因此贯高制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战国大名们又被迫逐渐转向石高制。等到丰臣、德川政权先后统一日本,则石高制也就在全国范围内固定下来。后世对于战国大名的领地大小、财政来源,往往用年贡额来推测和计算,一般也都采用石高制。
  石高制还分表高和实高两种,所谓表高,是指中央政权检地后所确定的年贡额,而实高是指封建大名所实际能够征收的年贡额。天下统一以后,大名们将主要精力从对外扩张转向内政开发,领内年贡数日益增加,中央政权却不可能每年都检地核准,所以实高和表高往往差着十万八千里。
  打个比方来说,从庆长三年(1598年)到天保三年(1832年)这近两百五十年间,陆奥国的石高增加了七成,出羽国增加了三倍,日向国增加了一倍八成三,摄津国增加了一成七,山城国增加了零点二成,大和国增加了一成二——越是边远地区,越可开垦新田,增加石高,发展速度很快,畿内地区则没多少发展空间了。
  再打个比方来说,伊达政宗受封大片南部陆奥的土地,主城定在仙台,再加上常陆国一万石和近江国一万石,宽永十一年(1634年)计算的表高为六十二万石。然而事实上到了政宗晚年,经过不懈的努力,大力开垦荒田,仙台幡的实高已经接近一百万石了,时人俗称为“仙台百万石”。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二十二章天下人秀吉



  ●宇喜多氏的崛起
  
  羽柴秀吉在东中国地区长年鏖战,所以能够节节取胜,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备前、美作的大大名宇喜多氏的侧翼呼应。而东中国地区豪族们纷战不休,唯一能够从中崛起并最终坐大的,只有宇喜多氏,这个家族对其后的政局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因此要先在这里插叙一番。
  宇喜多氏又称浮田氏,据称是备前豪族三宅氏的后裔。三宅氏来源于古代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传说有三兄弟渡海来到日本,在备前国一个小岛上定居下来。他们的旗标(也是以后宇喜多氏的家纹)是“儿文字”,因此这个岛就被称为儿岛。此外,宇喜多氏还自称是佐佐木氏儿岛高德的后裔,家纹还有“剑酢浆草”和“鹤龟”两种形式。
  当时,播磨、美作、备前三国的守护职掌握在受细川家扶持,从而复兴的赤松氏手中,而赤松氏在地方上最强有力的被官乃是浦上氏。宇喜多氏有史可考的是第三代宇喜多能家,侍奉浦上则宗、宗助、村宗三代,善于在战局将定的时候投入兵力,反败为胜,武名很盛,受封备前国砥石城。
  永正十五年(1518年),浦上村宗与赤松氏当主义村不和,退居本城三石。同年九月,义村纠集大军讨伐村宗。三石城中人心动摇,一夜就有七十余兵逾垣逃走。多亏宇喜多能家激励士气,并且身先士卒杀向敌阵,最终在船坂峠之战中击败了赤松势。
  次年(1519年),赤松义村引诱浦上村宗的兄弟、香登城主宗久反叛,也因为被宇喜多能家发现而及时攻破香登城,杀死浦上宗久。永正十七年(1520年),义村煽动小寺则职攻击东美作的浦上势,村宗派能家率兵两千往援。义村得信,搜罗美作全国之兵投入前线,村宗也急忙亲统主力两千五百与能家合流。
  浦上、宇喜多总势四千五百,浩浩荡荡开到战场,抬头一望,赤松氏的二引和三巴旗号漫山遍野,无穷无尽,不由大惊失色。当夜,将兵们纷纷开了小差,数千兵马四散奔逃,到得天明,只剩下宇喜多能家麾下七十骑而已。能家大怒,于是亲统这七十骑自杀性地冲入敌阵。人要是已经放弃生的希望了,那么爆发出来的攻击力要强大到噩梦一般,赤松势竟然被这七十骑冲得七零八落。浦上氏的逃兵千余人闻讯重新回归战场,再度与赤松军对峙。不久,浦上村宗买通了小寺则职的家臣,双方夹击赤松义村,义村大败,权威丧尽,被迫隐居——浦上家因此成功地制压了西播磨一带。
  由此看来,宇喜多能家简直是浦上家的擎天玉柱,架海金樑,可是从来历史上自毁长城的事情屡见不鲜。大永三年(1523年),浦上村国、小寺藤兵卫二人拥立赤松政村(政祐),发兵攻击三石城,能家带着自己两个儿子出阵——长子兴家和次子四郎(传说名为义家)——大破敌军。但是战斗中,年轻的四郎中了村国的策略,被包围讨死。能家为此悲伤不已,再加上年纪老迈,遂辞职回去砥石城隐居,并且削发出家,法号常玖。
  十一年后,浦上村宗去世,重臣高取城主岛村丰后守自称得到村宗的遗命,奇袭砥石城。逼迫宇喜多能家自杀,而能家的儿子兴家则抱着年仅六岁的儿子八郎逃到备后福冈町豪商阿部善定家里藏了起来。后来兴家还娶了善定的女儿,生下次子忠家和三子春家。福冈是中国地区有名的商业自由都市,拥有自治权,岛村丰后守也拿他没辙。
  等到宇喜多兴家死后,八郎离开阿部家,住到邑久郡笠加村依靠亲戚,逐渐成长起来。天文十二年(1543年),他出仕天神山城的浦上宗景,第二年元服,称宇喜多三郎左卫门直家——就算在战国时期也很罕见的一代阴谋家就此出现了。
  宇喜多直家初期受封浦上氏最前线的乙子村,此处向西是细川家的儿岛郡,向北是松田氏的上道郡,并且还有犬岛的海贼不时上陆骚扰。直家招募了三十名足轻守护此地,以后的重臣户川秀安、长船贞亲、冈利胜、花房正幸等人都在其中。经过长年激战,直家不但守住了此地,还因功使自己的知行增加到三千石。
  宇喜多氏的旧臣们听说幼主出山,纷纷来投,结果兵多粮少,从宇喜多直家以下,大家亲自下地劳作,以增加收入。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使得宇喜多家臣团空前团结起来,为以后成长为战国大名势力奠定了基础。
  数年后,宇喜多直家的同族浮田大和送来密信,双方里应外合攻破砥石城。不久,大和内通备中豪族的阴谋败露,直家受命讨伐,亲斩大和,受到浦上宗景的表彰。天文十八年(1545年),直家终于从家主手上取回了祖父的旧居——砥石城。
  天文二十年(1551),通过浦上宗景的撮合,宇喜多直家娶了上道郡沼村的沼城主中山备中之女为妻。八年后,他获得岛村丰后守和中山备中谋叛的证据,向主君宗景进言,诱杀二人,终于报了祖父之仇。其妻闻讯自杀——但是直家才不在乎这个,他趁机把岛村氏和中山氏领地的大半收入掌中,势力俨然已经可以和主家分庭抗礼了。
  

  ●阴谋家直家
  
  永禄三年(1560年),宇喜多直家派其弟忠家进攻松田氏麾下上道郡龙之口城主撮所元常,结果大败而归。直家不动声色,秘密授计给小姓冈清三郎,数落清三郎的不义之行,把他赶出家去。清三郎往投撮所元常,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取得元常的信任,然后寻机将其刺死。直家亲自给清三郎元服,起名冈刚介——他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富庶的西上道郡吞入腹中。
  西部备前国的松田氏在毛利氏支持的备中大名三村家亲侵攻下,势力逐渐衰退,于是新当主元贤提出和浦上氏和睦。元贤娶了宇喜多直家的女儿,并将其妹嫁给宇喜多春家。永禄八年(1565年),三村家亲侵入美作国,包围了三星城,直家遣马场职家往援,职家英勇奋战,三村势暂退,但是次年又来,在兴禅寺扎下本阵。直家派远藤又次郎和喜三郎兄弟秘密潜近三村家亲身边,用铁砲将其打死——如此反复运用暗杀手段,并且得心应手,每每成功,翻遍整部战国史,大概也只有宇喜多直家一人而已吧。
  三村家亲的同族五郎兵卫,提出为了吊祭被暗杀的家督而与宇喜多直家决战,遭到重臣反对。于是他亲自统领一族五十余人,和家亲的近臣五、六人,抱着决死之心杀向备前国。直家接受挑战,以三千人来迎。已经有讨死觉悟的三村势大呼冲阵,宇喜多军几乎全面崩溃,多亏宇喜多忠家从侧面插入,砍下了五郎兵卫的首级,才得以将危机消弭。
  第二年(1566年),三村氏新当主元亲夜袭备前国要隘明禅寺城,将之攻克。宇喜多直家立刻领兵五千包围明禅寺,引诱元亲前来决战。于是元亲发动备中全部兵马再次杀往备前:先阵庄元祐所部七千,通过富山城,前往增援明禅寺;中军石川久智所部五千,攻克宇冈山城北方的原尾岛;元亲自将大军八千,通过汤泊村和四御神村,直取宇喜多氏居城沼城。
  “攻不下明禅寺,我一定会被三村军俘虏;攻下了明禅寺,三村军会全面崩溃——胜负就看这座城了,进攻!”宇喜多直家高声呼喊,军兵士气大振,终于攻破了城池。败兵逃跑中,遭遇到庄元祐的援军。听说明禅寺城已经失守,庄军军心大乱,明石、户川、长船等宇喜多氏麾下骁将趁势直进,铁砲声震动天地。最终庄元祐负伤,全军溃散。
  庄氏的败兵,随即逃到石川久智军中。进退两难的久智才刚召开军议,商讨对策,宇喜多军已经杀到,于是三村氏的中军也崩溃了。三村元亲死中求活,亲统旗本队直逼宇喜多直家的本阵小丸山——然后又是一场有死无生的搏命冲锋,宇喜多军前备明石行雄和冈刚介完全崩溃,幸亏长船、户川等军击败庄元祐和石川久智后匆匆来援,才将三村势击败。
  经过此役,原三村方的冈山城主金光宗高等人见势不妙,纷纷请降,宇喜多氏势力大振。数年后,宇喜多直家杀死金光宗高,将主城移往冈山。
  然而侵入备中和西美作的宇喜多势,不可避免地要与西国霸主毛利氏开启战火。永禄十二年(1569年)四月,毛利元就之子穗井田元清统军一万进攻备中,三村元亲也趁机包围了佐井田城的植木秀长。宇喜多直家匆忙整军一万来救,双方在一里手前对阵。激战正酣之际,毛利氏后备熊谷信直、桂元隆等将突然出现在战场侧面,夹击宇喜多军,宇喜多军丢下一百三十多具尸体后败退了。
  宇喜多直家不能够放弃佐井田,此城如落,所造成的连锁反应,会使得备中全境皆失的。于是他召集备中豪族——石川、福井、工藤等等,联军再来解围。两军乱战之际,佐井田城中因为兵粮缺乏,植木势大开城门,向毛利阵列发动决死的冲锋。直家准确掌握战机,及时将自己的旗本部队投入战场,毛利军大败,竟被斩首六百八十余级!
  当年夏季,尼子胜久在出云举兵,云州、耆州前此被毛利氏灭亡的豪族遗臣纷纷响应,一时间,烽烟遍地,战火腾起。这些势力兵数有限,于是莫不东向请求宇喜多直家增援。直家正是求之不得,遂趁毛利氏将重兵西调九州,与大友氏争雄的契机,帮助尼子等势力,先后攻克高田、幸山、丸山、山王山等城池。
  毛利氏东西应接不暇,遂请求织田信长和将军足利义昭出面,达成与宇喜多氏的和睦。天正元年(1573年),宇喜多直家扩筑冈山城,并将城下町的很大一部分赐予福冈豪商阿部善定,以报答他昔日收留自己的恩德——由此看来,说直家完全是一个冷血动物,似乎也并不怎么合适。
  第二年(1574年),足利义昭和织田信长正式决裂,向各处发布了信长讨伐令。各地的大名、豪族,纷纷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向背。中国地方,尼子、浦上等家族倒向信长,三村氏为了摆脱毛利氏的控制,也与织田氏暗通款曲;毛利氏当然是支持义昭将军的,而宇喜多直家,大概是考虑到自己主家浦上宗景和老对手三村元亲的态度,反而化敌为友,投向毛利氏的怀抱。
  天正三年(1575年),在毛利氏和宇喜多氏的联军讨伐下,松山城沦陷了,三村元亲在逃亡途中自杀,雄踞备中数十年的三村势力,一夕间烟销云散。这里顺便提一下三村元亲的妹妹鹤姬,她嫁给了守备常山城的上野高德,当毛利军包围常山的时候,鹤姬统率女军奋战在第一线,直至落城。这可算是战国时代罕见的女性豪杰——常山是三村势力的最后一座城池。
  不久以后,毛利、宇喜多联军又击败三浦氏,此时三备地区剩余的亲织田势力就只有宇喜多直家的主家浦上宗景了。天正五年(1577年),浦上氏同族久松丸发动叛乱,直家趁机施计攻取浦上本城——难攻不落的天神山城,浦上宗景被迫隐居。
  

  ●贱之岳合战
  
  宇喜多直家是在羽柴秀吉的一再努力说服下,才于天正七年(1579年)十月归顺于织田信长的,就在同月,明智光秀上报平定了丹波、丹后二国。其后不久,直家就病逝了,遗命其子八郎继承家督之位。八郎年龄还小,直家就请求羽柴秀吉收八郎为养子,拜领“秀”字,起名为宇喜多秀家。
  有了宇喜多氏相助,羽柴秀吉在东中国地区更是如鱼得水,屡战屡胜。天正十年(1582年)他水淹高松城,五月二十一日,毛利氏当主毛利辉元亲统大军到达高松城外,却被河水阻隔,无法前进,只能将本阵设在高松以西二十公里的猿挂城中。真正在前线与羽柴秀吉对峙的乃是“毛利两川”——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
  本能寺之变的同时,水淹高松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高松城守将清水宗治提出以自己一人切腹来挽救全体部下的性命,羽柴秀吉也答应说,只要得到宗治的首级,好让他对织田信长有个交代,他就立刻退兵。就在此时,秀吉得到了本能寺之变的消息,他暗中收拾行装,做好退兵打算,明里却好整以暇地等待宗治自杀。六月四日,清水宗治乘一叶小舟来到两军阵地中央,随即在舟中切腹。
  在与毛利军交换停战文件后,羽柴秀吉匆匆挥师东归。就在此时,毛利方也得到了本能寺之变的消息,吉川元春主张挥师追击羽柴军,然而足智多谋的小早川隆景却说:“秀吉不仅是智勇双全的大将,并且怀有天下大志,如果我们违誓,他必恨之入骨,恐非吾家之福。”拦住了元春。
  就这样,羽柴秀吉快速赶回近畿,在山崎击败明智光秀,从而在其后的清洲会议中掌握了主动权,拥有了重要的砝码。织田家中二分以后,织田信孝为了篡夺家督之位,靠拢和利用柴田胜家,甚至做主将自己的姑母市姬(原为浅井长政之妻)也嫁给胜家。在柴田胜家从北方向羽柴秀吉施压的同时,泷川一益也煽动伊势长岛一揆在南方捣乱。
  就在清洲会议的次年(1583年)年初,羽柴秀吉出兵进攻长滨城主柴田胜丰。柴田胜丰本是柴田胜家的养子,有望继承家督之位,然而胜家更宠爱自己的外甥、另一名养子佐久间盛政,这使胜丰寝食难安。在这种心理压力下,加上羽柴军大兵压境,胜丰遂开城出降——羽柴秀吉拔掉了自己身边的一枚钉子。
  羽柴秀吉所以敢于大胆进兵,是因为当年北陆地区又降下大雪,柴田胜家被困北之庄城中无法动弹。然而胜家确实悍勇,他闻讯后集结兵马,竟然铲雪前进,于三月十日开到了北近江的柳之濑地方。十二日,北陆各家兵马陆续集结,总势两万余,胜家在内中尾山立下本阵,佐久间盛政在行市山,前田利家在别所山,皆在本阵之南。
  十七日,羽柴军大约五万也开到了柳之濑南方、琵琶湖畔的木之本。羽柴秀吉命令其弟秀长屯兵田上山,堀秀政屯兵左弥山,中川清秀屯兵大岩山,高山重友屯兵岩崎山,桑山近晴屯兵贱之岳——大半都是山崎合战时候的老同僚,现在变成了新部下。
  羽柴军兵马众多,但所处地势较为低洼,柴田军兵数虽少,却占有地利之便,因此两军对峙一个多月,谁都不敢抢先发起进攻。四月中旬,羽柴秀吉伪作主力东移,前往讨伐美浓岐阜城的织田信孝。四月二十日,佐久间盛政认为战机来到,不遵柴田胜家之命而妄自发兵,绕过余吴湖,从侧面进攻羽柴军前阵。结果大岩山、岩崎山阵营瞬间就被攻克,中川清秀战死沙场。
  同时,佐久间盛政的副将柴田胜政也进攻贱之岳,眼看就要得手,却被渡琵琶湖赶来增援的丹羽长秀军击退。前军伸出如此之远,不由得柴田胜家不动,于是胜家下了内中尾山,前进至柳之濑旁的狐塚,前田利家则进至余吴湖北的茂山。
  消息在当日午后就传到羽柴秀吉耳中,于是二时左右,正在美浓国大垣城附近的秀吉命令大军掉头,全速前进,当晚九时就赶回了木之本。大垣和木之本之间距离为52公里,竟然只行军了七个小时(另一说是下午四时动身,则只跑了五个小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次日天还没亮,羽柴秀吉就对正在大岩山和岩崎山上休息的佐久间盛政部队发起猛攻。佐久间盛政不敌后退,在贱之岳附近遭到夹击,溃不成军。据说当时有七名秀吉麾下的年轻武士在战斗中立下大功,被后世称为“贱之岳七本枪”,他们是: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糟屋武则、片桐且元、加藤嘉明、平野长泰和胁坂安治。
  且说羽柴军追击败退的佐久间盛政,一路向北,还没等遭遇到茂山上的前田利家势,前田军就先自撤退了。前田利家是尾张国的豪族出身,一般认为,他和羽柴秀吉素来交好,因此不愿与秀吉交战,但也很可能是事先与秀吉达成过某种密约——这从战后秀吉将北陆大片领地封赠给利家,就可看出来了。
  非止前田利家一人,金森长近等暂隶柴田胜家麾下的织田家将领也纷纷退却,牵动中军,就此全面崩溃。佐久间盛政在逃跑途中被擒获,处以磔刑,而柴田胜家则在回归主城越前的北之庄后,被羽柴军团团围困,无奈之下和妻子市姬登上天守阁,对刺而死,同时引燃火药,炸了个尸骨无存。当年五月,织田信孝逃到尾张的内海地方,也自杀了,泷川一益降伏。
  经过贱之岳合战,历史就此由织田信长的安土时代,迈入了丰臣(羽柴)秀吉的桃山时代。
  

  ●小牧·长久手之战
  
  清洲会议以后不久,羽柴秀吉就在京都为故主织田信长举行了规模宏大、仪式隆重的葬礼——当然,信长早已尸骨无存了,只好做个衣冠塚——以下天下人表明,他才是真正信长事业的继承人。其后秀吉又在贱之岳战胜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柴田胜家,并逼死织田信孝。天正十一年(1583年)八月,羽柴秀吉重新分封诸将领地,把织田系的武将泰半纳入自己麾下,这一举动激怒了一个人,那就是织田信长的次男织田信雄。
  贱之岳合战的时候,织田信雄在尾张国作壁上观,他很希望羽柴秀吉打败柴田胜家和织田信孝,从而使自己距离织田家督更近一步,最不济也可以混个三法师的后见当当。然而秀吉在战胜后却根本没有尊奉信雄的打算,于是信雄联合东方的德川家康,于天正十二年(1584年)三月宣布与秀吉绝交。
  羽柴秀吉视织田信雄如同草芥,但他不能不顾虑势力日益膨胀的德川家康。家康原领有三河、远江两国,灭亡甲斐武田氏以后又拿到了骏河一国。本能寺之变的时候,家康与武田氏降将穴山梅雪斋信君应织田信长的邀请上洛,在安土、京都停留一段时候后,正转向堺市游览。噩耗传来,他立刻逃回老家三河。
  据说德川家康首先进入伊贺国,他手下的重臣服部半藏正成本源于伊贺三上忍,就临时招募伊贺残党来保护家康的安全。当时畿内一片混乱,一揆、落武者狩到处皆是,全靠了这些落难忍者的卫护,家康才得以安全回归本领。穴山信君就倒霉得多了,逃亡途中被落武者狩所杀。
  一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德川家康立刻毫不犹豫地发布了动员令,不过他的目标并非上洛去讨伐明智光秀,反而进军因为本能寺之变而乱成一锅粥的织田氏甲信领地。当时甲斐领主河尻秀隆为一揆所杀,信浓守将森长可等都已驰援畿内,这一大片无主之地瞬间就被家康一口吞下了。不仅如此,他还收编了很多武田氏的残党,军力越发雄厚——因此德川氏其后参与的战争,很多方面都延续了武田信玄的兵法原则。
  德川家康多年蛰居于织田信长之下,信长既死,平定天下原不作第二人想,没料到羽柴秀吉三不知跳了出来,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收纳了织田家的所有领地,这使家康大为恼火。正好织田信雄送来同盟书信,家康就以支援信雄为藉口,发兵西向,讨伐秀吉。
  天正十二年(1584年)三月开始,双方在小牧和长久手两个地区展开战斗。小牧,即织田信长的旧主城、尾张小牧山城。三月七日,德川家康从主城滨松出发,很快进入织田信雄的根据地尾张清洲城,德川、织田联军总数三万余。羽柴秀吉集合八万大军从北方进入尾张国,很快就攻克了犬山城。
  德川家康在小牧山附近筑起蟹清水、北望山等砦,严密防守,而羽柴秀吉也在犬山和小牧山之间的二宫山地修筑内久保山、外久保山、小松寺山等砦相抗。双方数度接触,羽柴军仗着人多势众,一开始略占优势,羽柴秀吉也干脆把本阵从犬山城转移到二宫山麓的乐田城中。
  对峙到四月六日,羽柴秀吉焦躁起来,打算出一支奇兵从战线东侧秘密南下,切断德川家康与其三河老家的联系,则德川军即可不战而败。这本是一步妙棋,然而用人不当却使策略彻底失效,不仅如此,还斩断了秀吉的臂膀,从而丧失了彻底消灭德川势力的可能性。且说秀吉派其养子羽柴秀次为总大将,池田恒兴、森长可、堀秀政为副将,率军两万南下。作为奇袭部队来说,这两万人的数量也未免太大了,消息很难不被泄露,因此奇袭军也分为两路,总大将羽柴秀次在西,随时戒备德川军的动向,池田恒兴等人在东,希望能够尽快攻克边境附近的岩崎城,突入三河国。
  奇袭军是四月六日半夜出发的,次日一早,德川家康就得到了消息,他派大将榊原康政前往追击,并且自己于八日晚间也秘密离开小牧山城,亲率近万兵马前往增援。四月九日凌晨时分,羽柴秀次军行动迟缓,还驻扎在本阵乐田城东南二十多公里外的白山林中,前锋池田恒兴等人倒已经杀至岩崎城下。四时左右,德川军突然对秀次军发动奇袭,羽柴秀次年纪很轻,没有战斗经验,短短两个小时就被兵力稍弱于己的德川军击溃了。
  羽柴秀次逃回乐田城,副将堀秀政则收拢残部,在白山林东南方的长久手地方构筑工事,想要挡住德川军,以掩护正在攻打岩崎城的池田恒兴部。七时左右,德川大军挟着战胜之势南下长久手,堀秀政战败退却。直到这个时候,岩崎城下的池田恒兴、森长可才得到消息,匆忙回身来战,却已经来不及了。九时左右,德川军猛攻池田恒兴部,池田恒兴、森长可全都战死——森长可是织田家谱代重臣,当年在近江宇佐山城战死的森可成是他的父亲,在本能寺为保护织田信长而被杀的森兰丸是他的兄弟。
  因为长久手战斗的胜利,德川军士气如虹,羽柴秀吉更不敢再贸然发动进攻了,就这样,他竟然被兵力小弱于自己的德川家康牵制在尾张境内,一直对耗到当年冬天。不过羽柴秀吉并没有在前线闲着,他利用威逼、利诱等种种手段,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终于说服织田信雄签下合睦文书。失去了拥戴信雄的大义名份,德川家康也就只好退兵,悻悻然回归远江滨松去了。
  

  ●关白秀吉的产生
  
  羽柴秀吉身世寒微,缺乏谱代家臣,他手下一半是当年织田信长派给的与力(助手),一半是清洲会议以后才陆续收服的老同僚,心腹将领数量很少,而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一手养育、提拔起来的年轻武士还未成熟,无法独当一面。在这种情况下,秀吉不可能长时间陷身于一场战役中,时间拖得久了,恐怕威望下降,导致内部有变。因此他大耍最拿手的外交手腕,不但说降了织田信雄,还在次月说服了德川家康,让家康送上庶长子德川秀康为人质,两家达成和睦——秀康的“秀”字,就是羽柴秀吉下赐的。
  天正十三年(1585年)三月,羽柴秀吉扫平了在纪伊造反的根来众和杂贺众,基本稳定了畿内局势。他急于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大义名分,从而慑服天下——当然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开设新的幕府,然而秀吉出身寒微,很难攀附上武家名门,因此事情变得格外地难办。
  从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以来,历代幕府将军都出自源氏(皇族和藤原氏的将军也都继承的源氏正统),镰仓的执权北条氏则是平氏一门,因此习惯上认为只有源、平二氏才有资格担任武家领袖。为了达成夙愿,羽柴秀吉就去央告流亡的室町末代将军足利义昭——从足利义满时代开始,足利氏把“源氏长者”,也就是源氏的宗家的地位掌握在自己手里——秀吉希望获得源氏长者义昭的认同,最好义昭还能收他当养子,赐与足利苗字,那么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幕了。可惜足利义昭流浪多年,雄心消磨殆尽,性格却反而变得格外执拗,在他想来,自己的人生不可能更凄惨了,又何必要对强权低头呢?
  听闻羽柴秀吉求告于足利义昭,朝廷公卿们未免有点起急。多年以来,朝廷一直受到武家幕府的压制,公卿们生活窘迫,朝不保夕,好不容易织田信长为了平衡公武势力,达到打压室町幕府的目的,对朝廷多少给了点好脸色看,朝廷立刻封官许愿,想把信长拉拢到自己身边来。当初信长是软硬不吃,坚决辞去朝廷赏赐的各种官位,搞得朝廷异常被动,现在羽柴秀吉待朝廷的态度比信长更好(其实初上台的势力莫不如此),如果不能及时拉拢他,让他去新建了一个幕府出来,朝廷不会再沦落到镰仓甚至室町时代的窘迫处境中去吗?
  然而织田信长自称是平氏或藤原氏出身,可以担任关白或太政大臣,羽柴秀吉门第太低,冒充哪个高门显姓都没人相信,要授予他高官阻碍重重。这时候,右大臣菊亭(今出川)晴季突然跳将出来——晴季素来与秀吉关系密切,前此秀吉想摇身一变成为源氏,就是此人去找足利义昭关说的——表示他愿意帮忙牵线搭桥,让秀吉和藤原氏扯上关系,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就任朝廷高官了。
  当时是正亲町天皇在位,正亲町天皇时代的第一位关白是近卫晴嗣,后来改名为近卫前久,然后是二条晴良、九条兼孝、一条内基和二条昭实。藤原北家历代担任摄政•关白,逐渐分为近卫、鹰司、九条、二条和一条五个分支,时称为“五摄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关白如不五摄家的子弟担任,是不被朝议和世俗认可之事。于是同为藤原北家出身的菊亭晴季就跑去说服前关白近卫前久,让前久认了羽柴秀吉做犹子(名义上的儿子),给予秀吉藤原北家的身份资格。天正十三年(1585年)七月,朝廷正式下诏,让藤原(羽柴)秀吉接替二条昭实就任关白一职。
  藤原秀吉从贱之岳合战后不久,就下令在摄津国的海岸边,也是原来石山本愿寺旧址附近为自己修筑一座新的主城。这座城池规模宏伟,丝毫也不逊色于当年织田信长的安土城,据说动用超过六万民伕,花费了近三年的时候才得以盖完,起名为大坂城。因为秀吉的暴发户心理,他把搜集来的各种宝物全都放置在大坂城里,并且天守阁内部漆金涂银,华丽无比。藤原秀吉是打算用此天下无双的城堡,向全日本大名宣布:我关白秀吉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我是天皇的代理人,信长公的权势也未必有我煊赫。
  藤原秀吉的名字喊了一年半,然而朝廷公卿本来就假清高地瞧不大起武人,何况秀吉在武人中也属于出身较低的那一类,整天在背后指指点点,搞得天皇和秀吉本人都不大有面子。到了天正十四年(1586年)十二月,正亲町天皇痛下决心,授予秀吉养老令官制中的第一位太政大臣,并下赐新姓为“丰臣”。前面提到过,臣、连之类均为古代氏姓制度时代设定的姓,而丰是喻丰茂繁盛之意。从此,羽柴•藤原秀吉就正式改名为丰臣秀吉了。
  

  日本刃的知识
  
  冷兵器时代,最负盛名的三大名刃,是指大马士革刃、日本刃和马来刃。有人称其为“三大名剑”,那是很不科学的,因为按照我国的传统分类法,单面开刃为刀,双面开刃为剑(当然,偶有例外),而大马士革刃和日本刃的全盛时期,产品大多为刀,并且是曲刀,只有马来刃刀剑并重。
  日本本土产铁量少并且多为砂铁,所以要造好刀,只能高价从我国购入钢锭,或者反复精炼砂铁,这就使得古代日本人极为宝贵刀剑,既独辟蹊径琢磨出一整套打造名刃的工艺,又世代相传,好刀不使损毁、湮灭,才在世界上留下了那么大的名声。
  制造日本刃的第一步是冶铁,即将砂铁渗碳强化,造出铁、钢和铣来。以铁中的含碳量为依据的话,一般含炭量较小的即称为铁,特征是非常柔软,在常温下就可以弯曲;含碳量接近1.85%的铁称为钢,特征是坚硬而较脆,常温下很难弯曲,加热后可以锻造;含炭量高过1.85%的铁称为铣,较易融化,无法锻造,因为实在是脆得可以,很轻易就可折断。
  其实光用钢就能打造出兵器来,但这种兵器被称为“丸锻”、“割刃铁”或“数打物”(指一天可以打出好多把来),乃是下品。必须将不同质地,也即不同柔韧性和坚硬度的钢、铁甚至铣结合在一起,经过反复捶打,使得刃利背韧,才真正成其为日本刃。专用名词有“三枚合”、“本三枚合”、“四方诘”、“五枚合”等等,指用几种原料合而为一。
  最繁复的是“四方诘”,就是用一条铁料为基干,一面加铁为背,一面加钢为刃,左右再包夹两条铁料,使其更为坚固。打造出这样的复合材料,然后再加淬火和研磨,真正的日本刃就算完成了。
  这样将多重软硬不同的钢材或铁材锻炼、敲砸在一起,再经淬火和研磨,使兵器表面呈现出或如水波、或如鱼鳞,各种不同的花纹来,就是所谓的“高碳花纹钢”(三大名刃,考其质地全都是高碳花纹钢)。这种花纹深入肌理,虽千年以后,磨去铁锈,依然美妙无伦。不过日本刀流线状的外形非常美观,而日本刃本身的花纹种类既少,也不够规整,属于“平面碎锻复合暗光花纹刃”,就远没有大马士革刃和马来刃来得漂亮了。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二十三章南海风起,西海浪涌


●“姬若子”和“鬼若子”
  
  丰臣秀吉在获得赐姓和太政大臣的官位前后,主要向西方用兵。他首先降伏了毛利氏,随即于天正十三年(1585年)夏季进攻四国。四国岛,顾名思义,是由赞岐、阿波、伊予、土佐四国所构成的,此外还有一个淡路岛,早在秀吉奉信长之命进攻中国地区的时候,就捎带手平定了。应仁之乱的时候,四国主要属于东军的势力范围——赞岐和土佐是细川胜元、阿波是细川成之、伊予是细川胜久。但是,西军也在伊予国埋下了一颗钉子,那就是河野通直,后来战国大名河野氏的祖先。
  战国时代,东四国的赞岐、阿波基本仍在细川氏,后来在篡夺细川氏权力的三好(十河)氏的掌控中,而西四国的伊予和土佐,则群雄并立,恶战不休。先说土佐国,主要割据着七家有力豪族,史称“土佐七雄”,他们是——津野、吉良、本山、安艺、大平、香宗我部和长宗我部。土佐多山而贫瘠,区区一国之中的所谓“雄长”,也不过是些拥有一郡或数乡领地,三五个砦子,不到一千人马的小势力而已。
  土佐七雄之中,势力最大的要算土佐郡的本山氏、安艺郡的安艺氏,还有两个宗我部氏。在古代日本,有一个姓“秦”的家族非常煊赫,枝繁叶茂,繁衍了分家无数,他们自称是中国秦始皇的后裔,始皇的子孙弓月君东渡到日本,在与迈向统一日本进程的大和王国战斗失败以后,即被吞并和同化。据说,秦家有一位著名人士叫作秦河胜,他的子孙曾经移居信浓国,成为关东许多秦姓豪门的始祖。到秦河胜第二十六世孙秦能骏的时候,西迁入土佐国长冈郡宗我部乡,于是定苗字为“宗我部”。
  源平争战的时候,宗我部氏跟随土佐香美郡的豪族夜须行宗为源赖朝作战。镰仓幕府开设以后,行宗得到了长冈和香美两郡的土地作为奖赏,跟随行宗的宗我部氏也因此分在两郡,演变成了长宗我部(在长冈)和香宗我部(在香美)两支。宗我部也称曾我部,因此长宗我部和香宗我部也经常会被写成长曾我部和香曾我部——日本人使用汉字,并不如我们的祖先那样严谨。
  战国初期,长冈郡宗我部氏的当主是长宗我部兼序,主城在冈丰。土佐国内的几大豪族——本山、山田、吉良、大平——联军进攻,打破冈丰城,杀死兼序。兼序的儿子国亲当时年仅六岁,传说被家臣藏在箱驮中逃出城去,往依中村的一条房家。
  土佐一条氏和飞驒姊小路氏、伊势北畠氏,并称“三国司”,是很少的从朝廷公卿转化为战国大名的势力,当主一条房家的祖父一条兼良还曾经就任过关白。传说,房家曾经和长宗我部国亲开玩笑说:“你能有胆从高楼上跳下来,我就帮助你复兴长宗我部家族。”没想到国亲真的去跳楼了。房家惊叹之下,对他喜爱非常,果然在永正十五年(1518年),通过协商将冈丰城要回,还给了国亲。
  从此,长宗我部国亲就开始了艰难卓绝的重新创业的历程。一直到天文十六年(1547年),他才终于积聚力量,向南攻灭大津城的天竺氏,向东攻灭山田氏,扩大了领土。接着,他让次子亲泰继承同源的香宗我部家,基本控制了香美全郡。
  但是长宗我部国亲非常头疼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的嫡长子长宗我部元亲,这孩子从小身体就不好,面色苍白,沉默寡言,被家臣暗地里称为“姬若子”,意思是:象女人一样的男孩子。这样的孩子怎么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呢?国亲对此一直犹豫不决,直到元亲的初阵——
  和其他战国武将相比,长宗我部元亲实在是晚熟,他直到二十二岁才始初阵,并且已经这么大了,连怎样使用长枪还不会。他偷偷跑去请教某位武士,对方告诉他:“很简单啊,只要把目光和枪尖连成一条直线,然后不怕死地往前冲就可以了。”元亲牢牢记住,于是依法统率五十骑冲锋陷阵,一下子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从此以后,他的外号也从“姬若子”,变成了“鬼若子”。
  长宗我部国亲一直切齿痛恨着土佐郡的本山氏,因为那是当初攻破冈丰城,杀死他父亲的主谋者。一条房家为了消弭这段仇恨,使两家和睦,要求国亲把女儿嫁给本山氏当主清茂的儿子茂辰。国亲答应了,但这并不说明仇恨已经化解,而仅仅因为他估计自己的力量,暂时还不是本山氏的对手。
  弘治元年(1555年),本山清茂去世,茂辰继位。第二年(1556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的长宗我部国亲悍然发兵攻打本山氏麾下的秦泉寺扫部,扫部败死。永禄三年(1560年),他更攻下本山氏的两座重要支城——长滨和浦户,并于六月十五日驱全族之力,指向本山城。但就在进军途中,国亲突患急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一说五十九岁)。
  在此之前,长宗我部国亲其实已经将一门总领之位传给儿子元亲了,他自己剃发出家,法号瑞应觉世——四国的豪雄长宗我部元亲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长宗我部氏的崛起
  
  永禄五年(1562年),那时候织田信长才刚打完桶狭间合战不久,长宗我部元亲再度征讨本山氏,发兵三千余,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堡朝仓。本山茂辰挥军来救,九月十六日,双方在朝仓城下展开大战。长宗我部军先锋乃是元亲之弟香宗我部亲泰,以及久武肥后守亲源、中岛大和守亲吉。战斗从辰时(上午八時左右)开始,打了整整一天都没能分出结果。第二天一早,双方再度进入战斗状态,本山茂辰的嫡子亲茂当先冲阵,勇不可当,逼退了元亲本队。多亏鹈来巢、几井等七百人急袭本山军侧翼,才挽回了全军崩溃的态势。
  香美郡土豪野中、五百藏等家族,援护长宗我部元亲本阵退往神田城休整集结。第三天也即十八日卯时(凌晨6时),元亲重整旗鼓,离开神田城驰向前线,在鸭部的宫前地方,与也几乎同时杀出朝仓城的本山茂辰军遭遇。战斗持续到酉时下刻(傍晚7时),经过三十余回合的交锋,长宗我部军终于获得了胜利。本山军战死武士三百四十三名,茂辰被迫放弃朝仓城,退归居城本山。两年后(1564年),本山茂辰去世,新家督亲茂迫于长宗我部氏越来越强的压力,于永禄十一年(1568年)前往冈丰城投降。就这样,长宗我部元亲终于消灭宿敌本山氏,把整个土佐郡都纳入了掌握之中。
  永禄十二年(1569年),长宗我部元亲又发兵安艺郡,先后攻下新庄、穴内等城,直取安艺城。由于安艺氏谱代家臣的内应,很快城破,当主安艺国虎安排儿子千寿丸逃去阿波,又把夫人送回娘家一条氏,然后自杀,安艺氏灭亡。
  本山和安艺两个家族的灭亡,燃起了长宗我部元亲的熊熊野心,他不顾弟弟吉良亲贞的劝阻,开始向西进发,准备向大恩人一条家下手。这时候一条房家早已去世,当主为其重孙一条兼定,一个整天沉溺于酒色之中的无能家伙。随着长宗我部势力的逐步入侵,一条氏属下的城堡纷纷变节。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当主所为,并且恐惧暗淡前途的家臣们,在老臣土居宗珊的带领下,追放兼定,改立兼定之子,同时也是长宗我部元亲的女婿一条内政为新家督。兼定凄凄惶惶地逃到九州,去依靠自己的岳父、丰后国主大友宗麟,宗麟要他静待时机,以图再举。
  时机终于到了,因为长宗我部元亲借口一条内政谋反,杀死内政,而把自己的弟弟吉良亲贞分封在原一条氏本城中村,打算完全吞并土佐国幡多郡,于是天正三年(1575年),受到丰后大友氏支持的一条兼定进入伊予国,立刻得到当地豪族法华津播磨守、御庄越前守等人的支持,集结一千七百多兵马,南下土佐。
  一条兼定纠合旧臣,重构名城栗本,然后在四万十川西岸一带,筑乱杭、逆茂木等砦,布置了三百支铁砲,以防备长宗我部氏的进攻。一条氏复兴的速度实在太快,长宗我部元亲一下子蒙住了,没能及时拿出对应的策略。不久后,兼定完全控制了幡多郡西部,兵力上升到三千五百。他进攻长宗我部方的敷地城,守将敷地相模不敌而走,逃到盐冢城后自杀。
  长宗我部元亲终于统合了七千三百大军,离开本城冈丰,进入中村城。两军在四万十川东西岸布列阵势。元亲把全部兵力分为两个部分,一队主攻,一队佯动,以迷惑敌军。一条军果然中计,拔阵而行。趁此时机,元亲亲自统帅本队从四万十川上流浅滩横渡,直插一条军侧翼。一仗下来,一条方武士被讨取二百余名,全线崩溃。三日后,栗本城也被攻落,一条兼定逃亡中被家臣所杀。至此,长宗我部元亲完全统一幡多郡,也同时完全统一了土佐国。
  统一土佐以后,长宗我部元亲的下一个目标是伊予国,伊予最大的势力是西园寺和河野两个家族。西园寺氏是藤原北家的名门出身,到西园寺实充这一代,所领规模最大。实充传子公高,公高在和豪族宇都宫氏激战的时候战死于飞鸟城下,实充之弟公宣继承了家督之位,又传给公广。西园寺公广一辈子都在和河野氏、大友氏、毛利氏、一条氏和长宗我部氏争战不休,家族越来越是衰弱,终于灭亡在部下武将的叛乱之中。
  河野氏出自越智氏,从源平争战时代起就是伊予的强大国人势力。应仁之乱的时候,这一家族也是唯一扎根四国的西军势力。但等传到河野通直做家主的时候,河野氏也已经在大友氏和毛利氏的反复攻击下衰弱了。通直想把家督之位传给同族村上水军的来岛通总,遭到家臣反对,只好传位远支的河野通宣。最终,河野氏也和西园寺氏一样,拜倒在长宗我部元亲统一四国的脚步前。
  

  ●四国统一战
  
  长宗我部元亲于天正八年(1580年)开始进攻南部伊予,灭亡了宇都宫氏。此时,织田信长的势力已经伸向四国,元亲就派家臣中岛可之助前往与织田信长谈判,请求让儿子拜领信长的一字,结成“乌帽子亲”。信长在提到元亲的时候,叫他“无鸟岛之蝙蝠”,意思是“没有我信长(鸟)在的四国(岛)的元亲(蝙蝠)”。中岛可之助回答说:“蓬莱宫之カンテン。”蓬莱宫也是指的南方岛国四国,カンテン则一解为“恩惠”,一解为“天狗”。不知道信长究竟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但总之他对这样的回答非常满意,可之助不辱使命而归。
  天正十年(1582年),长宗我部元亲开始对东伊予和赞岐国展开大规模侵攻。当时东四国(赞岐和阿波)的最大势力乃是三好氏的分家十河氏,当主十河存保早就已经归附了织田信长,因此信长对长宗我部氏的东进非常不满。最终信长撕毁盟约,命令三男信孝和大将丹羽长秀做好进入四国增援十河氏的准备。然而双方军队尚未接触,就传来了“本能寺之变”的消息,织田军仓惶后撤。
  当年八月,长宗我部元亲统率二万三千大军进攻阿波国胜瑞城,这是十河存保的主城。此时正当秋收时节,传说元亲下令割尽敌国境内的稻子——这也是一种必需的军事手段。然而,割稻刚开始不久,元亲却又突然修正了命令:“稻子虽然是敌人的,但是种稻的百姓却不是我的敌人,给百姓们留下一畦吧。”
  二十七日,长宗我部军延中富川布阵,十河军五千余在胜兴寺布阵。十河存保派先遣队两千人往河原探查敌军动向,结果遭遇香宗我部亲泰部下三千兵马,战斗正式展开。这场战斗打了几乎整整一天,最终十河存保在突击元亲本阵失败以后,率先脱离战场,逃归胜瑞城。战争的结局是很惨烈的,长宗我部方阵亡六百六十人,而十河方被讨取八百四十三人。九月二十一日,胜瑞城被攻陷,十河家灭亡,长宗我部元亲完全统一四国。
  然而一方枭雄长宗我部元亲的晚年却非常凄惨。首先是才刚统一四国的他,屁股还没坐稳,就于天正十三年(1585年)遭遇到天下人丰臣秀吉的四国平定战。秀吉派其弟丰臣秀长为总大将,渡海进攻四国地区,在敌我极度悬殊的力量对比下,长宗我部氏一战而败,元亲听取了长子、继承人信亲与重臣谷忠澄的劝说,被迫降伏,只得到土佐一国所领安堵。此后,他着意巴结和奉承秀吉,却没能获得更大的好处。
  天正十四年(1586年)十二月,丰臣秀吉命令长宗我部元亲、信亲父子参加九州征伐战,长宗我部元亲前往土佐神社祈祷战胜,结果头上的斗笠撞上鸟居(神社前类似牌坊的建物)折断了。家臣们都说这是凶兆,元亲倒不在意:“胡说,明明是吉兆!”谁成想,不久后信亲就在户次川合战中战死了。
  那一年,长宗我部信亲年仅二十二岁,他为人勇猛英武,一直是元亲最寄予厚望的儿子。信亲死后,元亲下令推倒神社门前的鸟居,此后再不修建。这位豪雄从此一蹶不振,并且开始倒行逆施,他重用佞臣久武亲直,疏远弟弟香宗我部亲泰,杀死次子香川亲和、侄子吉良亲实,最后还不顾所有人反对,传位于末子长宗我部盛亲。就这样,在极度的悲伤、寂寞和胡作非为中,结束了自己的残生。
  拉回来再说丰臣秀吉,他在平定四国的同一年,收降了最后一位织田家的同僚——同情柴田胜家的佐佐成政。然后次年(1586年),为了拉近与德川家康的关系,使得家康可以心悦诚服地来到大坂向身为关白的自己跪拜请安,秀吉竟然勒令自己的妹妹旭姬离婚,强迫把她嫁给了德川家康。家康自从正室筑山夫人因织田信长的严令被赐死以后,一直没有续弦,他经过反复思量,认为丰臣势力正如日中天,无法与之抗衡,于是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
  丰臣秀吉用外交手段稳定了东线,随即再度将目光投往西方。天正十四年(1586年),他以太政大臣的名义,发布了《关东•奥两国总无事令》,即命令以关东的后北条氏、奥州的伊达氏和羽州的最上氏为首的东方各诸侯,不得随意开战,侵攻他人领土,也就是别给自己惹麻烦。扔下这一纸文书后,七月,丰臣秀吉下令九州征伐,攻击正在北进攻击大友氏的岛津氏。
  

  ●切支丹大名
  
  战国前期,北九州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是大友氏和少贰氏。大友氏自称其祖先是第一代幕府将军源赖朝的私生子,根子不正,血统可纯。室町幕府开创之初,足利尊氏被楠木正成等打败,逃往中国地区,受到以大友氏、少贰氏为首的九州豪强的支援,据说数日间会兵五十万,终于东进攻克京都,把历史推入南北朝时代。尊氏于是嘉奖大友家督氏泰之功,一下子给了他肥后、丰后、肥前和日向四国守护职。
  大友氏传至第十九代家督大友氏长的时候,开始确立战国大名体制。氏长死后,传子义鉴——大友义鉴时代主要是与中国地区的大内氏交锋(北九州的丰前国,是掌握在大内氏手中的),为此还暗中联络并支持尼子氏,大耍远交近攻的手段。
  大永六年(1526年),大内军占领了大友氏的马岳城,大友义鉴命令麾下户次家族出兵收复。但户次氏当主亲家重病卧床,只好由他十四岁的儿子户次守亲统率三千兵马出阵——这是守亲石破天惊的初阵,因为他勇猛善战、用兵神速,竟然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任务,攻克了马岳城。于是大友义鉴赐以一字,改其名为户次鉴连——也就是后来支撑大友家的名将、“雷神”立花道雪。
  大友义鉴也算一代豪雄,最终却毁在自己儿子手里。他的长子义镇勇悍骄狂,锋芒毕露,遭到包括叔父菊池义武、师傅入田亲诚在内的家中诸多重臣的反感。为了巩固地位,义镇利用父亲与叔父对大内氏或战或和的意见分歧大做文章,终于致使其兄弟反目,削弱了反对自己的势力。
  然而大友义鉴不是白痴,他很快就察觉到儿子的阴谋,于是准备废掉义镇,另立三子盐市丸为继承人。和战国时代日本各地频繁上演的故事一样,大友义镇抢先得到了消息,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派重臣津久见美作守、田口藏人等突袭大友义鉴的居所,义鉴和其女儿、盐市丸和其生母,以及一众侍女尽数被杀,史称“二阶崩之变”。事后,入田亲诚也在逃回领地后被攻灭,大友义镇顺利地坐上了一门总领之位。
  大友义镇是日本最早的切支丹(即天主教徒)大名之一,他在永禄五年(1562年)成为教徒,随即取号为宗麟(宗麟在拉丁文中意为“带来光明的人”),组织了全日本第一支铁砲军队,对外挡住了毛利氏强大的九州攻势,对内兼并了秋月氏、城井氏、高桥氏等豪族,一时间成为实至名归的北九州霸主。
  当时大友氏最著名的将领就是户次鉴连。天文四年(1561年),毛利大军入侵北九州,攻陷了重镇门司城。大友义镇亲统大军前往争夺,战斗正酣时,鉴连所部八百名弓兵冒着被反击的危险,将卷有字条的箭矢如雨般射向敌人。毛利军打开字条一看,无一例外都写着:“户次伯耆守鉴连随时候教!”此后,无人不知户次鉴连的大名。
  户次鉴连后来号为“麟伯轩道雪”,又受封为立花山城主,继承立花氏的苗字,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立花道雪。天正三年(1575年),他将城主之位让给年幼的独生女儿暗千代,自己退居二线(女性而为城主,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六年后(1581年),同僚名将高桥绍运之子统虎入赘,就是赫赫有名的立花宗茂——高桥绍运和立花道雪经常统一作战,时称为“大友双璧”。
  据说立花道雪壮年时曾在大树下躲雨,响雷落地,他以爱刀“千鸟”劈向雷光,结果被打得半身不遂,从此不能骑马,只好由亲兵抬舆,指挥作战。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其战绩,平生经历大小三十七战,竟然无一失败,因此被人称为“雷神的化身”,又称“鬼道雪”,名刀“千鸟”也自此被称为“雷切”。
  然而即便拥有这般名将,一样无法挽救大友氏衰败的命运。大友宗麟做人的准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恃功自傲的家老田口藏人和佐伯惟教先后遭到流放,此外,宗麟也没有忘记曾经反对过他的叔父菊池义武,将其流放到对马岛。在这种雷霆手段之下,家族内部开始产生纷争,而成功后的大友宗麟,却象许多战国大名一样犯了贪享太平的毛病,不但沉溺于天主教,还爱好茶道,拥有十多种全国知名的茶器,据说连远在京都的足利义昭将军都产生了邀请他上洛的愿望。
  就这样,天正六年(1578年)的“耳川合战”宣告了大友氏的末日将近,大友宗麟被南九州的岛津氏打得落花流水,连本领丰后都遭到侵入,遂向丰臣秀吉求救。丰臣秀吉正是打着帮助大友氏的旗号杀向九州,征伐桀骜不驯的岛津氏的。西海地区,徒起烽烟。
  

  ●肥前之熊
  
  天正十四年(1586年)七月,关白丰臣秀吉以援救大友氏为藉口,调集大军进攻九州——因为这个时候,原本称霸北九州的大友氏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眼看就要灭亡了。敢于挑战大友氏霸权的势力共有两个,先是龙造寺氏,然后是岛津氏。
  先说龙造寺氏,这个家族自称出于藤原秀乡,不过可以查考的其先祖乃是九州豪族高木季纲,季纲的次男季家约在镰仓幕府初期得到了肥前国小津郡东乡内的龙造寺的地头职,从此就以龙造寺为苗字。战国时代,龙造寺氏从属于名门少贰氏——应仁、文明年间,北九州诸国守护,筑前是大内氏,筑后、丰前、丰后是大友氏,肥后是菊池氏,肥前是少贰氏和涉川氏。少贰氏一直与大内氏争战不休,势力逐渐衰弱。
  天文五年(1536年),因为后藤氏、波多氏、龙造寺氏等肥前豪族纷纷倒向大内方,大内义隆遂挥师南下,顺利攻破少贰氏的主城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二十四章关东之城,奥北之月


 ●名胡桃城夺取事件
    
  天正十五年(1587年),眼看即将统一九州的岛津氏在丰臣秀吉的征伐大军面前一再败北,最终于五月八日,家督岛津义久以剃发出家作出姿态,派重臣伊集院忠栋前赴丰臣秀吉处递交了降表。当时岛津家中分为两派,义久、义弘、家久主张暂时后退一步,以待时机,岛津岁久则主张继续抵抗。在义久降伏后,岁久仍然固守宫之城不肯认输,虽然最终在兄长义久的反复劝说下,这个三弟被迫含泪承认了败局,但从此就埋下了岛津氏兄弟相残的悲剧的种子。
  丰臣秀吉接受了降表,随即命令岛津氏退出九州中北部,只留下萨摩、大隅和日向南部地区作为封地。岛津义久为此灰心丧气,不久后就将一门总领之位让给了弟弟义弘,而他另一个弟弟、优秀的战术指挥官岛津家久,则突发暴病去世了——传说是被丰臣秀长下毒害死的。
  丰臣秀吉重新划定九州中北部各大名的领地,他先把肥后封给了老同僚佐佐成政,但于次年(1588年)闰五月却又藉口佐佐氏领内一揆而逼迫成政自杀,随即把其领地分而为二,赐给了自己的两名亲信侍卫: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此二人本有矛盾,现在领地相邻,纠纷更是层出不穷,最终各自代表了丰臣家中文治和武断两个派别,导致兵戎相见——此乃后话,暂且不提。顺便说一句,天正十八年(1590年)三月,丰臣秀吉还剥夺了龙造寺政家的封地,转交给龙造寺家的谱代重臣锅岛直茂。
  从九州回来以后,丰臣秀吉暂时专心于内政,先是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起名为聚乐第,还邀请后阳成天皇行幸,君臣赏花咏诗,做出一副和乐融融的景象。随即他发布了海贼禁令和“刀狩令”——所谓刀狩,前面提到过,就是不允许农民持有武器,从而可以更牢固也更安稳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避免发生转职和一揆。这种种政策并不是秀吉的独创,而是织田信长政策的延续,只不过信长的政策很多都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和暂时性,将其固定下来,并推广到全国的,乃是丰臣秀吉。
  西面既然已经镇定,丰臣秀吉就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此时越后的上杉景胜已经归降,东方仍不肯接受他关白兼太政大臣大人的领导,或者只是名义上尊奉却自行其是的势力,还有关东的小田原北条氏,以及陆奥、出羽的群雄。秀吉正想着找个什么藉口出兵关东,最终统一整个日本呢,可巧,机会立刻就送上门来。
  且说本能寺之变以后,德川家康趁机将势力伸入甲信地区,小田原城的北条氏政也没闲着,一方面派兵夹攻甲信,一方面将势力伸入上野。此时上野国内最大的势力乃是武田氏遗臣真田昌幸(真田幸隆之子),此人智谋无双,顽强地挡住了后北条军以及随后杀来的德川军。天正十三年(1585年),就在丰臣秀吉想尽办法让德川家康降伏,最后不得不于翌年(1586年)把妹子都嫁了过去的时候,爆发了第一次上田城之战,真田氏两千五百兵马大破德川氏七千余众。
  等到德川家康娶了丰臣秀吉的妹妹旭姬,并且跟随天下大势,亲自上洛去觐见秀吉以后,真田昌幸眼看情势不妙,也就立刻奉上愿意服从中央领导的表章。于是丰臣秀吉出面调解德川氏、后北条氏和真田氏之争,将上野沼田地区分为三份,两份给后北条氏,以名胡桃城为中心的三分之一封给真田氏。
  北条氏政先后与在奥州迅速蹿起的战国大名伊达政宗以及德川家康结盟,并迎取家康之女督姬为其继承人氏直的夫人,就此,广大的东海、关东、奥羽地区联成一片,对正在谋夺天下的丰臣秀吉造成很大威胁。于是秀吉在用外交手段降伏了德川家康以后,就于天正十四年(1586年)以太政大臣的名义,发布了《关东•奥两国总无事令》,即命令以关东的后北条氏、奥州的伊达氏和羽州的最上氏为首的东方各诸侯,不得随意开战,侵攻他人领土。
  丰臣秀吉当时正准备九州出阵,所以对于东方诸侯,暂且使用威吓策略。可笑北条氏政以为天下六分之一的领土已在手中,又有坚不可摧的小田原城,与德川氏、伊达氏的联盟牢不可破,竟然把秀吉的警告当成耳旁风。就在这种形势下,天正十五年(1587年)十二月三日,“名胡桃城夺取事件”发生了。
  且说北条氏康的第三个儿子、北条氏政的弟弟氏邦,时为武藏国钵形城主,其家臣猪俣范直奇袭名胡桃城,真田方守将铃木重则城破后自杀。这一事件,成为丰臣秀吉小田原出阵的直接藉口。
  

  ●小田原评定
  
  天正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十日,丰臣秀吉在聚乐第大会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等有力大名,随即召开东征军事会议。最终的布置如下:
  首先,伊贺以东的东海道诸将,以近江、美浓之兵为主力,沿东海而上直取小田原城,先阵为德川家康;其次,中国、四国地区的诸侯,包括纪伊、伊势的水军,沿东海道海岸指向伊豆和相模;第三路,越后、信浓之兵,从东山道经上野、武藏南下,称为“北陆支队”,总大将为前田利家和上杉景胜。以当年二月一日到三月一日为出阵日期,以长束正家为兵粮奉行,准备军粮二十万石,并用黄金两万枚从伊势、尾张、三河、远江、骏河诸国收购粮草随时补充。
  此次小田原征伐,联军兵力统计为:德川氏先阵三万人,沿东海道而上的丰臣秀吉本队十四万,水军一万,北陆支队三万五千,另外东海道诸城守军一万余——总兵力竟高达二十二万之众,对外号称三十万!这是战国百余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强大军势。其实以丰臣秀吉当时的实力,三分日本有其二,根本不用动员半数兵力就可以平定关东。但是一来秀吉习惯以强大军势或者惊人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来也要向天下人显示自己有如天神一般的强大威势。可惜,俏眉眼做给瞎子看,北条氏政根本不是那种有头脑、有眼光的人,仍然顽固地梗着脖子,不肯降服。
  当然,终归也有知情识趣的人存在。丰臣秀吉所以叫与北条氏有姻亲关系的德川家康为先阵,正是想试探家康之心。且说出阵前的正月三日,家康主动把第三子长丸送到了大坂城做人质,秀吉心花怒放,立刻亲自给长丸举行了元服仪式,并赐一个“秀”字——这就是后来的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
  大军进处,原本还在观望风色的各路诸侯纷纷前来会合,到了天正十八年(1590年)四月,丰臣氏大军团团包围了小田原城,等到六月,一直以来桀骜不驯的奥州大名,同时也是后北条方另一位重要盟友的伊达政宗也终于南下参阵,身穿死服,亲自觐见丰臣秀吉。
  那么,防守方的后北条氏又究竟是怎么打算的呢?当时北条氏政已经退位隐居,躲至幕后,后北条氏名义上的家督乃是其子氏直,氏直下达总动员令,得兵三万五千,再加上友军两万余,总兵力也达到了五万六千。如果纯从数字方面考虑的话,用五万重兵防护坚城,没有三五十万兵马确实难以攻克。然而,天下大势已经完全变更,军队的编组也与战国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后北条氏采取兵农不分政策,所谓的五万六千兵马,是尽数搜集领内十五岁到七十岁之男子,免除部分劳役和年贡的结果,也就是说,相当多是少经战阵的农民;而丰臣秀吉的直属部队,因为兵农分离和刀狩等政策,正从临时义务兵向职业兵转化中。用五万民兵对抗二十万职业军人,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要提到“小田原评定”,本来这种每月两回的重臣评定,乃是后北条氏独创的先进会议制度,然而这一名词,后世却成为“久拖不决的会议”的代名词。因应丰臣秀吉来攻的重要评定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天正十六年(1588年)五月,商讨臣从还是敌对的问题;第二次,天正十八年(1590年)正月,商讨笼城还是出阵的问题;第三次,同年六月,商讨降伏还是决战的问题。
  第二次评定的时候,主张笼城的乃是重臣松田宪秀,主张全军出击,在箱根天险迎击丰臣大军的,乃是钵形城主、一门众北条氏邦。双方各执己间,相对侃侃而谈,长久不能达成决议。最后还是北条氏政亲自出面,以乃父氏康当初两度笼城,上杉谦信、武田信玄先后来攻却全都铩羽而去为理由,敲定了笼城的方略。
  把拥有二十二万军势的丰臣秀吉,和顶多可以动员两三万人的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相比,北条氏政的头脑真是僵化到了极点!
  且说天正十八年(1590年)三月一日,丰臣秀吉亲率三万两千直属部队出阵,十九日到达骏府。当时,德川家康已经在伊豆、骏河国境上的长久保城扎下本阵,翌日即赶到骏府,与秀吉共商进攻方略。二十七日,秀吉进入沼津的三枚桥城,翌二十八日,与家康一起来到后北条氏的前线阵地山中城附近视察。视察后交换意见的结果,是从二十九日开始,向山中城和附近的韮山城发起第一轮攻击。
  北条氏政、氏直父子,一直致力于把整个关东地区整合成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关八州国家”,因此因应新的强力中央政权之诞生,很早以前就开始加紧军事准备。天正十五年(1587年),丰臣秀吉平定九州,后北条氏理所当然地认识到,下一步必然会是“关东平定战”。于是当年,北条氏直即以“京势阵用意”为名,征发领内各寺社的铁钟,改铸为用作城守的大炮。同时,加修各支城的城防工事,尤其在东海道必经之路的箱根天险附近,构筑了足柄、山中、韮山三座坚固要塞,作为第一道防线。
  三月二十九日的山中城之战,揭开了后北条氏灭亡的序幕……
  

  ●后北条氏的灭亡
  
  山中城守将,乃是后北条氏重臣松田康长。当时,玉绳城主北条氏胜,小田原旗本众间宫康俊、朝仓景澄等将亦入城增援,总兵力约为四千到五千人。
  而攻城方则由丰臣秀吉的养子秀次为总大将,秀次自身兵力就有一万九千强,另配给中村一氏、山内一丰、田中吉政、堀尾吉晴、一柳直末等将所部,总兵员据《毛利家文书•山中城取卷人数书》统计,达到六万七千八百。
  山中城乃是依据箱根天险筑就的险峻山城,是后北条氏引以为傲的坚固要塞,但是面对十倍以上的强大敌势,仅仅数小时的激战就被攻克了。根据参与此战的渡边勘兵卫之《渡边水庵觉书》残卷记载,攻方先阵中村一氏首先从岱崎出丸攻入,转向东丸,最后攻陷城将松田康长的大本营西之丸。
  在进攻山中城的同时,丰臣秀吉命令织田信雄、细川忠兴、蒲生氏乡、蜂须贺家政、福岛正则等将统军四万四千,进攻韮山城。韮山城乃是平山城,由北条氏规三千六百兵马把守。从三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此城一直被重重包围,成为整体棋局上一枚被看牢的死子。
  一边包围韮山城,一边丰臣秀吉亲驱大军,于四月一日进入箱根山区,三日就来到了小田原城下。小田原乃是广五里的大城,堑宽壕深,石垒坚固,外城上全部布置了战斗力最强的后北条氏一族重臣。秀吉甫见之下,亦不禁赞叹不已,认识到长期包围战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了做好长期战的准备,丰臣秀吉在小田原城东南方修筑了石垣山城,作为本阵。史称石垣山一夜城,但德川家康的家臣松平家忠在日记中却记载道:从围城之日起,直到六月二十六日,此城才最后完工。
  丰臣秀吉把爱妾淀姬(浅井长政和市姬的长女)也接到了石垣山城中,并且打破惯例,允许诸大名的妻妾随阵。在长时间无聊的围城战中,或者召太夫、观幸若舞,或者置酒宴、开茶会,日子过得倒十分悠闲。同样,小田原城中的后北条氏一样悠哉游哉,用围棋、将棋、双六等博戏来打发日子。北条氏政声称城内军民都已经贮备了足够两三年的粮草,气焰嚣张,只等丰臣军乏食自退。
  然而丰臣秀吉可不是个只会耐心等待胜机的人,他在包围小田原城的同时,分遣各部队扫荡原后北条氏领内的每一座城池。首先,三月二十八日,前田利家和上杉景胜统帅北陆支队三万五千大军,沿东山道而下,翻越碓冰峠,包围了后北条氏重臣大道寺政繁守备的松井田城。四月二十日城落,打开了上野的门户。从此,上州的后北条氏支城次第陷落,北陆支队直扑武藏。
  对应北陆支队的长驱直入,丰臣秀吉又派出木村吉清、浅野长政等部,以及德川家康的部分兵力,前往策应。于是,继上州陷落以后,武州和上下总也逐步落入丰臣氏的掌握之中。
  四月二十七日,江户开城;五月初,前田、上杉联军攻降河越城和松山城,五月十九日再包围岩付城,在浅野、木村、本多(忠胜)、鸟居(元忠)、平岩(亲吉)等军的支援下,二十二日将其攻克。
  武藏钵形城主,为主张出击野战的北条氏邦。在强大的攻势下,六月十四日,氏邦开城向前田利家投降。到此为止,后北条氏残余的支城,只剩下八王子城和忍城了。六月二十三日天还没亮,前田、上杉联军乘雾猛攻山城八王子,将其攻陷。
  忍城则由后北条氏重臣成田氏长的某家臣守护,城周都是沼泽地,攻方难以布置攻城器械。六月五日攻城开始,丰臣秀吉命令石田三成和长束正家前往负责筑坝,准备水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堤防突然崩溃,反而损伤了己方许多兵马,忍城这才得以幸存,一直守到小田原城的开城降服。工程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可见石田三成的军事能力真的不强,不过如果因此就嘲笑三成毫不知兵,又未免过分了一点。
  且说领内支城次第陷落,小田原城内的士气为之糜沮,北条氏政和氏直父子也不再敢过于嚣张了。然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促使后北条势终于全面崩溃:
  第一,是六月二十四日,北条氏规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以韮山城归降丰臣秀吉。第二,此后不久,小田原城内的老臣笔头松田宪秀竟被发觉乃是丰臣军内应。城内人心惶惶,谣言满天,人人自危,早已不复昔日的骄横景象。
  北条氏规离开韮山城以后,直接回到小田原城内,劝说其侄、后北条氏家督北条氏直投降——部分学者认为,这着棋乃是德川家康的功劳,家康和氏规曾经同在今川家做人质,交情非常不错——经过彻夜长谈,氏直终于被说服了。
  七月五日,北条氏直的兄弟氏房出城,来到丰臣方大将泷川雄利阵中,要求以切腹来换取城兵尤其是兄长氏直的性命。丰臣秀吉闻报后答应了他的请求,但要求北条氏政、氏照兄弟,以及二人的老臣大道寺政繁、松田宪秀四人一齐切腹谢罪。
  丰臣秀吉的理由是,氏政兄弟是顽强的主战派,绝对不可饶恕,而氏直作为德川家康的女婿,则可网开一面,流放高野山完事。
  七月六日,德川家康率军进入小田原城,次日,笼城兵全部出城来到家康阵所接受收容。十日,北条氏政、氏照兄弟也来到家康本阵,并于第二日,于城下医师田村安栖家中切腹。就这样,北条早云以来称霸关东近百年的小田原北条氏,到第五代终于灭亡了。
  

  ●奥北的新月
  
  攻克小田原城,灭亡后北条氏以后,丰臣秀吉并没有立刻收兵,而是转道东北,前锋开入了奥、羽两国。
  且说日本的东北部地区,原为阿伊努人也即虾夷人的居住地,大和王朝的征服与开发最晚,这一地区主要包括陆奥、出羽两国,以及大部分仍在化外的北海道岛。天正十八年(1590年)的小田原出阵,竟然整备了二十二万大军,说明秀吉并不仅仅为了对付后北条氏,他还想趁便杀向奥、羽,一举统一整个日本。而当时奥羽地区的最大势力,要算奥北的南部氏、奥南的伊达氏,以及出羽南部的最上氏了。
  奥羽两国,在源平合战的时代由藤原氏统治,开始繁荣起来。南北朝时候,大部分地域都掌握在北朝任命的守护斯波氏手中,此外,南朝方的北畠显成、南部信光则控制了奥州最北部。先说说斯波氏,本为足利氏将军的同族,镰仓末期,足利泰氏(尊氏四世祖)的儿子尾张守家氏来到奥州斯波郡的高水寺城,成为斯波氏的始祖。家氏的长兄赖氏是足利尊氏的曾祖,弟公深开创一色家,此外,其堂兄弟满氏开创吉良家,国氏开创今川家。
  足利尊氏肇建室町幕府以后,即以斯波家氏的玄孙家长为陆奥守护,因为是将军同门,所以普遍尊称这一家族的家督为“志和御所”。此外,幕府在奥、羽两州设置“探题”一职统管国内事务,权力要超过守护。奥州探题曾先后由斯波、吉良、石塔、畠山四个家族担任,但最后权力还是完全落到了斯波氏手中。斯波氏的分支大崎氏控制了大半个陆奥地区,后来纵横一方的伊达、葛西、南部、留守、白河、苇名、岩城等诸氏都曾接受其领导。但是,随着幕府权力的下降,奥州斯波氏也衰弱了,日益遭受北方南部氏和南方伊达氏的侵攻。
  南部氏是清和源氏武田氏的支族,据说其远祖加贺美次郎远行因为在文治五年(1189年)跟随源赖朝奥州征伐,被赐奥州北部的糠部、岩手、閇伊、鹿角和津轻五郡。南北朝时代,南部氏先属南朝,后来攻灭津轻郡的同阵营豪族曾我部氏,投向北朝。这期间,南部氏世传的系谱疑点很多,可以确定的要在其十四代家督南部义政以后。义政在永享之乱中参与讨伐关东公方足利持氏,威名远播。
  南部氏第二十三代南部安信,在大永年间平定津轻郡的叛乱,几乎灭亡浪冈氏,开始在乱世杀出一片天下。说起浪冈氏,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北畠显家的后裔,因为以浪冈为本处而定苗字为浪冈(另说是继承当地豪族浪冈氏的苗字),被南朝封为陆奥镇守府将军。浪冈氏家督世代称“浪冈御所”,而北畠显家之弟显信的儿子守亲,后来也逃入浪冈地方,这一支称“川原御所”。战国初期,浪冈、大光寺和大浦三家平分陆奥津轻郡。永禄五年(1562年),爆发了“川原御所之乱”,即川原御所的北畠具信杀害了浪冈御所的北畠具运,妄图篡夺宗家之位。浪冈氏因此急速衰弱,遂于天正六年(1578年)七月,最终被南部氏的分家大浦为信攻灭,末代家督、具运子显村剖腹自杀。
  南部氏在灭亡浪冈氏以后,基本完成战国大名体制。南部安信之子,就是北陆奥一代豪强南部晴政。南部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说他庞大,不是指其势力范围,而是指其家族谱系。在描述南部氏的兴亡盛衰之前,咱们必须先谈谈他的众多苗字诡异的同族——
  加贺美远行之子光行始称南部氏,光行的几个儿子分了家,除去南部氏宗家外,都改苗字为几户,如一户行朝(另说其为久慈氏之祖)、四户宗朝、七户朝清、八户实长、九户行连等等。宗家实光生时实和宗光,宗光又开三户家族。这几个家族互相争夺,代为宗家,又相互通婚甚至过继,就此把系谱搞得一塌糊涂。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八户、九户和三户三家。八户氏原领在甲斐国波木井郡,故又称波木井氏,镰仓末年趁乱进入奥州,后来长时间盘踞宗家位置。九户氏则分出城守、久慈、伊保内、中野诸氏。三户南部氏就是南部安信的一支,安信有弟数人——石川高信、南长义、石龟信房和马毛内秀范。此外,各支系分出的其它家族还有北、东、野泽、堤弹、横田等等。
  且说三户安信的长子名为晴信,后改晴政,乃是擅长闪击战的名将,他继承家督以后,短短数年间就攻入户泽氏统治的岩手郡、秋田氏统治的鹿角郡,武力既盛,就简简单单从八户氏手中夺取了宗家位置,从此改称南部晴政。
  此后,南部晴政以叔父石川高信、同族九户政实为左膀右臂,调解了八户氏家中的内乱,又灭亡浪冈北畠氏、压迫守护斯波氏,几乎统治了整个北部陆奥国。晴政以新月为军旗,狂言声称:“凡新月所照之处,南部的领土不可动摇。”但是真的不可动摇吗?“津轻的风云儿”大浦为信之崛起,以及继承人纠纷,最终打破了他的美梦。
  

  ●奥州征伐和九户之乱
  
  南部晴政一直没有儿子,他把长女嫁给石川高信之子信直,次女嫁给九户政实,并收石川信直为养子,作为首选继承人。但是正和应仁之乱的契机事件相同,继承人才刚确定下来,老头子竟然得了一个儿子,起名晴继。于是,家中各臣或拥护信直,或拥护晴继,分为两派,争斗不休,削弱了南部氏的实力。最终,溺爱亲子的晴政不顾大多数人反对,公然指定晴继为继承人。
  南部信直的后台,当然是他亲老子石川高信,而支持南部晴继的,则是九户政实,以继承人风波为导火索,高信和政实这两大派阀长久以来积累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元龟三年(1572年),爆发了“屋里之乱”,晴政和信直养父子之间正式对立。十年后(1583年),信直攻克南部氏主城三户,一代豪强晴政被杀,亲子晴继下落不明。九户政实闻讯,急忙推举其弟实亲为宗家继承人,但遭到一致反对。同族的北信爱发兵百人,将南部信直迎入三户城,并正式发布就任第二十六代家督的声明。
  南部信直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庞大的九户家族就在身边秣马厉兵不说,自己的亲老子也眨眼间被人做掉了。原来,南部晴政灭亡浪冈北畠氏以后,就封石川高信担任津轻郡代,这一任命引起了功臣大浦为信的不满。为信本出南部氏分支久慈氏,继承津轻豪族大浦氏的家名,在灭亡浪冈氏以后,他本以为可以独霸津轻郡,却不料被宗家的宠臣抢了先。于是心怀不满的大浦为信暗中积聚实力,终于在晴政去世后不久,趁着宗家乱成一锅粥的时候,突然起兵反叛,奇袭石川城,石川高信战死,津轻郡落入为信手中——他从此就自称为津轻为信。
  九户氏反目、津轻氏分裂,使得南部氏宗家雪上加霜,南部信直忧心忡忡。还好,正如南部晴政麾下有石川高信和九户政实一样,信直手下也有两位智勇双全的同族名臣,一个是北信爱,一个是八户政荣。信爱献计,利用已经占领大半个日本的丰臣秀吉的势力稳固现有领土。信直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命信爱前往与加贺金泽大名前田利家联络,通过利家,获得了丰臣政权的“南部总领权公认状”。
  天正十八年(1590年),丰臣秀吉大举进攻后北条氏的主城小田原城,写信邀请南部信直参阵。其实,这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仪式,要信直向秀吉证明自己的忠诚,同时向天下宣示,南部氏已是丰臣氏的藩属。于是信直一面让八户政荣统兵一千牵制九户氏,一面亲自南下小田原城。战争结束后,秀吉趁胜向奥州进军,信直在大森地方再度谒见,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南部五郡(糠部、閇伊、岩手、鹿角、紫波)所领安堵朱印状”。
  野心勃勃的九户政实却没有南部信直那样看得清天下大势,他联络津轻、伊达等有力大名,召集栉引、七户、久慈诸家,并征募葛西、大崎等已灭亡家族之浪人,终于在第二年(1591年)正月,正式向三户城发动进攻——史称“九户之乱”。
  南部信直无法抵挡猛将九户政实烈火般的猛攻,急忙向丰臣秀吉请援。政实没有考虑到,向已经臣服丰臣政权的信直动兵,无疑是向天下人秀吉的权威挑战。于是,丰臣秀吉急派蒲生、浅野等大名重组奥州征讨军,北上攻击九户城。津轻、伊达等滑头见势不妙,立刻退出联盟,九户政实因此遭到惨败。当年九月,九户城落,九户家族不分男女老幼,尽遭屠戮……
  南部信直趁着“九户之乱”的机会完善了领内控制,并将剑尖指向北方,准备解决津轻问题。胆战心惊的津轻为信立刻开始了有效的政治外交活动,终于使得秀吉承认他对津轻郡的统治权。为了安抚南部氏,秀吉又赐信直和贺、稗贯两郡,以交换津轻郡。此后,南部信直破弃领内诸城,另筑盛冈作为居所,并且坚决贯彻“靠拢中央”政策,先是丰臣氏,后是德川氏,恭顺忠诚,终于保住了庞大的领地不被削夺。
  

  浅谈兵农分离
  
  织田·丰臣政权逐步实行的“兵农分离”政策,为他们统一整个日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兵,就是指的武士,而农是指农民,但在绝大多数战国大名辖下,这两者并不是能够截然加以区分的,大量中低层武士本身也从事农业生产,和富农、中农无异,而多数农民在领主发出动员令以后也必须抬枪上阵,变成了低级武士也就是足轻。这种非常备军制度所引发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兵源质量得不到保证,农民兵士气偏低,所以很多战场上都会发生数十骑冲散数千人的奇特现象;其次,因为绝大多数的兵役负担者本身也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发动战争的同时必然会耽误耕种,破坏领内经济;其三,领主用减免年贡和劳役的方法来要求兵役,这就使得发动战争的经济负担加倍,而长期远征更是非常破费的事情,因此绝大多数战争都只能发生在农闲时候;其四,大批农民握有武器,随时可能结合起来发动一揆,反抗领主的统治。
  虽然兵农不分对封建领主可能造成相当大的损害,但因为战国时代战争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使得大名们为了可以动员起庞大兵力以应付内外之敌而不得不饮鸩止渴,不仅无法打破这种旧模式,甚至还更加推波助澜。长宗我部氏家中实行所谓“一领具足制”,即除了被称为马迴众的领主亲卫外,主要军事力量来源于半农半兵的所谓“在乡武士”,很多在乡武士只要拿得出一件铠甲(具足),就能在战争中成为中坚将领。岛津氏也有类似政策,拥有一町以上土地的中农、富农被称为“有足(具足)众”,是经常的兵役对象,而那些“无足众”在爆发大规模战斗时也都跑不了,必须抬枪上阵。
  在这种背景下,还没有统一小小的备中国的三村氏为了讨伐宇喜多直家,尽搜领内,竟然能够组织起两万大军,也就不奇怪了,而直家的祖父能家竟能用七十骑突破敌军近万农兵,也不算是什么奇迹。
  织田信长初始也维持兵农不分的政策,等到消灭浅井氏和朝仓氏,压制本愿寺,基本上撕破了“信长包围网”以后,其领地日益扩大,军事实力天下无双,为了提升兵源质量,遂开始实行“兵农分离”政策。兵农分离有一个很大的前提,那就是大名的一元化统治达到极致,对其属下将领拥有转移封地的绝对权力,从而使相当多武士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剥离开来。信长进而在入住安土城以后,要求大量武士离开封地,统一居住在安土城下町中。从此以后,武士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终于变成了职业军人或者封建官僚。
  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政策,不仅如此,他还将信长时代开始的“刀狩令”扩大到日本全国,在使武士成为职业军人以后,更解除了广大农民的兵役负担,把他们牢固束缚在土地上,只要为领主生产耕种、服劳役即可。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秀吉正式发布了区分武士和百姓的相关条例,禁止相互间的转职。
  然而这样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大批在乡武士不甘于只以耕种为生,他们以其世代跟随领主出征的功勋为名,强要挤进武士阶层中去,武士数目既多,却又无仗可打,没有更多的俸禄可给,没有新的知行地可分,很多统一政权下的大名藩主为此捉襟见肘,濒临破产边缘。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他们给相当多的在乡武士以武士名份,却又要求他们继续回乡耕种,从而武士就形成了常备兵和预备兵两个阶层。
  因此,彻底的“兵农分离”,只在织田•丰臣政权直接统治下的领地里才真正实行过。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二十五章皑皑白雪覆盖


●天文年间父子相争
  
  陆奥国北部最大的势力是南部氏,陆奥国南部最大的势力则是伊达氏。伊达氏出自藤原氏,其源头非常混乱,异说很多。文治五年(1198年),常陆入道念西与其四个儿子都加入源赖朝的奥州讨伐军,战后被封陆奥国伊达郡。这个念西和尚,就是伊达氏的始祖,而至于他是伊达朝宗,还是朝宗的儿子宗村,却就谁都说不清了。
  南北朝时代,伊达氏家督行朝站队选择了南朝,北畠显家对这一势力非常重视,甚至把自己的本处也设在伊达郡内的灵山地方。行朝子宗远与北朝的奥州探题大崎氏数度交锋,武名很盛,而更加享有盛誉的,却是行朝之孙、宗远之子——伊达政宗。
  伊达家系谱上有两个政宗,这第一位,乃是拥有“伊达家中兴之祖”美誉的名将。此人曾三次向镰仓府的关东将军足利满兼举起反旗,史称“政宗之乱”,趁机扩大了领土,加强了实力。
  话要从明德三年(1392年)说起,当年幕府将奥、羽两州的探题职降为守护,划归镰仓府关东将军直辖。可是镰仓府权力才刚扩大,几乎立刻就产生了严重的独立倾向,甚至和室町将军足利义满兵戎相见。伊达政宗因为娶了义满的姨母为正室,所以站在幕府一方,先后进攻关东将军足利满兼安插在奥州的两个兄弟——稻村御所足利满直和筱川御所足利满贞,反抗镰仓府的统治。
  以东北偏远地方的一个乡下小大名,敢于对抗强大的镰仓府,这份忠义之心实在令将军感动。政宗死后,其子持宗两度上洛进谒将军,受将军足利义持赐以偏讳,此后,每代伊达氏当主,几乎都受过将军赐字:持宗的孙子为尚宗(受足利义尚讳),尚宗子为稙宗(受足利义稙讳),稙宗子为晴宗(受足利义晴讳),晴宗子为辉宗(受足利义辉讳)……
  先说伊达稙宗,此公最擅长娶媳嫁女,他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六个女儿,遂利用政治婚姻,先后和相马、苇名、大崎、二阶堂、田村、桑折、亘理等家族交好,并在此后利用过继出去的儿子继承家督,把不少家族直接就给吞并了。他还面对幕府一副更加恭顺的态度,投入超过先祖无数倍的巨额政治献金,终于骗到了原属斯波氏的奥州守护职。
  伊达稙宗所编纂的《尘芥集》,乃是战国大名分国法中条目最为详细的,全文统共一百七十一条。可以说,他最终使伊达氏成长为战国大名,并且奠定了称霸奥州的基础。
  然而伊达稙宗的外交搞得很妙,内政方面却多少有点捉襟见肘,这引起了许多家臣,也包括嗣子晴宗的不满。前面已经提到过,天文十一年(1542年),就是否将稙宗的三男过继给越后守护上杉定实的问题产生争执,导致父子正式反目,引发了“天文大乱”。稙宗和晴宗各自拉拢一批家臣,攒出一队人马来,鏖战不休。而因为前此稙宗的成功外交政策,使得大部分奥羽诸侯和臣从伊达氏的豪族,都因为和伊达家有亲,也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了这场战争。田村、畠山、相马、最上、葛西等势力支持老子,岩城、留守、小梁川、国分等势力支持儿子,更有可笑的,大崎、黑川等家族也随着伊达氏的分裂而分裂,就象室町幕府后期,最早同门阋墙的乃是畠山政长和畠山义就一样。
  这场大动乱持续了整整七年,伊达晴宗渐占上风。最后,在天文十七年(1548年),经将军足利义辉出面调停,伊达稙宗被迫宣布隐居,退往丸森城,晴宗正式进入本处、羽州最南方的米泽城,继任为伊达氏的新家督。
  伊达晴宗的对外政策一秉其父,他让几个儿子分别过继并藉机吞并了留守、石川、国分等家族,同时和岩城、二阶堂、佐竹等势力也都结为姻亲。在用兵方面,晴宗主要把目标指向北方的相马氏和大崎氏,但因为受到羽州最上氏的牵制,所获甚少。对内,他运用“采地下赐录”政策,重新规定了家臣的知行和俸禄,稳定并巩固了家臣团。
  也许因为势力扩展得不顺手,也许因为老爹稙宗的阴影不时从丸森城头浮现,伊达晴宗最终也退隐了,让位于嫡子辉宗,自己前往杉之目城定居。
  年纪轻轻的伊达辉宗,其才干远不及父祖,更糟糕的是,父祖两个并不真肯放手让他主管一切。辉宗二十二岁那年,老头子稙宗擅自作主,向羽州的最大势力最上氏提出联姻的请求,最上氏当主义守当即允诺,就把自己十八岁的宝贝女儿义姬送到了米泽城。
  义姬后来有“奥州的鬼姬”之称,她性情刚烈勇猛,和老实敦厚的伊达辉宗形成鲜明对比。对于这桩婚姻,伊达家是希望可以笼络住最上势力,不要随便插手奥州事务,而最上氏则希望藉此控制伊达氏。据说,最上义守和义姬早就有刺杀伊达辉宗,并劫持其嫡子,以完全吞并伊达氏的计划。乱世中的婚姻,若是买卖还算好的,恐怕不少都彻头彻尾是桩阴谋,悲夫!
  

  ●二本松事件
  
  最上、伊达两家联姻后的第三年,也即永禄十年(1567年)八月三日,义姬生下一个男孩,小名梵天丸,元服后取大名为藤次郎政宗——这是伊达家的第二位政宗。就在他诞生后数日,织田信长攻克稻叶山城,灭亡了美浓斋藤氏,两相对照,这个孩子实在诞生得太晚了——但也许要怪他自己,在乱世终结时,却不合时宜地独具在乱世中才需要存有的能力和野心……
  伊达政宗五岁的时候,也即织田信长火烧圣山比叡,纵横京畿的那一年,他突发疱疮,导致右目失明,“独眼龙”的名号,就从此而来。但也有一种完全不靠谱的传说,说他其实并未失明,故意遮上一只眼睛,是为了凝聚视线,观望天下。就象传说中宋初独眼大将郑恩是好眼观阳世、坏眼观阴世一样,这种为尊者讳的流言,实在可笑到了极点。
  且说天正五年(1577年),虚岁十一的伊达政宗元服了,当年,祖父晴宗去世。两年后,政宗娶了三春城主田村清显的公主爱姬为妻,这桩婚姻,恐怕是其父辉宗在位时唯一高明的外交策略了吧。
  伊达政宗十五岁的时候初阵,到了十八岁,辉宗突然宣布退位,而让政宗继承伊达家业。考究年富力强的辉宗让位幼子的原因,恐怕并非是俗谓的“慧眼识英才”,而是因为其妻“鬼姬”并不喜欢政宗,却偏爱次子小次郎,屡次设谋想更改嗣子的缘故吧。辉宗知道,如果兄弟、母子相争,如果改变立嗣决定,势必引发家中大乱,既然自己无力约束义姬,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趁尚未老朽的时候先确立政宗的家督身份。自己虽称隐居,实际作为新家督的坚强后盾,则义姬必不敢妄动,这样过个几年,等政宗培植好了自己的势力,获取了家中的人心,即便老子死去,也无人可以动摇儿子的地位了。
  况且,在当时的武将们看来,别管年龄大小,只要已经元服,且经过初阵,男孩子就已经成长为一个大人了,可以把重担交付到他的肩膀上。
  伊达政宗继任家督时隔不久,就发生了一桩恶性的反叛事件。小滨城主大内定纲,虽是名门多多良氏流大内氏的后裔,但在奥州,不过小小一个国人领主,靠着下剋上才成为一方豪族的。这样芝麻丁点儿的势力,在苇名氏和伊达氏之间来回摇摆,也就很正常了。不幸的是,定纲甚得伊达辉宗的信任,而他却辜负了这种信任,一边名义上臣服伊达氏,一边暗地里投靠苇名氏。初继位的政宗当然不能允许类似事件发生,更需要以此为契机,杀人立威,于是亲统大军,讨伐小滨城。
  天正十三年(1585年)八月,伊达政宗攻克了大内氏的小手森城,将笼城兵卒及其家眷八百余人,不分男女老幼全数屠杀干净。大内定纲肝胆俱裂,放弃小滨城,逃往苇名氏的领地。
  这位大内定纲后来通过伊达政宗的重臣片仓景纲联络,再度复归伊达氏,并且成为政宗家臣团中忠心耿耿的一员,按下不表。且说他有一个好友,乃是二本松城主畠山义继,真正的幕府分支,奥州名门。义继非常讲义气,前此响应了大内氏的反伊达氏行动,因此也遭到政宗的攻击。义继卑躬屈膝,向隐居的伊达辉宗求情,才终于被放过一马。
  可是,大概被小手森城的血案刺激得寝食难安,畠山(二本松)义继一直对伊达政宗怀有刻骨仇恨。数月后,他带着一批家臣来向辉宗致谢,却趁此就宴会上劫持了辉宗,准备捉去二本松城,要挟政宗吐还侵夺自己和大内氏的领地——颇有些中国春秋时期劫持齐桓公的曹沫的气概。
  在米泽城外,伊达追兵赶上了畠山义继一行人,双方展开激战。据说,当时义继用短刀顶着辉宗的脖子,辉宗于是大叫:“不要顾虑,向我发砲!”铁砲鸣响,一枚子弹先穿过辉宗的身体,又要了义继的性命,两人同归于尽。
  有关这场悲剧的版本很多,包括伊达辉宗是否真的喊过前面提过的话,包括当时其子政宗在不在追赶队伍中,全都众说纷纭。各种疑点聚合起来不外乎:辉宗之死是否其本人意愿,他真是自杀的吗?这究竟是一场事故,还是一个阴谋?政宗有否存在杀死掣肘的父亲(同意畠山义继投降,就是辉宗对政宗军事、外交政策的掣肘)之心,并且他是否真的这么干了?
  

  ●人取桥合战
  
  父亲之死,使伊达政宗怒发如狂,或者说必须表现得怒发如狂,他不顾当时外交态势不利于己,辉宗去世后才七天,就贸然发兵一万三千,讨伐二本松畠山氏。佐竹、苇名等势力应援二本松,联军三万,于当年十一月十七日,在阿武隈川边与伊达军展开大战——这就是著名的“人取桥合战”。
  伊达政宗以少敌多,打得很不顺手,一度濒临全军崩溃的边缘,老将鬼庭左月良直战死,他自己也险些被擒。但是,激战竟日,终于迎来了夜晚,佐竹军因为听到“水户氏准备进攻佐竹领”的传闻,同时担任军师职务的佐竹义政被家仆暗杀,而主动撤退,脱离战场。联军因此崩溃,伊达方将领片仓景纲、伊达成实等趁机于后追赶,斩获颇丰。
  伊达政宗最为依赖的重臣就是上述的片仓景纲和伊达成实。伊达成实通称藤五郎,是稙宗子实元之子,按辈分算政宗的叔父,但其实比政宗还要小一岁。他是政宗的左右臂膀,也是武勇威震奥羽的名将,但在此后的1595年,却因为无法确定的原因而离开伊达家,出奔高野山。此后成实曾一度出仕德川家康,上杉景胜也想以五万石的待遇招募他,但遭到拒绝。政宗愤恨成实的出奔,发兵讨伐成实治下的角田城,成实的妻儿被迫自杀。
  但在出奔五年后,通过片仓景纲和留守政景等人的斡旋,伊达成实又回归伊达家,并且竭尽忠诚,直到七十九岁高龄去世。他晚年曾受邀前往德川幕府,担任“战话”的讲师,还完成后世藉以研究奥州伊达氏的重要史料《成实记》。成实的盔饰,据说是毛虫的前立,以宣示“绝不后退”的信念。
  片仓景纲则通称小十郎,后世称其与上杉家的直江兼续并为“天下二大陪臣”。景纲本是米泽八幡神社的神职人员,家系不明,受伊达辉宗的重臣远藤基信推举,成为幼年伊达政宗的侍卫,而他的姐姐(一说母亲)於喜多则是政宗的乳母,政宗因此以兄事之,对他言听计从。传说,政宗幼年时罹患疱疮,右目失明并且鼓出,非常丑陋,打击了他的自尊心,景纲因此挥起小刀,一刀割去政宗右目,并教导政宗要振作起来。人取桥之战,片仓景纲在最危急的时候,大呼“我是伊达政宗”,吸引了敌军主力,从而挽救了政宗的性命。
  人取桥合战以后,政宗接受了教训,开始稳步扩展自己的领土。因为此时丰臣秀吉已成天下人,不日就将关东出阵,因此政宗急欲统一奥州,以准备好与秀吉对战或者谈判的本钱。人取桥合战后的第二年(1586年),他攻克二本松领;第三年(1587年),讨伐内通羽州最上氏的家臣鲇贝宗信,接受大内定纲的归降;随即为了援助老婆的娘家田村氏,又与相马氏展开激战——可谓马不停蹄。
  就此顺便说说田村氏。田村氏本出自名将坂上田村麻吕,而战国时代的田村氏,则自称为平氏的后裔,是于南北朝初期过继并继承藤原氏田村苗字的。田村隆显以伊达稙宗之女为正室,而其嫡子清显却娶了相马显稙之女,清显并将自己的女儿爱子又嫁给伊达政宗——田村氏在相马氏和伊达氏两大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由此可见一斑。
  伊达政宗的老丈人田村清显,据称乃是豪勇的名将,曾与会津苇名氏同盟,在东白川郡的寺山城击破过北侵的佐竹军。天正十四年(1586年)十月,清显还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就突然暴毙,家中分裂,田村月斋等支持显赖,田村梅雪斋等支持显基,新当主的人选久议不决。伊达政宗遂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拉拢月斋,压制梅雪斋与其后台相马夫人(清显的后妻)。最后的结果是,相马夫人退隐到船越城,伊达政宗进入田村氏主城三春,立清显的侄子宗显为新家督。大名田村氏从此失去了自主性,成为伊达氏的属臣。
  

  ●统一奥州的障碍
  
  奥州南部,堪与伊达势争雄的家族还有葛西、相马和苇名。葛西氏出自平氏,曾受封下总葛西郡,乃以葛西为苗字。源赖朝奥州征讨,葛西清重因功出任奥州总奉行。南北朝时代,葛西清贞跟随北畠显家转战奥羽,势力渐趋庞大,占领了磐井、胆泽、牡鹿、江刺、气仙、本吉、登米、桃生诸郡的全部或一部分。而既然领地不断扩充,当然会和奥州探题大崎氏产生摩擦。进入战国时代,葛西氏将主城由石卷移至寺池,几乎每年都向大崎领栗原郡发起进攻。
  这样长时间没有结果的战争,耗尽了葛西家族的财力和物力,葛西晴信被迫联合伊达氏。名为联合,实际等同于半归附,因为商定当葛西家无嗣的时候,要过继伊达家的男子为继承人。这样苟延残喘了几十年,终于因为没能及时赶上小田原之阵,而遭到丰臣政权的讨伐,葛西军在栗原郡佐沼城作了最后的抵抗,城破被灭。
  相马氏乃是平将门的后裔,将门作乱被杀,其子逃往常陆国信田郡,传到第五代胤国,再度逃亡到下总国相马郡,遂以相马为苗字。源赖朝奥州征讨的时候,相马氏家督乃是过继的千叶常胤之子师胤,因功受封陆奥国行方郡——这就是战国大名相马氏的由来。
  南北朝时代,相马氏响应足利尊氏而与北畠显家作战,得以在室町时代保有领地。战国时代的相马氏,基本是利用政略结婚的手段维持家系的。当主相马盛胤就娶了苇名氏的公主,而其子显胤则与伊达氏联姻。但是因为伊达氏内部的动乱(即天文大乱),使得显胤与伊达氏新主晴宗交恶,兵燹徒燃,两家在五十年内交战三十余次,打得不亦乐乎。虽然相马氏屡战屡败,面对如日中天的伊达氏,还是勉强维持住世系不被灭绝,后因相马义胤参与小田原之阵,被丰臣政权封与宇多、行方、标叶三郡四万八千七百石。
  苇名氏又写作芦名氏,也是平氏的后裔,但在源平合战的时候,其始祖佐原义连却站在源赖朝一方。后来奥州征讨参阵有功,义连受封会津、河沼、耶麻等郡。室町时代,苇名氏仗着天高将军远,自称“会津守护”,得意洋洋地当起土皇帝来了。战国初年,苇名盛高、盛滋父子相争,家中搞得一片混乱。
  最终,苇名盛高传孙盛氏,苇名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苇名盛氏武略无双,政略也是一时翘楚,先后降服二本松、二阶堂、田村等近邻势力,和伊达、结城、相马等强豪结为姻亲,又与后北条、武田、上杉等霸主势力结盟,领地和影响力都膨胀到最大。室町幕府永禄六年(1563年)记载的《大名在国众》名单中,就有苇名盛氏的名字,和北条氏康、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等人并列。奥州群雄中,当时幕府只承认两位战国大名,那就是苇名修理大夫盛氏和伊达左京大夫晴宗。
  永禄十年(1567年),会津发生了大饥荒,苇名盛氏发布《德政令》。这份德政令出台的表面原因是天灾,实际上是为了救济因为频繁出战常陆佐竹氏而濒临破产的武士阶层。可是,讨好武士阶层的金钱物资从何而来呢?当然得要拼命压榨领民啦。《德政令》的结果,是苇名氏配下家臣更为忠诚、团结,但百姓却怨声载道,一揆纷起不休。
  不久后,苇名盛氏退隐,把家督的位置让给嫡子盛兴。天正三年(1575年),苇名盛兴病死,其子尚幼,于是还老而不死的盛氏作主,把盛兴的妻子伊达御前改嫁给自己的养子盛隆,并由盛隆继任家督。他的本意,是趁机继续维持和两大诸侯的和平友好关系,一是伊达氏,二是盛隆出身的二阶堂氏。但是,放着大批本家亲戚不照顾(如同族的猪苗代、荒井、富田、针生等氏),却传位给外人,这就种下了家族内乱的苦果。五年后,六十岁的苇名盛氏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而苇名氏最后的动乱也开始了——
  苇名盛氏才死,苇名氏家主盛隆及其子、三岁的龟若丸就被家臣刺杀了,宗家家系断绝。于是,对应不同的继承人选,家族开始分裂,佐竹派推举佐竹义重的次子义广,伊达派推举伊达政宗的幼弟小次郎竺丸,两派争斗不休。最终,佐竹派占了上风,迎来佐竹义广为苇名氏当主,改名为苇名盛重,时年十三岁。
  伊达政宗对这种结果当然不能满意,他煽动苇名氏家臣造反。心慌的苇名盛重急忙跑去参觐丰臣秀吉,为自己找个稳固的靠山,而把家中事务都交给了重臣金上盛备。可是此时,秀吉的宝刀尚未指向关东,遥远的靠山根本不起作用,近在眼前的“独眼龙”伊达政宗可已经开始了他疾风烈火般的奥州统一战。当时,政宗长驱直入,杀到阿武隈川边,苇名军与战大败,盛重只好向亲爹佐竹义重求救。
  “鬼义重”趁机伸手陆奥,与苇名氏合兵三万,包围了伊达氏的郡山城,而丰臣秀吉也千里迢迢送来了百梃铁砲作为支援。攻防战打得非常激烈,胜负难分,最后因为大名岩城氏的调停才暂时休战。既然提到了,就顺便说说岩城氏。同为平氏后裔的岩城氏,前此一直在伊达氏和苇名氏中间左右摇摆,此战后完全倒向苇名、佐竹一边,导致遭受伊达政宗的猛攻,幸亏时机从天而降,当主岩城常隆匆匆忙忙小田原参阵,才算勉强保住了家系。

  
  ●政宗小田原参阵
  
  天正十七年(1589年),苇名盛重再度出兵须贺川,正在恶战之时,突然重臣猪苗代盛国谋叛,引导伊达军直插主城黑川。盛重急忙挥兵赶回,六月五日,他在磐梯山的摺上原撞上伊达军,于是展开大战——这就是著名的摺上原合战,乃是继人取桥以后,伊达政宗一生中的第二场关键性战役。
  摺上原合战,参战的苇名军约七千人,伊达军则为五千人,战斗首先在苇名方大将富田将监和刚投顺伊达方的猪苗代盛国之间展开。恶战良久,因为苇名军背着西风朝前猛冲,猪苗代盛国大败后退,伊达方二番队片仓景纲急往支援,依然处于下风。就在危急关头,风向突然反转,东风强烈,吹得苇名军士卒很难睁开双眼,伊达政宗趁机亲率铁砲队于侧面射击,挽回了败局。苇名军中一部分不满主家倒向常陆佐竹氏的部队首先败走,终于导致全面崩溃。
  此战,苇名氏死伤两千五百人,当主盛重带着十三骑逃回本城会津黑川城,并于十日晚又逃出黑川城,往佐竹氏控制的常陆国遁走。次日,伊达政宗进入黑川城,获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南陆奥百年强藩苇名氏就此灭亡了,距离丰臣秀吉小田原之阵只差一年,苇名盛重要是多抵抗一阵子,或许还能使家族苟延残喘下去……
  因为苇名氏的灭亡,触怒了他的总后台丰臣秀吉,于是第二年(1590年),秀吉向上杉和佐竹等东国大名下达了讨伐伊达氏的命令。伊达政宗一方面派使者上京,解释说并无与关白为敌之念,灭亡苇名氏乃是为父报仇,另方面却暗中联络小田原北条氏,准备先攻破常陆佐竹氏,再谋求更大的发展。
  所谓“报仇”这种话,在政治斗争中,从来都不过藉口而已。在中国,努尔哈赤书“七大恨”告天,对明朝掀起反旗,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明人窝藏他的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可是等到在奉天称汗,基本吞并了整个东北地区,终于捉到尼堪外兰的时候,却不过鞭打一顿就放他走路。两相对照,伊达政宗将曾经帮助过大内氏和二本松畠山氏的苇名氏称为杀父仇敌,意图是一样的吧。
  但是,虽然有伊达成实等主战派一力撺掇,伊达政宗终于还是认清了丰臣秀吉的价值,并且认为,战则必亡,降则或有机会。然而,因为他在一段时间内,就战降两道犹豫不决,竟然导致了伊达家中的分裂——
  前面说过,伊达政宗的母亲乃是羽州山形城大名最上义守的女儿,辉宗死后称为保春院。保春院一直不喜欢长子政宗,却偏爱次子小次郎竺丸,再加上其兄最上义光也将政宗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就更增加了母子、兄弟间的矛盾。最上氏对伊达氏早有吞并之心,但更重要的是,在最上义守和其子义光的争斗中,政宗站在义守一边。义守失败了,一代枭雄最上义光继承了家督之位,便因此深深地痛恨着政宗,暗中撺掇其妹发动政变,废黜政宗一门总领之位。丰臣秀吉的关东攻略,成为保春院和政宗间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因为政宗的犹豫,保春院认为他定会毁了伊达家,甚至还可能会牵累到舅家最上氏,因此想暗杀政宗,代之以次子竺丸。
  天正十七年(1589年)六月,伊达政宗进入会津黑川城,并准备将居城从米泽移至此处,做出向南大举侵攻的势头。其后,他又臣服了白河、石川、岩城等豪族,灭亡二阶堂氏,势力继续膨胀。十一月,丰臣秀吉发布小田原征伐令。
  次年为天正十八年(1590年),元月,丰臣秀吉命令奥羽诸侯小田原参阵,想趁着扫荡关东的机会,也一举平定东北地区。伊达政宗口头上答应,却一再拖延动身的时间,自然引起保春院的担忧。三、四月间,保春院以送行为名,带着竺丸从米泽城来到黑川城,居住在西馆中。四月五日,政宗来到西馆向母亲辞行,准备次日即动身前往觐见秀吉。
  据说,从母亲处回来以后,伊达政宗突然腹痛不止,几乎毙命。经过调查,证实是保春院和竺丸在食物中下了毒,想要害死政宗。于是政宗雷厉风行地处死了兄弟,并将母亲送回娘家山形城。如此人伦惨剧,发生得太仓促,处理得也太干脆,总给人带来无尽疑惑。或许是政宗怕自己离开黑川城以后,保春院和竺丸会趁机抢班夺权,所以才编造个藉口,先下手为强……
  

  ●“独眼龙”的遗憾
  
  因为家中分裂而耽搁了行程,伊达政宗迟至五月九日才离开黑川城。此时,关东各地正在激战,他被迫绕道越后、信浓,兜了个大圈子,才在六月五日来到小田原附近的秀吉本阵中。此时,后北条氏河越、江户诸城已降,钵形、八王子等城也即将陷落,胜负大势已定,这时候再来表示恭顺,不嫌太晚了吗?于是丰臣秀吉大怒,准备杀掉政宗,灭亡小田原北条氏后就挥胜利之师北上,完全吞并伊达领。
  伊达政宗的一生中,有两次身着死者之服觐见丰臣秀吉。一次就是在小田原参阵的时候,他以必死的觉悟,再加上通过浅野长政、前田利家等秀吉亲信的斡旋,终于获得了谅解,仅没收其会津三郡聊作薄惩。七月,政宗交出黑川城,回归旧主城米泽。
  第二次,是在次年,也即天正十九年(1590年)的二月。且说伊达政宗才回到米泽城不久,丰臣秀吉就攻灭后北条氏,开始奥羽领国势力重新分配,剥夺未能及时参阵的大崎、葛西等大名全部领土。是年十月,这些家族的遗臣发动一揆。次年年初,讨伐军总大将蒲生氏乡向秀吉密报,一揆中有人使用政宗的旗帜和指物,并且他还搜获政宗煽动一揆的一封书信。为此,政宗将涂以金箔的磔刑柱置于队列之守,自己再度穿上死人的服装,上洛向秀吉申诉,表明自己和这件事丝毫也没有关系。政宗的理由是,虽然那封书信上的笔迹和他的亲笔颇为相似,但是花押完全不同,定是伪造无疑。
  据说,德川家康对此事的分析和评价是:“大将要在许多文件上描上花押,既然能伪造笔迹,岂有花押完全不似的道理?定是政宗为了事败后便于撇清,故意描了假的花押——他不愧是一位多智的大将啊!”
  此后,伊达政宗使用与早年间完全不同的阴柔功夫,周旋于丰臣秀吉及其它图谋天下的人们中间。“独眼龙”政宗有统一日本之志,却没有扫平日本之能,更不用说,他根本就没有获得上天眷顾的时机。时势创造英雄,没有时势的推动,一个人想在乱世中砍出一片光明,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臆想。而政宗最高明之处,大概就在于他终于及时看清了形势,甘居下位,从而得保威名不堕。否则,大概会是北条氏政一般的下场吧。
  据说伊达政宗常慨叹自己晚生了二十年,否则就可以和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等人一较短长,争霸天下。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迷梦而已。政宗不能得到天下,不是因为他的年龄,而是因其所处的环境。偏远贫瘠的奥羽之地,根本不可能憾动天下大局,前此的藤原秀衡不行,后来的奥羽越列藩同盟、虾夷共和国不行,此刻的伊达政宗当然也不行。
  伊达政宗有一位重臣名叫铃木元信,乃是构筑了伊达家完整财政体系的名臣。据说元信曾认定政宗终将成为天下人,为此拟就了所谓的《伊达幕府条目》,但他在临终前终于认识到梦想无法实现,于是流着泪将这些文件付之一炬。
  

  ●羽州的豪强们
  
  日本的东北地区,古代除陆奥国外,还有出羽国,两个地区由奥羽山脉相阻隔。陆奥是日本古代最大的“国”,出羽的面积也很不小,但弱于陆奥,并且土地更为寒冷而贫瘠,开发较晚,地广人稀。除此以外,北海道岛的大部分地区仍被虾夷土著所控制,只有南端有部分和人的根据地。
  出羽国北部主要的割据势力有浅利氏、安东氏、户泽氏和小野寺氏。其中浅利氏领地位置最靠北,是甲斐源氏庶流,南北朝时代进入羽州,领有比内郡。永禄五年(1562年),其主城上冈被南方的安东爱季率兵重重围困,当主浅利则祐自杀,其弟胜赖降伏,成为安东氏在比内郡的代官。浅利胜赖在天正年间还谋图独立,被安东爱季招往主城桧山杀死,其子赖平逃奔津轻为信,浅利氏遂亡。
  户泽氏,出自桓武平氏,原为雫石氏,后从陆中迁至羽州。传至十八代户泽盛安,有“夜叉九郎”之名,豪勇无双,户泽氏在他的领导下,军事力急速强化,一方面与安东氏恶斗,同时南下大曲平野,联合羽南的最上氏,攻击小野寺氏,最盛时基本控制了整个仙北郡。小田原参阵时,户泽盛安不幸战死,一死换来家族安康,所领四万四千石领地得以安堵。
  安东氏本是奥州津轻郡的豪族,后遭南部氏攻入津轻郡,于是逃往羽州和虾夷地。逃往羽州的一支主城在桧山,逃往虾夷地的一支,后来又南下羽州秋田郡,主城在凑,又称秋田氏。两支安东氏最终归并为一,到安东爱季为当主时成为战国大名。
  安东爱季是著名的勇将,曾征服浅利氏统治的比内郡,并且东与南部氏争夺奥州鹿角郡,一度完全攻取,但随即受挫而退。此后,爱季又与户泽氏、小野寺氏争夺仙北地区,在唐松野合战中被户泽盛安所败,野望破灭。爱季死后,桧山和凑两系再度分裂,当主安东实季依靠由利氏的支持,击败叔父道季后重新统一。然而这次动乱被丰臣秀吉目为“私战”,打算趁机处分安东氏,安东实季匆忙上洛向秀吉称臣,大表忠心,才终于保证了所领安堵。其后安东宗家改称秋田氏。
  小野寺氏出自藤原氏首藤氏族,本处在下野国都贺郡,分支进入羽州,战国以前基本领有雄胜、平贺、仙北三郡,主城在横手。南部氏曾试图进入羽州,与小野寺氏反复激战,终被击退。到小野寺辉道时,家族势力达到全盛,其子义道小田原参阵,获得三万一千石知行宛行朱印状。
  上述均为羽北诸侯,此外北海道南部最大的势力是蛎崎氏。蛎崎氏来源不详,一说出自武田氏。传说长禄元年(1457年),阿伊努酋长考西亚马因起兵反抗和人的残暴统治,攻击南部虾夷各地的和人豪族居馆,连战皆下,只剩下茂别、花泽二馆无法攻克。是时,武田信广恰在花泽做客,亲手射杀了考西亚马因父子而取得胜利。战后,信广娶了茂别馆主下国家政的女儿,并改了花泽馆主蛎崎季繁的苗字,统合两个家族,开始在虾夷地战稳脚跟。
  花泽蛎崎氏本出南部氏,而下国氏则是安东氏的分支,战国时代的蛎崎氏通字和安东氏一样都是“季”,因此也很有可能是下国氏篡夺了蛎崎苗字。总之,这个家族传到四代蛎崎季广的时候,获得了“虾夷奉行”一职,基本统一南部虾夷地和人领。季广子庆广接近德川家康,后来筑松前城,改苗字为松前,一直维持着南部虾夷地的统治权。
  这些大大小小的豪族,虽然纷争不断,但因为羽州地域广大却户口稀少,因此他们很少能有较大的发展,唯独南方的最上氏脱颖而出。最上氏出自奥州探题大崎氏,南北朝的时候,大崎家兼因为羽州的南朝势力过于强盛,因此派次子兼赖统军杀入,最终在最上地方构筑山形城,站稳了脚跟,即以地名为苗字,称为最上氏。为了扩展势力,最上氏历代都将庶子分封出去,如天童、黑川、蟹泽、楯冈、中野等等,本意是要建立一族的强大家臣团,但结果强枝弱干,动乱就由此而生。
  永正十一年(1514年),奥州的伊达稙宗通过楢下口和小滝口进攻最上领的上山城、长谷堂城,最上氏家督义定与战大败,阵亡逾千人。于是义定被迫于次年娶了稙宗的妹妹,等于承认伊达氏的宗主权。六年后(1521年),义定嗣子去世,因为继承人问题引发纠纷,领内反伊达氏诸势力趁时而起,伊达稙宗率兵进入山形城,镇压了各地的反乱。大永二年(1522年),在伊达势的支持下,旁支中野义清次子、年仅二岁的最上义守继承了最上氏一门总领之位。最上氏的兴盛之主,就是这位最上义守的儿子义光。
  

  ●枭雄义光
  
  最上义守的嫡长子源五郎义光,可称一代枭雄。当时最上氏家督义守无能,并且宠爱幼子义时,内有诸支系作乱,外仰伊达家的鼻息,几乎濒临灭亡的边缘。天正2年(1574年),二十九岁的最上义光威逼其父义守退位隐居,继任为最上氏第十一代当主。此时,旧领内除主城山形、清水义氏的清水城,以及长谷堂城外,几乎全部本家和外样领地,都纷起拥护其弟中野义时,反抗义光的统治。义光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利用罕见的谋略手段,才将其逐一讨平——
  首先,最上义光讨杀兄弟中野义时;然后,将女儿嫁给延泽满延之子右五郎,离间包括天童、延泽、饭田、尾花泽、楯冈、六田、成生等在内的所谓“最上八楯”。天正五年(1577年),义光攻克天童、东根二城,驱逐天童氏。次年(1578年),他进攻上山城,煽动敌方重臣里见越后守反乱,刺杀城主上山满兼。天正九年(1581年),义光派重臣氏家守栋进攻鲑延城,逼降了猛将鲑延秀纲。
  天正十一年(1583年),最上义光又进攻武藤氏的尾浦城,前森藏人内应,谋杀当主武藤义氏。四年后(1587年)再攻尾浦城,武藤义氏之弟义兴自杀,城池陷落。天正十二年(1584年),义光暗杀白鸟长久,趁机攻克白鸟氏的谷地城。如此频繁并且成功地运用煽动、内应和暗杀手段取人城池,恐怕是战国时代的第一人吧。
  最上义光重整最上氏旧领,将各国人领主收为直属家臣,逐步完善领国一元化统治。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政开发和改革,力图把落后的羽南地区发展为不逊于关东、近畿的大粮仓。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关闭最上川的关卡,便利通商;增建山形城,整备城下町;开发野边泽银矿和永松铜山;构筑因幡堰和北楯堰,治理赤川和青龙寺川;领内大检地;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最上义光并非仅靠武力和谋略扩展领土,他的内政之才,可谓东北第一大名。相较之下,其武功之盛,倒往往被成功的内政和谋略所掩盖,显得无足轻重了。尤其是在争夺庄内地区的统治权失败以后——
  出羽国西南部、临近越后的庄内地区,世代都由武藤氏统治,因为主城在大宝寺,故亦称大宝寺氏。大宝寺氏当主义氏、义兴兄弟被最上义光或派人谋杀,或逼其自杀以后,义兴养子义胜逃往越后国,往依其亲生父亲、上杉氏麾下大将本庄繁长。繁长立发大兵杀入出羽,就此爆发了“十五原合战”。越后兵勇悍能战,最上义光因此吃了毕生的第一次大败仗,被迫后撤,武藤义胜重新入主大宝寺城。
  这次战争,违反了丰臣秀吉的《关东•奥两国总无事令》,因此最上氏和上杉氏到秀吉跟前打起了官司。上杉氏本是世代名门,秀吉又正倚重上杉景胜,东北乡下的最上氏又算什么东西?这场官司的结果,其实不用打就已经胜负分明了。于是最上义光被迫吐出了田川、栉引、饱海三郡,基本丧失了庄内地区的统治权。
  最上义光深知天下大局已定,想要保持家族延续就只能仰天下人丰臣秀吉的鼻息,于是在天正十八年(1590年)秀吉小田原出阵的时候,义光及时参阵,受到秀吉的嘉奖。不仅如此,他还想趁机除掉宿敌同时也是自己的外甥伊达政宗,可惜政宗这只小狐狸耍尽手腕,虽然姗姗来迟却并没有受到太严厉的处罚。
  在看清天下形势,依傍大树方面,最上义光一点也不比伊达政宗差,他先后把女儿驹姬嫁给丰臣秀次,二男家亲送到德川家康处做人质,三男义亲送到丰臣秀吉的亲生儿子秀赖处做人质,到处展开笑脸,终于保住了领地。
  

  元服礼和“乌帽子亲”
  
  按照《周礼》所规定,贵族男子二十岁要行冠礼,贵族女子十八岁要行笄礼,这是一种成人仪式。经过这种成人仪式,男子就可以出仕为官,可以娶妻生子,而女子也可以准备嫁人了。这一礼仪,中国古代数千年延续不变,日本人学了过去,加以改造,称为“元服”。
  其实“元服”一词本出中国,本就是冠礼的另外一种说法。元,就是脑袋,服,就是服装,在这里指的是“冠”。中国古代男子行冠礼的时候,要由父祖辈把他带到宗庙里去,剔去前发(小孩子都是有刘海的),挑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士为其戴上冠,同时起一个表字。冠并非普通的帽子,它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因此非贵族、女性和未成年的男子是不能戴冠的。
  日本的元服礼与此相近,不过他们给男孩子戴上的不是中国式用竹、木所制的冠,而是乌帽子。乌帽子也是中国原装,就是指的乌纱帽,唐朝以后开始流行,后来官员平常所戴的就都是乌纱帽,乌纱帽后面经常会支楞出两个帽翅来,称为“角”,帽翅上立称为“立角”,上立而交叉称为“交角”,向左右两侧舒展开称为“展角”,此外帽翅还有“硬角”和“软角”之分。
  日本古代的乌帽子没有帽翅,一般分为“立乌帽子”和“折乌帽子”两种,区别在于乌帽子的上端是朝上舒展还是打折下垂。贵族男子在行元服礼的时候,会由一位德高望重或者有权有势的人为他戴上乌帽子,系上帽带,并且拟定一个大名。这位执行仪式的人就被称为“乌帽子亲”,他通过为少年男子行元服礼,从此就与此男子结为父子之亲,不但要关照此男子,还经常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赐给对方。织田信长就曾经应长宗我部元亲之请,当了元亲嫡长子的乌帽子亲,下赐一字,给这孩子取名为长宗我部信亲。
  在中国,虽然规定男子二十岁(虚岁)行冠礼,但大概为了让孩子早点成年,好娶妻生子,接续香火吧,历代不断把时间往前推,后来改为十八岁,再后来十六岁就能行冠礼。日本一般的规定年岁是十六,但到了战国时代,为了家族的延续,很多孩子往往十岁左右甚至更早就被迫元服了(三好长庆就是虚岁十岁元服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老子横死,儿子还小的背景下——不早点元服,少主就不能继承家督之位,那么家中就要无主了呀。
  武士的孩子行过元服礼以后就可以上阵打仗了,初次上阵即称为“初阵”——可怜那些提早元服的孩子,才小学、初中的年纪,就必须要学会面对鲜血和死亡。然而,在残酷的乱世,元服前的初阵也绝非罕见,比如关东的宇都宫广纲之子国纲,年仅十一岁就替代病弱的父亲去参加壬生城的会战。当然,反过来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以当主不出阵而闻名的朝仓氏,末代义景到了三十一岁,才在战场上露了一小脸儿……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二十六章文禄之役


●桃山时代的大名
  
  丰臣秀吉灭亡小田原北条氏以后,随即兵指东北,奥羽诸侯纷纷卸甲归降,就这样,延续了百余年的乱世终于划上一个休止符。秀吉重新划分大名们的领地,为了后事的叙述方便,咱们在这里先把当时全日本最主要的大名及其领地位置开列一番(1590年的格局)——
  首先从东北地区算起:虾夷地是蛎崎庆广;出羽是秋田实季、户泽盛安、小野寺义道、最上义光,基本都是原有势力。陆奥除津轻为信、南部信直、伊达政宗、相马义胤、岩城贞隆等旧势力外,还插入一个蒲生氏乡。氏乡原名赋秀,是南近江豪族、日野江城主蒲生贤秀的儿子,也是织田信长的女婿和丰臣秀吉的爱将,当时著名的大茶人。
  关东地区:常陆国分给佐竹义重、来自上野的由良国繁,以及被伊达氏灭亡而由丰臣秀吉扶持复兴的奥州大名芦名义广;下野有旧豪族那须资景、大关高增、成田氏长、宇都宫国纲、佐野房纲等等;上野有沼田的真田信之(真田昌幸之子);安房是里见义康。
  广袤的关东平原,当然不会就这几家分封势力,事实上在讨灭小田原北条氏以后,丰臣秀吉就把德川家康转封到关东地区,家康及其部下拥有上下总、武藏、相模、伊豆的全部和上野、信浓的一部分。家康本人的直辖领地多达二百四十二万石,加上麾下重臣本多忠胜、内藤信成、大久保忠世等人的封地,总石高超过三百五十万。秀吉的本意,大概是想把家康从他原有的控制稳固的骏远三、甲信等地驱赶出去吧,但没想到从此关东地区反倒变成了德川家觊觎天下的本钱。家康将主城定在江户,也就是战国中期关东名将太田道灌所盖的那座海边小城,因此后来他开设幕府,夺取天下以后,德川氏幕府也被称为江户幕府。
  骏河国内受封的大名有中村一氏;远江有堀尾吉晴和山内一丰等人;三河封给池田辉政(池田恒兴之子)、田中吉政等人——这些都是丰臣秀吉的嫡系。尾张最大的大名是丰臣秀次,乃是秀吉的外甥兼养子,一度成为秀吉的继承人。
  美浓有织田秀信(即三法师)、稻叶重通、贞通兄弟(稻叶一铁之子)等;飞驒是金森长近;甲斐是加藤光泰。这些都是原出织田氏的丰臣秀吉的部下。信浓封给仙石秀久、真田昌幸等人。
  越后仍是上杉家的,当主上杉景胜。越中、能登、加贺的大片领地封给了丰臣秀吉的好友,在贱之岳合战中不战而走从而使柴田军全面崩溃的前田利家。此外,这一地区还有不破广纲、沟口秀胜、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等诸侯。越前主要封给织田•丰臣两代的宠臣堀秀政、丹羽长秀另外一个儿子长正,以及蜂屋赖隆、大谷吉继、丰臣秀胜(织田信长之子,丰臣秀吉的养子)等人;若狭封给秀吉的连襟浅野长政(长吉)。
  靠近京都的近江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秀吉主要安排了亲信石田三成、京极高次等人。三成据说原本是近江某寺的小沙弥,丰臣秀吉还在织田氏麾下当长滨城主的时候,有一次出门狩猎,跑得累了,就气喘吁吁地停留在这家寺庙中,三成为秀吉先后上了三碗茶:第一碗量大而温,秀吉一饮而尽,觉得真是解渴;第二碗量较少,热度也高一点,秀吉几口喝干,觉得身体暖融融的很是惬意;第三碗量很少,温度很烫,秀吉小口啜饮,心情随即平静下来。通过“三碗茶”之事,秀吉觉得这个小沙弥非常有头脑,就收他在身边做了侍卫,后来主要负责民政事务,算无遗策,可谓是天才的民政家。至于京极高次,他乃是浅井长政的女婿,长政和市姬共生了三个女儿,长女茶茶(淀姬)被秀吉扯入后宫,二女小初嫁给京极高次,三女小督则是德川家康的继承人秀忠的夫人——因此高次也可以算是秀吉的连襟。
  伊贺国封给大和豪族筒井定次;伊势封给氏家行广(氏家卜全之子)、泷川雄利(泷川一益之子)、织田信包(织田信长之弟)等人;志摩还是本地出身的水军大将九鬼嘉隆;纪伊留给杂贺众杉若无心、铃木重朝等人。
  秀吉把大和国交给了亲兄弟丰臣秀长;和泉国封给了家臣小出秀政、吉政父子,摄津国有织田长益(即织田信长之弟有乐斋)。畿内五国是丰臣秀吉的统治中心,因此分封的诸侯很少,绝大多数领地都由秀吉直辖。
  在丹波国安置了亲信前田玄以等人;丹后仍是细川藤孝、忠兴父子;但马国有川筋众出身的老臣前野长康等;播磨有家臣木下家定等;因幡有原近江豪族、秀吉大为倚重的宫部继润;备前、美作、备中的大片土地给了养子宇喜多秀家。西中国的最大诸侯仍是毛利氏,领有出云、石见、安艺、周防、长门等国,并备后和四国赞岐的一部分。天正十九年(1591年)四月,毛利辉元把主城从安艺国东北部的吉田郡山迁移到西南部海边的广岛。
  淡路配置了亲信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贱之岳七本枪”中的人物);阿波给了川筋众出身的老臣蜂须贺正胜之子家政;赞岐在十河存保战死后,封给生驹亲正、一正父子;伊予较大的诸侯有毛利氏家臣来岛通总、安国寺惠琼,宇喜多氏家臣户田胜隆,以及“贱之岳七本枪”中的福岛正则;土佐一国是长宗我部元亲。
  九州地区:筑前封给小早川隆景及其养子秀秋(也是丰臣秀吉妻子的外甥);筑后是毛利元就的九男小早川秀包,以及大友氏名将立花宗茂;丰前封给了丰臣秀吉的军师、原出播磨的黑田如水(孝高)及其子长政;丰后是大友吉统等人;肥前是锅岛直茂、有马晴信、大村喜前等人,基本都是当地豪族;肥后如前所述,给了亲信加藤亲正和小西行长,此外还有个当地豪族相良赖房;日向北部是秋月种长等人,南部及萨摩、大隅仍为岛津义弘;对马给了世代镇守于此的宗氏,当主是宗义智。
  

  ●不稳定的政权
  
  从各地诸侯的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丰臣秀吉的“天下”,基本还是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格局,信长在近畿地区鏖战数年,六角、三好、浅井、朝仓等强力大名都已被扫除干净,因此秀吉才可以将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部下和旧日同僚。除此以外,东中国、东四国、北九州都是秀吉亲自打下来的,他也可以放心大胆安插亲信。至于用外交手段解决的上杉、毛利等豪强,以及壮志未酬就被压缩回去的岛津、长宗我部、伊达等边远势力,秀吉没有能力将其一口吃下,就只好给张所领安堵状,保证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不受剥夺。
  只有德川家康是个例外,丰臣秀吉绞尽脑汁把他从老根据地里赶出去,可是被迫又封给了更为广大富庶的关东平原。没有办法,家康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打败了秀吉,人气飚升到顶点,秀吉当时为了及早从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抽出身来,被迫纯以外交压服,而没机会再打一仗来挽回面子。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要转封德川氏,以免家康坐大,但表面上还必须做出重赏家康的姿态,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自己是想给家康穿小鞋。后人不能责难秀吉将家康转封关东是给自己家族安排好了掘墓人,他当时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基于上述情况,丰臣秀吉的统一是很粗略的,国内依旧危机四伏,各方仍有庞大的诸侯势力虎视眈眈,秀吉本人只是一个诸侯霸主,而不象真正的全日本最高统治者。正因如此,秀吉不得不将很多外样大名吸纳入决策中心,以保证诸侯们的利益。
  丰臣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五大老”,即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隆景死后,由上杉景胜继任),都是拥有一国甚至数国领地的强横大名。后来又设置了“三中老”和“五奉行”处理具体事务。“三中老”分别为堀尾吉晴、生驹亲正和中村一氏,“五奉行”则是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和增田长盛——这些人基本都是秀吉的亲信。
  虽然只是草创的统治班底,但假以时日,相信局面可以逐渐稳定下来吧,可惜丰臣秀吉却并不敢长久地等待下去。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也就是下令武士和百姓不得互相转职的同一个月,他好不容易盼到的嫡子鹤松夭折了,年仅三岁。秀吉虽然颇好女色,妻妾无数,儿子却少,生了也总养不大。天正四年(1574年),他唯一的儿子石松丸秀胜去世,为了纪念这孩子,就从织田信长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也起名为秀胜。从那以后,秀吉再也没得到过一个亲生儿子,一直到年逾五十,已经快要绝望了的时候,侍妾淀姬——故主织田信长的外甥女茶茶(浅井长政和市姬的长女)——才为他生下鹤松,可是鹤松也还没长大就病死了,这怎能不使他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呢?
  虽然按照日本传统,并不很注重血缘传承,可是白手起家的丰臣秀吉却似乎对此看得很重。况且一般没有子嗣,都会先考虑同族继承,再考虑养子或婿养子,丰臣家族人丁单薄,他的兄弟、重要助手丰臣秀长已先在当年一月过世了,秀吉把自己的天下交给谁都不放心。
  丰臣秀吉这一年已经五十六岁了,古代人的寿命普遍不长,虽然有七十九岁还能提刀上阵的朝仓宗滴、活到九十七岁才咽气的北条幻庵(北条早云的末子),那终究是特例中的特例,秀吉年逾五十,随时都可能长眠不起。天下粗定,很多割据势力都只是暂时被压服而已,一旦自己撒手西去,那么丰臣氏的天下很可能一代就灭亡了。
  在这种心理因素下,再加上大环境的制约,丰臣秀吉走了他毕生最大的一招昏棋。鹤松是八月夭折的,到了九月,秀吉突然下令,悍然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他想要向朝鲜借路,进攻明朝,因为朝鲜人根本就不理会他的通牒,于是准备首先渡海进攻朝鲜。
  对于丰臣秀吉的侵略政策,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奥州会津的大名蒲生赋秀怒骂说:“这猴子简直是不死找死!”——据说秀吉长相矮小,好象猴子,因此原本织田信长就经常“猿”、“猿”地称呼他。
  蒲生赋秀的愤怒代表了相当多希求稳定的诸侯的意愿,这些诸侯大多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原本势力并不庞大,厮杀毕生,好不容易可以安享太平了,却再度要被硬拉上战场,而且一旦战败,恐怕多年积蓄将毁于一旦,这是他们所异常恐惧的。然而更多数量的大名却并不这样想,首先,跟随秀吉起家的那些将领,很多人年岁并不大,还想拼搏一番,以获取更大的功名,他们希望战争可以延续下去。
  还有很多外样大名,尤以岛津氏和长宗我部氏为最,如果不对外发动战争,他们几乎就要活不下去了。曾以疾风之势席卷九州和四国的这两个家族,领地一下子就被压缩了回去,原本征召起来大量农兵无俸可发,无地可封,要在短时间内复员是不可能的。日本已经被丰臣氏统一了,他们希望可以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抢掠更多的土地和资源,来维持家族的稳定,并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所以丰臣秀吉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事实上并非他个人头脑发热,而是时势使然。如果没有大批封建诸侯和武士在背后撑腰,虽然名为“天下人”,他一个人想要逆潮流而行,也是走不通的,日本国内立刻就会叛乱四起,把他碾成齑粉。然而,对外发动侵略真的是一个好的发泄口吗?丰臣政权因此就能渡过不稳定期吗?且让咱们拭目以待……
  

  ●侵略朝鲜
  
  其实丰臣秀吉的对外侵略之心,早在1586年前后就已经成形了。那一年岛津军开始疾风烈火般的北九州攻略,秀吉被迫调用四国和中国地区的外样大名联军前往征讨,他在下令给毛利辉元的时候,就要辉元在进入九州以后,还要相应做好渡海前往朝鲜的准备。
  到了天文二十年(1592年)正月,侵朝远征军开始编组,三月,诸将齐集北九州的名护屋,开始渡海进攻朝鲜。因为本年十二月改元文禄,所以这场战争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文禄之役”。这一年农历是壬辰年,所以中国和朝鲜的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倭乱”。
  丰臣秀吉将各地诸侯分为两个梯队,关西大名出兵员主攻,关东大名出粮饷并负责运输。正因如此,他派安插在九州肥后地方的两名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以及丰前的黑田长政等人担任先锋。天文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用千余条战舰载着总共十五万陆军,从名护屋出发,浩浩荡荡杀向朝鲜半岛。
  日本西北方的对马岛,距离朝鲜东南方的巨济岛直线距离还不到七十公里,渡海本是很容易的事情。四月十三日,日军在巨济岛更东北方的大陆港口釜山登陆,朝鲜军猝不及防,稍一接触就全面溃败。
  当时明朝正当万历年间,朝政虽没腐烂到极点,却已持续在走下坡路,军备还说不上废弛,但可战之兵对照如此大的一个帝国,数量也根本是不够用的。朝鲜李氏王朝的情况比之明朝更为糟糕,因为一直蜷伏在中原王朝的羽翼之下,“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国防能力。更重要的是,自从一千年的白村江水战以后,日本就没往大陆地区正式派过兵,在中朝两国的国民和朝臣心里,从来只有小股倭寇,而没有真正的日本大军。
  照理说,丰臣秀吉曾经派遣对马大名宗义智等人前往朝鲜,要求借道伐明,中朝两国应该有所警惕才对。然而在朝鲜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日本的外交措辞,想要示之以威,从而在边贸上占得更多便宜而已,根本就没当一回事,更没有及时通知明朝。更有甚者,日本还派使节前往琉球,要求琉球国王称臣纳贡,琉球国王将此事上奏明朝,明朝一调查,打听到了日使到朝鲜的事情,就派人去责问朝鲜国王李昖,李昖茫然无措,只好矢口否认。
  1592年是明朝的万历二十年,二月,致仕副总兵啺菰谀钠鸨旆矗⑴纱蠼钊缢汕巴鞣ァU蔽鞅庇帽剩尴径耍热怀使跛蹈静磺宄毡鞠肭致灾泄拢奶裎滏业拿鞒⒁簿鸵虼朔畔铝诵模亢敛蛔龇辣噶恕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二十七章太阁秀吉的末日


  ●兵败碧蹄馆
  
  平壤一役,明军以强攻弱,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从此李如松就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日军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兵所到之处,他们全都会望风而逃,不堪一战。而日本方面因为损失惨重(据说小西行长所部减员接近七成),各路兵马遂都后退,齐会京城,无形中分散的主力凝聚起来,准备再打一次大规模会战。就当时在朝鲜的双方兵数来看,明军四万余,日军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还剩十余万,几乎是明军的三倍。
  李如松对于日军的兵力聚合似乎毫无警觉,虽然经过激烈的攻城战,明军损失很大,但他在平壤才休整了十天就匆匆南进,朝鲜官兵和各路义军与明军配合,很快就收复了开城及其以北被侵占的领土。元月二十四日,明军先锋查大受所部三千精骑南下京城,在京城西北方突然遭遇日军,展开激战。
  当时日军在京城聚集了五万余人,随即以宇喜多秀家为总大将,统率四万三千兵马北上,准备复夺开城。查大受所碰到的,乃是加藤光泰所率领的日军前锋,很快就被明军击败了。小早川隆景部两万余人闻讯而来,查大受撤退不及,被日军团团包围在一处名叫碧蹄馆的地方。
  据说当时李如松正在勘查前往京城的道路,身边兵马本就不多,闻听查大受被围,竟然仅带着一千亲卫赶来救援——真是一员悍将,他应该当先锋,不该当主帅。结果李如松所部也陷入了碧蹄馆之围,日军看到他的旗号,纷纷绕开查大受所部,直奔李如松而来。明军奋勇抵抗,但骑兵射出的火箭因为下雨的关系威力减小,相反日军的铁砲因为防雨装备而仍能反复鸣响。李如松且战且走,数度被日军冲到马前,禆将李有升为了保护他而英勇战死。
  激战至夜,中军官杨元率一千步兵赶来增援。日军不知虚实,因为害怕明军主力将要陆续开到,所以停止追击,朝京城方向退却。从这场四千对两万还打了一整天的恶仗来看,明军的战斗力实在顽强,然而以少击多终究不是兵法的正道,将帅无能,轻敌冒进,这才导致援朝抗日战争旷日持久,竟然前后打了整整六年。
  碧蹄馆之战双方的伤亡比率众说纷纭,但肯定明朝的精锐骑兵受到重挫,李如松被迫暂时放弃南进的打算,退到开城休整。不久后,他听说日军有绕路袭击平壤,切断明军后路的打算,就又匆匆退往平壤。正在各处收复失地的朝鲜官军闻听此讯,吓得也都驳马北逃,很多眼看即将收复的城池全部都被放弃了。
  丰臣秀吉就曾经说过,朝鲜最麻烦的不是“大明奴们(指朝鲜官军)”而是一揆(指朝鲜义军)。然而不管是“一揆”还是明军,都没能彻底打垮日军,打垮日军的是粮草不继。本来因为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骚扰日方的运输船团,已经使日军捉襟见肘了,当年二月间,京畿、庆尚等道又闹起了罕见的大饥荒。李如松撤退前也还玩了一招狠的,他探听到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就派查大受和李如梅率军奇袭龙山大仓,将数十万石粮食烧了个干干净净。日军乏食,再也没有力量北进去夺取开城了。
  日军军心涣散,很多人偷偷逃离前线,渡海回去日本老家,而国内也纷纷爆发一揆。尤以侵朝的急先锋岛津氏为最,早在去年(1592年),侵略战争开始后不久,岛津家臣海北国兼、田尻但马守、伊集院三河等人就率军两千,进攻肥后的八代城和佐敷城,叫嚷着要讨伐丰臣秀吉,史称“海北一揆”。虽然这次暴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但使留在北九州名护屋的岛津义久和已经前往朝鲜的岛津义弘大为惊愕的是,两千一揆中竟然有三百名都是兄弟岁久的家臣!
  丰臣秀吉因此下达了岁久讨伐令,岛津义久无奈之下,只得亲自领兵进攻岁久。七月十八日,岛津岁久战败,在龙之水自杀。岛津氏因为岁久之死,暂时避过了危机,但他们对丰臣氏的仇恨却更为强烈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丰臣秀吉被迫于1593年四月九日下令各军火速从京城后撤,为了确保仍然占有朝鲜南部领土,日军连新登陆增援的部队在内,总共集合了九万三千大军,进攻前此细川忠兴拿不下来的庆尚道重镇晋州。晋州守军包括朝鲜官兵和义军才不过七千人而已,守将金千镒急派使者,请求明军南下增援。然而远水难救近火,别说李如松此时根本没有实力快速南下,就算他真的派骑兵南下了,也是根本赶不及的。
  六月二十二日,激烈的攻防战开始,一直打到二十九日,晋州城破,日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不管是官军、义军还是普通百姓,城内数万军民全都倒卧在血泊中……
  

  ●大奸小丑沈惟敬
  
  文禄二年(1593年)春夏之交,日本方面,前线兵将普遍厌战,尤以小西行长为最。行长军在平壤之战中丧尽了主力,这些主力大都是他自己的子弟兵,不是丰臣政权从上而下拨给的,在行长想来,如果再战下去,自己的实力只有丧得更多,而再来两场败仗,即便最后打赢了,论功行赏也未必有自己的份儿,既然如此,不如议和。而在明朝方面,李如松在碧蹄馆吃了败仗不算,此后一直后退,放弃开城回到平壤,这一举动引起中朝双方的舆论大哗。普通朝臣和百姓不知兵事,并不清楚明军究竟遭到了多大损失,光看李如松退兵的举动,就以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于是议和之声此起彼伏。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就站在议和派的最前沿。
  于是在石星的授意下,经略宋应昌于三月十五日派沈惟敬到京城去和小西行长等人商谈和平退兵事宜。最后双方达成四点协议:一,明军撤出朝鲜;二,日军从京城后退;三,日方释放俘虏的朝鲜二王子和官吏;四,明朝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开始正式和谈。
  在小西行长的大力游说下,日方绝大多数将领,包括曾经坚决主战的小早川隆景和加藤清正也被迫认清了现实。四月八日,以参将谢用梓、游击徐一贯和沈为敬等人组成的讲和使团进入京城,催促日军撤离,加藤清正、立花宗茂等将领态度突然大变,又跳起来怒骂,小西行长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压制下去了。
  丰臣秀吉的亲信将领主要分为三个集团,即跟他从尾张出来的子弟、受封长滨后招收的近江人,以及征伐中国地区时招收的东中国豪族们,这三个集团互相争功,早有矛盾。其中加藤清正是尾张系的代表人物,他本是秀吉正妻北政所的亲戚,从小如同养子一般被抚育长大。小西行长则是堺的豪商小西隆佐之子,后来出仕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转从丰臣秀吉,是东中国系的代表人物,和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也一贯交好。在朝鲜战场,清正和行长两人各自统兵前进的时候,就摩擦不断,矛盾很深,此刻行长既然一立主和,清正当然要跳出来坚决主战,以表明与对方的不同。然而事实上,清正早就通过沈惟敬和宋应昌有所联络,主动表示愿意退出京城。
  四月十八日,在丰臣秀吉的命令下,日军全部撤出京城,次日李如松率中朝联军进城。五月十五日,李如松渡过汉江进至庆尚道东南部的庆州,在这里对朝鲜军做了一番防御部署后就又退回京城。此时,除全罗、庆尚两道的南部地区外,中朝联军已经收复了全部失地。当年七月,李如松如约撤出朝鲜,明朝只留下四川参将刘綎和游击吴惟忠率七千六百人分驻要隘,防备日军背信进攻。
  五月八日,明朝使团在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三奉行和小西行长的陪同下,从釜山出海,十五日到达九州名护屋。虽然中方的正式讲和使乃是谢用梓和徐一贯,但因为语言不通,直接商谈相关事宜的还是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丰臣秀吉狂妄地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命令行长传达给明使——
  一,迎明朝公主为日本皇后;二,继续发展勘合贸易;三,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因为日本是武人掌权的);四,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给日本;五,朝鲜送一王子到日本作人质;六、日军交还俘获的朝鲜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七,朝鲜大臣发誓永不背叛日本。
  如此苛刻的条件,让小西行长也很难向明使开口。在明朝使节想来,蕞尔小国的日本,所以发兵打一下朝鲜,不过为了引起明朝的注意,想要发展双边贸易,多得点钱财,天朝上国,有谁不倾慕的吗?因此明使谈判的前提就是“封贡”,即日本承认明朝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明朝给予赏赐和允许通商,让他们大发一笔横财,仅此而已。小西行长本人也是希望封贡的,封不关他事,贡则可以给他这个九州大名带来很大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反正明朝讲和使听不懂日本话,急于停战的小西行长和急于立功的沈惟敬就串通起来,开始欺上瞒下,大耍阴谋手段。行长对秀吉说,明使已经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但必须回去北京交皇帝最后批准,明朝人最爱面子,皇帝可能会提出要日本称臣,咱们挂个空名却得实利,没什么不好。沈惟敬则对谢用梓和徐一贯说,日本人已经答应了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
  丰臣秀吉不愧老奸巨猾,他怕事情还有反复,就命令在朝日本军队部分撤兵,留下九州大名们在朝鲜沿海筑城固守,以等待谈判协议的正式签署。不仅如此,他还下达了进攻晋州的命令,这才发生了六月二十九日的晋州大屠杀。小西行长陪同明朝讲和使回到朝鲜以后,以自己必须留下来勒束部下为名,派家臣内藤如安为使者,随同明使前往北京。内藤如安,中国史书上记载为小西飞,他本是丹波内藤家的家督,也就是继承内藤苗字的松永长赖的儿子。
  

  ●册封闹剧
  
  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停战一年多,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也即日本文禄三年(1554年)十二月,内藤如安等人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进了北京城,胆大包天的沈惟敬竟然伪造了日本称臣的表章呈递上去。石星另外派人和内藤如安谈判,提出三项条款:一,日军立刻撤出朝鲜全境,甚至撤出对马岛;二、只册封而不准求贡;三,日本、朝鲜从此修好,互不侵犯。如果换了别人,沈惟敬的西洋镜立刻就要拆穿,但内藤如安秉持着家主小西行长教授的原则,一概点头,全盘答应下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下旨,派李宗城为正使,杨方亨为副使,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内藤如安请求封丰臣秀次为都督关白(此时秀吉已将关白之位让给养子秀次),封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人为都督,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情,明朝都一一答应了。内藤如安唯独没提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人的名字,日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是万历二十三年,日本文禄四年(1595年),正月三十日,明朝册封使团从北京出发,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朝鲜京城,随后南下釜山。小西行长看内藤如安一切搞定,大为兴奋,于是请求丰臣秀吉下达回国命令,想要把撤兵变成既成事实。秀吉一开始欣然同意,但随后又有所犹豫,下令诸将暂缓撤兵,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次年(1596年)四月,明朝册封正史李宗城因为贪淫女色,遭到日本人的驱逐,凄凄惶惶从釜山跑出来,逃回京城,随即就被明廷下诏捕拿入狱,于是小西行长只好陪同副使杨方亨回归日本。此时秀吉早就离开了九州的名护屋,并且大坂城也不呆了,他在京都附近开始营建更为豪华的伏见城。六月,沈惟敬在伏见城见到了秀吉,秀吉本想在伏见城会见明使,但因为畿内地区地震频繁,所以最终还是敲定了大坂城。
  九月一日,以毛利辉元为向导,引领杨方亨等一行人来到大坂城接见所。日本诸将四十人列座观礼,杨方亨、沈惟敬等人捧着金印、诏书站立。等到丰臣秀吉穿戴着明朝送去的册封衣冠,满脸笑容地出现的时候,沈惟敬竟然跪拜在地,使随员们无不感到愤慨。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典礼顺利完成了,秀吉还盛宴款待了来使,在他想来,我答应做你大明王朝属下的日本国王,用这个空头衔换来朝鲜一半疆土,就此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可对出征诸侯有个交代,真是事事称心如意。
  然而西洋镜终究是要拆穿的,明使手捧诏书,以中文宣读,日本人根本就听不懂,而就算两国文字基本相通,那些深奥的句子,也不是丰臣秀吉这种武人所能够理解的。等到第二天,秀吉让僧人承兑以日语宣读诏书,并且加以解说,虽然小西行长事先关照承兑要改动一些句子,但承兑仓促间无法完成如此繁难之事,还是原样照读了。
  秀吉听到诏书中全然不提割让朝鲜一半领土和派朝鲜王子赴日为质等问题,不禁勃然大怒,于是下令驱逐明使,再伐朝鲜。这一年是日本的庆长元年,侵朝战争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称为“庆长之役”。
  小西行长分辩说是明朝违约,不干自己的事情,终于逃过了制裁,却被丰臣秀吉再度扔回朝鲜战场。至于那位胡作非为的沈惟敬先生,他逃回朝鲜后还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章,派人送回北京。然而花样不可一玩再玩,西洋镜终于被拆穿了,万历皇帝大怒,先把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下了大牢(最后死于狱中),然后传令驻朝明军捕拿沈惟敬,就地正法。
  其实这个时候,丰臣政权的内部斗争已经愈演愈烈,丰臣秀吉得不到一点实利是断然不肯从朝鲜撤兵的,因为他已经威信扫地了……
  

  ●茶人之死
  
  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日本人也没能从中得到丝毫益处。被驱赶上前线的武士们陷身在朝鲜这个大泥沼中,缺衣少粮,而又必须成天提防朝鲜义军的袭击;留在后方的百姓、町人则被迫缴纳高额贡赋,担当劳役以支撑不义的并且看不到前途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当前线战事明显不利于己以后,连秀吉本人也开始悲观丧气,为了散心,他的生活更为奢靡腐化,放着好好的大坂城不呆,还要修建更为宏伟的伏见城,就是一个例证。
  就在“文禄之役”爆发的前一年,也即天正十九年(1591年)元月,丰臣政权的最大栋梁、秀吉的弟弟丰臣秀长病逝了。秀长是丰臣政权的核心人物,他是著名的内政家,并且拥有很强的统合能力,在年轻的谱代众和老奸巨猾的外样中间一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秀长去世以后,石田三成等秀吉亲信与德川家康等有力大名间的矛盾益发突出,并且逐渐迈向不可调和的深渊。
  丰臣秀吉在他最后的统治期间,先后杀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死亡,给他的政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同时也使他的威信遭到极大损害——一个是茶道宗师千宗易,还有一个是他的养嗣子丰臣秀次。
  千宗易本是堺的豪商,师从武野绍鸥学习茶道,号抛筌斋、利休居士。天正十一年(1583年),也就是本能寺之变的次年,宗易被丰臣秀吉聘请为家中茶头,负责茶事。在当时,茶道并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因为很多知名武将都醉心于茶道,所以茶人也经常会扮演外交使节的角色。千宗易成为丰臣家的茶头,也就等同于他进入了丰臣政权的统治核心,对秀吉协调与朝廷、大名乃至于豪商们的关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号称“天下第一茶人”的千宗易,最终却被秀吉勒令自杀。这件事发生在天正十九年(1591年)的二月份,也就是丰臣秀长去世后的翌月。事实上,秀吉和宗易的和睦关系早就破裂了,当可以保护宗易的最后一道墙垣秀长倒塌后,宗易也就终于无可避免地迎来了他的死期。
  从表面上来看,有两件事促成了千宗易的死亡。首先是大德寺山门事件,天正十七年(1589年),宗易资助修建了大德寺山门的金毛阁,大德寺住持古溪宗陈感念其恩,就在阁上安置了宗易木像,此事引起了丰臣秀吉的嫉恨。另外一件事据说是因为宗易倒卖茶器,他早已出家为僧,如此贪图财富的恶性使秀吉异常愤怒。当然,这些都不过藉口和导火索而已,宗易与秀吉在茶道方面的认知全然不同,才是导致两人反目的重要原因。
  千宗易开创了“千家流”的茶道流派,他主张“幽、寂”的茶道精髓,崇尚古朴简约。相反的,丰臣秀吉则追求奢华绚丽的风格,天正十三年(1585年),秀吉开放了自己苦心设计的“黄金茶室”,这座茶室规模很小,这点可以说和宗易所追求的风格是相通的,然而茶室及其中布置的各种器物都由黄金铸造,并且可以拆卸运输,造价昂贵,恐怕除了天下人秀吉外谁都无法仿效,这却是使宗易瞠目结舌,并且大摇其头的。
  在茶道方面的理念不同,其实正体现了千宗易和丰臣秀吉两人对世间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定位的不同。在宗易看来,茶道是超脱了世俗的、直指人心的艺术,更是支撑宇宙间的大道的体现,古朴简约,正是大道所规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而在秀吉看来,茶道是显示他所开创的太平盛世的工具,也是他个人权威的体现,宗易的茶道理论势必将超凡的艺术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势必导致天意掌握在艺术家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社会认同。
  大德寺山门金毛阁的塑像,本身就是千宗易茶道思想的体现。这座木像所描绘的宗易的外貌,是安祥而平和的,他穿着木屐,柱着拐杖,有如儒家思想中的“玄圣”,有如道家传说中的“真人”,是完全超脱于世俗之外更脱离于世俗统治者所管辖的道德的代表。如果不是因为如此,掌握天下的丰臣秀吉为何会对一座茶人的塑像感到如此嫉恨和恼怒呢?
  千宗易并不仅仅在茶道思想,更根本的是在社会道德教化上与丰臣秀吉背道而驰,他与反对侵略战争的蒲生赋秀等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甚至还预言侵朝战争必将失败,这更使丰臣秀吉忍无可忍。丰臣秀吉原本继承了织田信长在近畿的势力,对于近畿最大的贸易港口堺依赖甚深,等到他以九州为基地图谋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时候,逐渐倾向于利用北九州地区尤其是博多的豪商们,而把堺抛到了脑后。天正十五年(1587年),秀吉在征伐九州的过程中于箱崎召开了盛大的茶会,主要邀请了博多的豪商神谷宗湛和岛井宗室等人——对比千宗易“幽、寂”的茶道,神谷和岛井等人的茶道要温和得多,与秀吉的茶道并不那么格格不入。
  天正十七年(1589年)四月,曾经继千宗易成为丰臣家茶头的、宗易最有天分的弟子山上宗二,因为屡屡忤逆丰臣秀吉,在小田原之阵中被秀吉处死了,这件事给宗易的刺激是很大的。宗二为人执拗,他更明确地认识到,并且着意体现艺术家是无冕之王,不应屈从于世俗统治者,因此才会被杀。可以说,正是宗易本人的思想教导出了宗二,也导致了宗二的死亡。
  就这样,山上宗二被杀后才过了不到两年,丰臣秀吉就以大德寺山门事件和倒卖茶器为名,于天正十九年(1591年)二月十三日,下令将千宗易幽禁在堺,并于二十五日将他召回京都,勒令自杀。宗易本是商人出身,商人总是要赚钱的,况且茶人养家之道,本就是鉴定和出售茶器,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二月二十八日,千宗易在聚乐第葭屋町的邸宅切腹自尽,死前留下一偈:“人世七十,力围希咄,吾之宝剑,佛祖共杀。”
  

  ●关白秀次的被杀
  
  相比千宗易之死来说,丰臣秀次的死亡其实更具有悲剧性,并且对丰臣政权的损害更深。秀次本是丰臣秀吉的姐姐瑞龙院日秀之子,是秀吉的亲外甥。秀吉出身寒微,所以一般认为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农民,然而既然咱们已经分析过秀吉也并非普通农民出身,那么他的姐夫起码该是个低级的乡下武士吧。总之,因为瑞龙院早死,秀吉就把外甥领过来自己抚养,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秀次与其说是秀吉的亲戚,倒不如说是被亲舅舅频繁耍弄的一件政治道具。
  当丰臣秀吉还在织田信长麾下为将的时候,他跟随信长鏖战江州,对抗浅井氏和北面的朝仓氏。为了立功,秀吉前往拉拢原属浅井氏的豪族宫部继润,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就把亲外甥送去宫部家做了养子兼人质——那是元龟二年(1571年)间的事情,这可怜的孩子年仅三岁。
  等到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事业,掌控了天下,宫部继润就把小人质送了回来。当时秀吉还没有获赐“丰臣”姓,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就首先要为那些穷亲戚都找个高贵的靠山。想来想去,他让自己的姐夫去做名门三好氏的养子,改名为三好吉房,而吉房之子,也就是秀吉的那个亲外甥,就起名为三好信吉,又被送去了三好家。其后因为秀吉没有子嗣,就把信吉接回来做了自己的养子,赐以上字,这才被称为羽柴秀次,后改丰臣秀次。
  丰臣秀次初次上阵,就是著名的小牧•长久手合战,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孩子虽然名为总大将,但根本不具有军事指挥能力,更不具备总大将应有的威信,从而导致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成长价值。事实上,秀次此后屡次跟随丰臣秀长和丰臣秀吉南征北战,参加过四国之阵和小田原之阵,表现也还算中规中矩。
  据说丰臣秀次受其养祖父三好笑岩入道的影响很深。笑岩入道原名三好康长,是三好长庆的叔祖父,本为河内高屋城主,后归降织田信长而受封阿波一国。笑岩是著名的文化人,秀次十多岁的时候生活在三好家中,围绕在笑岩膝下,这对他性格和才能的养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天正十三年(1585年),因为从征四国有功,秀次受封近江四十三万石的领地,主城在八幡山,对于八幡山的内政建设,这个孩子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
  据说丰臣秀次很具有商业头脑,他规划了八幡山城城下町的格局,并且颁布《八幡山下町中掟书十三条》,包括乐市乐座、免税等举措,使市场变得非常繁荣。此外,他还开掘八幡堀,便利水路交通,在城下町设置了日本最早的排水道。因为他治理得法,加上从征小田原北条氏的功劳,天正十八年(1590年)被加封尾张国,主城移到清洲,领地年贡超过了一百万石。
  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丰臣秀吉唯一的嫡子鹤松夭折了,秀吉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恐怕很难再有子嗣,就于十二月将关白之位让给了秀次,自己名义上退居二线——因为退位的关白习惯上被尊称为“太阁”,所以此后人们就称秀吉为“丰太阁”。这等于是确定了秀次的继承人地位,并且朝廷也下诏任命秀次为正二位内大臣。
  当丰臣秀吉前往北九州名护屋,遥控侵朝战事的时候,丰臣秀次就留在大坂和京都处理政事,虽然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还要秀吉点头认同,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傀儡只是暂时的,只要秀吉一咽气,秀次就是新的天下人。这种格局本来很利于长治久安,然而变数终于出现了——
  文禄二年(1593年),就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暂时停战,准备开始和谈的时候,丰臣秀吉竟然意外地又得到了一个嫡子,鹤松的母亲淀姬再度生产,孩子起名拾儿,也就是后来的丰臣秀赖。秀赖的诞生,使丰臣秀次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他虽然仍冠有关白的头衔,但很可能随时都会失去继承人的宝座。
  日本历史上,仅室町晚期和战国时代,类似事情就屡有发生,一般情况下都是臣子们分裂为二,一派拥护嫡子,一派拥护养子,从此大打出手——“应仁之乱”就肇端于此。当然,丰臣秀吉非足利义政可比,他不会让这种变乱真的在眼皮底下发生的,为此睁大了眼睛,看着秀次究竟会何去何从。
  据说丰臣秀次对和歌、茶道、书法、将棋等艺术门类都深有研究,他还下令保护逐渐衰退的官学,将在战乱中遗失的书籍重新整理起来——作为深受三好笑岩熏陶的文化人秀次来说,做这些事情本是理所当然的吧,况且国家大政仍然控制在秀吉手中,他也有很多闲空可以做这些琐事。然而在秀吉看来,秀次这般举动,是想麻痹自己呢,还是想提升威望,收买人心呢?
  况且,因为关白丰臣秀次即将成为下一位天下人,各地诸侯纷纷趋势逢迎,羽州的大名最上义光就把十五岁的爱女驹姬献给秀次为妾——秀次和他的亲舅舅丰臣秀吉只有一事相象,那就是极好女色,各处搜罗妻妾无数。然而大名们这种拍马屁的举动,反而使秀次遭到秀吉的猜忌,为了给亲生儿子铺平道路,丰臣秀吉终于下了毒手。
  文禄四年(1595年)七月,丰臣秀吉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下令将关白秀次流放到高野山中。十五日,正当秀次在青岩寺和僧人隆西堂下将棋的时候,突然接到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等人带来的罪状书,被勒令自杀——享年仅二十八岁。
  丰臣秀吉的刻毒残暴,在杀死养子秀次一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秀次虽然切腹了,他仍下令将其首级割回,放在京都附近处决犯人的三条河原曝晒示众,不仅如此,还将秀次的妻妾子女三十多人也都押往彼处斩首。最上义光的爱女驹姬当然名列其中,据说义光请托了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未能救下女儿的性命。
  驹姬临终前作绝命诗一首,大意是:“无罪之身,无辜受斩,前往彼世。弥陀之剑,慈悲为怀,指引往生。此身罪业、深重五障,随之消解。”年仅十九岁——丰臣秀吉此时残忍疯狂的行为,不亚于织田信长当年,所以丰臣政权的末日,也随之很快到来了。
  

  倭奴和平秀吉
  
  明朝人喜欢叫日本人为倭奴,其实这个词汇最初并不含有贬义。大家知道,日本列岛上最早和中国取得联系的很多国家中,有“倭国”也有“奴国”,到了南朝范晔写《后汉书》,就记载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贡献。”按照当时人的看法,是倭国降服了奴国,两国归并为一。
  从此以后,“倭奴”一词就变成了倭国也即日本国的代名词。然而可怜的是,这两个字在中国古文中含义都不大好,倭最早的意思是低垂,而奴就是奴隶,两者合起来,似乎是指一个奴才垂首听命。元朝以后,因为倭寇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老百姓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倭奴一词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贬义词。
  然而事实上,以“奴”来贬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叫日本为“倭奴”外,在中国古代是根本没有过的。唯一的例外是《旧唐书》里有“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的话,不过那是用来骂高句丽出身的将领高仙芝的,所指是个体而非群体。明人曾经写道:“倭奴夷亦曰日本,东海外之夷也。谓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国是已。”实际日本向中国称臣的次数不多,时间也都不长,说中国是倭奴之主,未免是自欺欺人的狂妄之语。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的了解都很浅薄,明朝中期闭关锁国以后,对于远在东海外的日本更是知之寥寥。清人所编的《明史》中对日本的相关记载就错讹百出,读之非常可笑。比如关于丰臣秀吉的出身,《明史》上是这样说的:
  “日本原本有国王,国王下面称关白者最尊贵,当时以山城州首领信长担任关白。信长某次出猎,碰到一个人躺在树底下,惊了信长的坐骑,于是捉住此人,详加审问。这人自称叫作平秀吉,是萨摩州的奴隶,身体灵活,能言善辩。信长很喜欢此人,让他给自己放马,并且起名叫做木下人……”
  丰臣秀吉之变为平秀吉,其实是秀吉自己搞的花样,他在给朝鲜国王写信的时候,正想冒充平氏,于是在国书中署名为“关白秀吉”或者“平秀吉”,既然知道关白是官名不是姓氏,那么大家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姓平了。后来明朝给秀吉的册封诏书中,就封他为“日本国王平秀吉”。不过说他因为在树下被信长撞见,就起名“木下”,未免太想当然了。
  《明史》后面还说:
  “秀吉后来逐渐受到重用,为信长谋划,夺取吞并了二十余个州,于是被拜为摄津镇守大将(秀吉的主城大坂确实在摄津国内)。信长有个参谋名叫阿奇支(即“明智”的音译),得罪了信长,信长派秀吉前往讨伐。时隔不久,信长被其部下明智所杀,秀吉才刚攻灭了阿奇支,听闻此事后,就统率所部乘胜回师,杀死了明智,威名大盛。于是不久后秀吉废黜了信长的三个儿子,僭称关白,吞并了信长的部众。”
  竟然把明智光秀拆分为两个人,如此不实之言堂堂皇皇地记载入史书中,也说明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以后,有多么的封闭,对外国情况和事务有多么不了解了。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二十八章庆长之役               


 ●鸣梁海战
 
  庆长二年(1597年)二月,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四万大军,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朝鲜,这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庆长之役”。
  因为“永禄之役”实际上的失败,日本人吸取了部分教训,重新调整战略部署。首先,丰臣秀吉实施反间计,运用散播谣言等方法,使朝鲜李朝解除了李舜臣的职务,并将其逮捕下狱——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朝鲜朝廷一定会为这种愚蠢行为付出代价,然而可怜的是,无辜的朝鲜人民也被迫要遭到同绑连坐。
  七月十五日,以“海贼大名”九鬼嘉隆为首,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此时双方仍处于停战状态,加上接替李舜臣指挥舰队的又是元均那个彻底的无能之辈,竟然误以为远远驶来的是日本的运输船团,等遭到猛烈的攻击,再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朝鲜水军几乎全部覆没,日本人就此掌握了制海权,随即运送大量物资和兵源在朝鲜半岛登陆。
  而在明朝方面,自从去年谈判破裂以后,对于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当年元月,朝鲜国王遣使入明,因为日本军队长期占据朝鲜沿海釜山等地,而请求明朝再次出兵,将其彻底驱逐出去。于是二月间,明朝再起援朝之议,任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开始集合人马,整备物资。三月,又任命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以侍郎邢玠代替石星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协同御倭。
  从这些人事安排来看,明朝并没有汲取第一次援朝战争获得惨胜的教训,邢玠等人的能力比宋应昌要差很多,而麻贵无论经验还是威望,也都比不上李如松,更重要的是,主要准备调动的仍是蓟辽等地善于平原作战的部队。
  不过杨镐上任以后,立刻就给丰臣秀吉发了一道咨文,就其内容来看,明朝对日本的内情比过去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咨文中嘲笑并且警告秀吉说:“你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再活几年?你的儿子还不到十岁,要靠谁来辅佐?听说日本列岛的酋长们都在等待时机,好趁机起兵报仇,一旦祸起萧墙,加藤清正等人也会个个都想当国王,谁肯屈居于你之下?将来又有谁肯屈居你儿子之下?”
  然而这时候,丧心病狂的丰臣秀吉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他只能孤注一掷。朝鲜水军覆没以后,日本陆军立刻分兵两路北侵。左路由宇喜多秀家做主将,以小西行长为先锋,率四万九千人沿宜宁、晋州一线向全罗道挺进,目标是重镇南原;右路军由毛利辉元做主将,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六万四千人沿密阳、大丘一线指向全州。日军步步为营,到处构筑日本式的城砦,以扼杀各地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
  日军的目标是稳固地占领朝鲜南部四道,然后左右两路大军合围京城。听闻日军开始行动的消息,朝鲜朝廷这才慌了手脚,匆忙于七月二十二日把李舜臣从狱中放了出来,但仍不让他官复原职,而要其“白衣从军”,戴“罪”立功。李舜臣集合漆川岛海战中残留的舰船,只剩下十二艘而已,于是他暂时蛰伏,重新整合扩充兵力,寻找时机再进攻日本水军。
  日本陆军进展顺利,左路军先后攻克泗川、南海、光州,一直杀到南原城下。此时防守南原的只有明军和朝鲜官军各三千人,主将为明朝副总兵杨元,坚守数日后,杨元见损失惨重,遂弃城而走。南原西北方就是重镇全州,守备全州的明将陈愚忠见南原失陷,也立刻向北撤退。此后不久,日军又攻陷了忠清道的金州、公州等城。
  就这样,开战仅仅两个月,朝鲜南方的全罗、庆尚、忠清三道就全部丢失了,京城再度裸露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然而就在这一危急时候,扭转战局的仍是天神一般的大将李舜臣。
  李舜臣重整朝鲜水军的基地,是在半岛最西南端的右水营,由此地再往西南,通过一道狭窄而水流湍急的海峡,就是珍岛,这道海峡就称为“鸣梁”。日军在得知这一情报后,就于九月初派出以藤堂高虎为主将的三百三十余艘战船,并两万陆军,准备趁鸣梁涨潮的时候快速突入,全歼朝鲜水军。
  李舜臣早趁退潮的时候,派人在海峡中设置了铁索和木桩,以迟滞侵入敌军的进退速度。等到十六日日军攻来,他先将许多民船伪装成战船,排列在水营后面以迷惑敌军,然后亲率那十二条战船出而诱敌。一番大战,两艘日舰被击沉,日军主力直到退潮时候也没能靠近朝鲜水营。潮水向东退去的时候,日舰无法前进,原地打转,李舜臣趁机发起猛攻,先后击沉被铁索和木桩拦住的三十多艘日舰,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连三岛水军的大将得居通年、来岛通总兄弟也中箭而亡——通总是这场战争中唯一被击毙的日本大名。
  因为鸣梁海战的败北,加上明朝大军也已开入朝鲜战场,日军被迫放弃了合围京城的计划,收缩防线,后退到东南沿海的蔚山等地固守,打算熬过漫长的冬季,等到春暖花开再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蔚山之败
  
  明军第一支开到前线的部队是副总兵解生所率的两千人,九月七日到达了稷山。稷山在忠清道重镇忠州西北,距离忠州大约是距离京城距离的二分之一,可谓京南的门户。解生在稷山附近遭遇日本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的一部兵马,激战中,杨登山等人也率援军赶到,将日军击退。同一时间,进攻青山的日军也被明朝参将彭友德战败。
  日本水军在鸣梁海战中惨败于李舜臣之手,陆军经过稷山、青山两战,虽然损失不大,但挫动锐气,被迫纷纷后撤。冬季到来的时候,日军大都退至朝鲜南部沿海,凭藉预先构筑的日式城砦,打算严密防守,积聚物资,熬至明春再发动新的攻势。当时其基本部署是,由西向东,小西行长在顺天,岛津义弘在泗川,黑田长政在梁山,加藤清正在蔚山。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明军策划发动了蔚山战役,准备先击垮位于最东北方的加藤清正,然后再将剩余敌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本来颇有道理,然而入朝的明军总兵力不过七万余,要对付超过十万的日本陆军,必须集中兵力击其一部,争取快速将其吃掉,可惜杨镐用兵却并没有那样雷厉风行。
  当时杨镐、李如梅率左路军,麻贵、李芳春率右路军,高策明率中路军,三路合围蔚山,总兵力三万余。当时蔚山守敌兵力不过五千上下,大概杨镐认为以三万对五千,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吧。
  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正式打响。明游击摆寨首先率三千精骑前往诱敌,随即斩杀四百余人,突进攻克了蔚山。加藤清正被迫后退到地势更为险要的岛山,连夜筑就三砦,抵抗明军的进攻。此时日军后无退路,抵抗得极为顽强,相反,杨镐则分明显得决心不足,深怕损失过大,于是打打停停,迁延日久。仗打到次年(1598年)一月四日,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等将率援兵赶到,前部一万三千人绕至明军侧后方,杨镐大惊失色,首先驳马落荒而逃,麻贵看到主将撤离,也立刻退兵,牵动全军,败得难看无比。
  蔚山之战,日军损失近万,明军则估计在两万上下,辎重物资全都抛散。杨镐一口气逃回京城,越想越是担心,竟然和邢玠合谋串通,向北京发了大捷的伪报,并且声称明军损失只有百余人。
  杨镐麾下的赞画主事丁应泰听说吃了败仗,跑去找杨镐,问他该怎样处理善后事宜,杨镐不但不自责,还拿出宰辅张位、沈一贯写来的信给丁应泰看,神情非常得意。原来杨镐在出征前父亲死了,按礼法本该回家守丧,但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就“夺情”派他来朝鲜指挥战斗。宰辅们都觉得对不起杨镐,准备颁旨奖勉,旨意还没有下,张位、沈一贯等人先写信来通知他这件事。杨镐的这副嘴脸使丁应泰恶心透了,于是愤而上书,把明军战败的真实情况汇报给朝廷。万历皇帝怒不可遏,当场就要下旨砍杨镐的脑袋,多亏首辅赵志皋的保护,才暂时免去杨镐职务,改由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为经略朝鲜军务。
  万世德还没上任,此时身在朝鲜的明朝最高统帅是兵部尚书邢玠,这个人还算有点头脑,他知道兵力不足是无法打垮日军的,于是急忙从江南招募水军,通过水路又运来了大批兵马。1598年二月,都督陈璘率广东兵、刘綎率四川兵、邓子龙率浙江兵,陆续赶到朝鲜战场——这些都是惯于山地步兵作战的劲旅。
  这个时候,日军的部署是分为三路,东路为蔚山的加藤清正,中路为岛津义弘据泗川,西路为小西行长,占据粟林、曳桥等地,行长配下水军往来三处联络支援。相应日军的三地拒防,邢玠也将明军分为三路,东路麻贵、西路刘綎、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之),加上陈璘所率水军,各守防区,相机进剿。
  从蔚山之战以后,日明双方都暂时丧失了发动大举进攻的能力,因此一直对峙了大半年。直到当年九月,邢玠认为部队休整得差不多了,于是指挥水陆大军全面挺进。他的计划是各部齐头并进,使得日军不能互相支援,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蔚山之败的悲剧重演。然而明军总数此时仍比不上日军,再分兵而进,还有机会对敌军任何一部造成重大打击甚至是歼灭吗?
  
  ●露梁海战
  
  咱们分路来说,首先是西路军的刘綎,所部两万余人逼近小西行长的营垒,首次进攻就斩敌九十二人。陈璘率领水军也来协攻,击沉行长部下舰船百余艘,打了个大胜仗。然而随即行长暗派千余精锐从侧翼攻击明军,刘綎吃了大亏,朝后败退,连陈璘受他的连累,也被迫弃舟登岸而走。
  东路麻贵所部三万,杀至蔚山。加藤清正还没从年初的大战中缓过劲来,一开始被明军打得左支右拙,但他随即假装退却,引诱麻贵进入预先布设了伏兵的空砦,一声号响,伏兵四起,麻贵也只好掉头就逃。
  中路董一元打得最好,他所部一万五千人攻克晋州,随即乘胜渡过南江,连续取下两座日砦,直插岛津义弘的大本营泗川。经过一番激战,义弘在泗川构筑的城砦也被明军攻克了,他被迫退到海边,凭藉新砦艰苦防守。“岛津”的发音为“西妈兹”,当时写作“石曼子”,因为义弘能征善战,所以中朝军民都称其为“鬼石曼子”——这位鬼石曼子,这一日差点就真的变成了明军刀下之鬼。
  岛津义弘的新砦三面临江,一面通往陆地,就算这一面也挖了深深的战壕,并且灌入海水,可谓是金池汤城一般。此外,砦子周围的水面上塞满了战船,并且左右各筑一砦,名为金海、固城,以为犄角之势。
  十月,董一元对新砦发起了总攻,首先发射大炮打碎砦门,明军奋勇冲上,拔起周边的栅栏,眼看就要攻进砦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董一元的本营中不慎失火,点着了贮藏的火药,立刻火光冲天,烟焰腾起。岛津义弘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亲自领兵冲杀出去,同时固城的援兵也从侧翼杀到,明军大溃,一路逃回晋州。
  营中失火云云,应该不是董一元战败的主要原因,明军数量本就不如日军,一开始靠着锐气连战连胜,但锐气是不可能过于持久的,一旦锐气受挫,同时遭受到正面和侧翼的敌军两面夹击,董一元就算是千古名将,也很难再挽回败局了。这就是邢玠三路分兵的弊端,如果只以两路牵制敌军,而将主力聚于一路,尤其是聚于董一元这一路,大概早就把日军的一部给彻底吃掉了。终究蔚山之败不是败在日军的增援,而是败在杨镐的攻势太缓,明明占有绝对优势,竟然一连十天都拿不下岛山,师老兵钝,敌人增援一到,自然溃败——邢玠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败报传到北京,万历皇帝大怒,命令当场斩杀两名游击以正军法,让董一元等人戴罪立功——其实董一元本人倒是颇为冤枉的。就在这个时候,福建都御史金学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情报,他立刻上奏朝廷说:“丰臣秀吉已经去世,各部日军正打算从朝鲜撤退,如果不趁此机会予以重创,恐怕等其国内稳定后还会再来。”于是明廷立刻下令邢玠火速进兵,不得迟误。
  当年十一月,各路明军再度南下,果然发现日军正在陆续上船撤回国内。邢玠急命陈璘等将配合李舜臣的朝鲜水军遏阻日军撤退之路,陆军麻贵等部从后追击。日军的原计划是全都后撤至巨济岛,然后陆续登船回国,然而被中朝水师所阻,退得艰难无比——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最后的露梁海战。
  当时岛津义弘、立花宗茂、宗义智等人率一万余兵马,乘坐舰船五百余艘,进入连通朝鲜中南部大陆和南海岛的海峡——露梁,准备前往增援巨济岛,协助撤离。中朝水军事先得到情报,于是在此地设伏,先锋是陈璘的副将邓子龙。这位邓子龙年逾七旬,却性格豪迈,武艺娴熟,一点也不弱于少年人,他率三巨舰首先对日军发起进攻,并且亲将三百壮士跃入日船,奋勇杀敌,所向披靡。
  战斗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时分打响的,正在恶战的重要关头,突然友舰误发火器,点燃了邓子龙所跃入的日舰,眼看船中火起,李舜臣急忙乘船来救,却不幸被日军的流弹打中,慷慨殉国——顺便提一句,李舜臣真是死得其所,他如果活到战后,那个专会自毁长城、鸟尽弓藏的朝鲜李氏王朝,还不知道会怎样对待他呢!
  随着李舜臣的战死,老将邓子龙也终于倒下了。此时陈璘主力舰船已到,副将陈蚕、季金从侧翼夹击,杀得日军大败亏输。岛津义弘最后只率五十艘战船突围而去,其余日舰全被击沉,兵将死伤大半,残余逃到岸上的,也都被从陆路杀来的刘綎等部歼灭。此次援朝抗日战争中,可以称得上真正大捷的,也就只有李舜臣的鸣梁海战和这次露梁海战了,惨胜的平壤大捷等等,根本都排不上号。
  战争在十二月份正式结束,日军败兵陆续突围遁回国内,小股残余藏入乙山,因为崖深道窄,明军不敢入内搜索。还是陈璘胆大,半夜潜入布置好火器,等天亮了枪炮齐发,日军吓得落荒而逃,陈璘从后追击,没有放走一个。
  

  ●枭雄的往生
  
  纵观整个抗倭援朝战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致为一比一。明军胜在装备精良,败在主帅无能,将骄兵惰;日军胜在数量较多,素质较高,虽无统一指挥,但矛盾重重的各部间配合也还没出什么大问题,败在后勤运输跟不上。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日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不是老生常谈的空话,李朝虽然烂到了极点,日军的残暴却更使朝鲜百姓深恶痛绝,日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持不合作态度,甚至义军蜂起,搞得日军四下扑火,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本来后方的粮草就已经运不上来了,在占领区征粮又是千难万难,空着肚子可怎么打仗呀?日军被迫到处抢掠,所造成的后果是朝鲜百姓都把粮食藏了起来,并且义军的势头燃烧得更旺盛,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日军不败,当真是没有天理了。
  而对抗这样一支虽然悍勇顽强,却不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一个陷足沼泽中,无法闪展腾挪的彪形大汉般的军队,明朝大军竟然屡次战败,就算打胜也多是惨胜,这实在是很丢脸的事情。抗倭援朝战争最终是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但并不能因此就吹嘘说我天朝军队如何强大,真正强大的军队不会打得那么难看。
  明军所起的作用,其实仅仅能够保住朝鲜北方四道,以及竭力阻止日军向北挺进而已,只要不改变基本战略,不替换有能力的主帅,或者不继续增兵,明军根本就没有实力把日军彻底击垮。最终打垮日军的是日军自己,是丰臣秀吉的骤然辞世,以及李舜臣将军所部朝鲜水军的力量——在李将军面前,什么八幡海贼,什么三岛水军,什么铁甲船,都如同草芥一般。
  拉回来说,丰臣秀吉死于庆长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地点是在伏见城本丸的内室中。于是五大老开会商议后事,派遣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等人渡海前往朝鲜的泗川,宣读秀吉遗命,要求各路日军即刻撤退回国。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最后离开釜山,回归日本,标志着持续了整整七年的侵朝战争的全面败北。
  秀吉的辞世句是:“如露降生,如露消逝,此即吾身。难波(指大坂城)之事,梦中之梦。”虽为人生无常的慨叹,却态度平和,没有张惶颓唐之感——虽然生前有来自朝鲜的败战消息,生后儿子尚幼,不知终将如何结局,但身为茶人的秀吉在其最后一刻,心态或许从一名独裁者回归为一位艺术家了吧。他若能以如此心态以对千利休,利休不会死,而秀吉也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可叹,更复可鄙。
  侵朝战争使得本就还处在草创期的丰臣政权千疮百孔,秀吉一死,各方面矛盾立刻激化起来,首先是文治派和武断派的斗争。丰臣氏家臣团中这两个派别, 最早是基于出身地域的不同而分化的:秀吉跟随信长从尾张崛起,最初只领俸禄,没有封地,蜂须贺正胜、浅野长政、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浓尾武士专一唯力为视,只知打仗,不知其它;其后秀吉受封近江长滨,加封播磨姬路,所收取的江州、播州和其它畿内、西国武士日益增多,代表性人物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增田长胜等,多为内政人才。这两个地域集团因家臣团内部的利益瓜分不均而逐渐对立,同时也逐渐膨胀,最终变成了俗谓的文治、武断两大派别。
  在武断派臣僚看来,提枪上阵、破敌建功才是武士的本分,后勤生产不是不重要,但躲在后方的吏僚永远不该和前线将士平起平坐。而在文治派臣僚看来,天下已经平定,乱世须用武人,和平时代则该重视内政,那些武夫大老粗还是趁早退役回封地上吃安生饭去吧,不必插手今后的政治。就秀吉本人来说,他无疑是支持后者的。
  丰臣氏具备很浓厚的文官色彩,其实把专管打仗的侍大将和专管内政的奉行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始自织田信长,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秀吉则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加上丰臣氏名义上是直接从属于天皇朝廷的公家政权(首脑是贵族的关白而非武家的将军),因此文官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就越发突出。不过天下仅止粗定而已,仍有很多外样大名雄踞一方,虎视眈眈,秀吉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于家中两派的争斗,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没有彻底地削弱武断派的力量。
  没等矛盾彻底解决,秀吉就撒手西去了,留下了好大一个烂摊子。侵朝战争的时候,大量武断派将领在朝鲜半岛上饿着肚子浴血奋战,而文治派吏僚大坂和名护屋两头跑,为了筹措军粮搞得焦头烂额,日子也不好过。人从来都只会看到自己的难处,很少顾及他人,这些日本武士也是如此。武断派认为自己被文官们出卖了,战争打不赢全是后勤跟不上所造成的;而文治派则认为武将们作战不力,让李舜臣的水军纵横驰骋,我们好不容易筹划的军粮全被半道劫走或烧尽。再加上本属文治派的小西行长欺上瞒下,石田三成等奉行在论功行赏时又偏袒行长,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这场好戏,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全都看在眼里,乐在心头。
  

  ●家康的阴谋
  
  当时全日本最大的诸侯就是德川家康,家康及原出骏、远、三、甲、信的他的家臣们的封地,加起来竟有二百五十万石之多,而丰臣氏的藏入地(直辖地)才不过二百三十万而已。当然,秀吉并不专以土地为念,他依仗的是坚城大坂、大坂城中所藏无数珍宝和黄金,以及京都、伏见、堺等重要都市。这种策略本没有错,但是有些超前,全日本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土地,以及由土地而生的粮食,由粮食而生的士兵,仍是第一重要的资源。
  当然,如果加上出身丰臣氏家臣团的那些大名们的领地,将近日本之半,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只是秀吉白手起家,他和家臣们还并没有形成世代主从、牢不可破的关系,家臣们效忠的对象只是秀吉一人,而非暴发户丰臣氏,当秀吉去世以后,主从之间很可能产生裂痕。这和家康不同,以三河武士为主的德川氏家臣团内部同样矛盾重重,但他们同时都牢牢团结在松平•德川氏这个主家周围,离心倾向并不严重。
  不过当时形势终究和战国时代不同了,有了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天下共主,任何战争都会引发天下之战,把周边所有诸侯都卷进去。所以德川家康虽然拥有最多的土地,最强的兵源,却并不敢轻举妄动,他要等待时机,等待因丰臣氏家臣团内部矛盾而引发的天下大乱,才好混水摸鱼。
  且说秀吉遗命,传位给年幼的儿子秀赖,于是秀赖及其母淀姬就成为丰臣政权新一代的核心人物。淀姬本是浅井长政和织田氏市姬之女,出身近江,因此与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关系密切。秀吉老年得子本就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谣传说,其实秀赖是淀姬和三成私通所生——虽是无中生有,料非空穴来风。
  而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则出家隐居去了,并且后来还把她在大坂西之丸的宅邸让给了德川家康——后世因此又有北政所和家康曾有盟好的谣言产生,不过考虑两人的年龄,那比说淀姬和三成有一腿更不靠谱。
  事实上,三成等文治派官僚本就居于丰臣政权的核心地位,秀赖年幼,诸事都由其母淀姬决断,三成因此和淀姬来往密切,本是理所当然之事。文治派希望天下安定,则他们可以压制武断派,长居政权中枢,所以牢固地团结在幼主秀赖以及秀赖的代言人淀姬身边。后世或者诬三成为野心家,或者捧其为旷古忠义之士,其实不管个人的道德品质究竟如何,他都是无法违逆集团利益而单独行事的。
  而在北政所看来,丈夫已经去世了,那个居住在大坂本丸里的幼儿和他母亲,其实完全和自己毫无关系,她更担心的反倒是从小如同己出般养育长大的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会不会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文治派的迫害。北政所认为有足够实力制约三成等吏僚的只有德川家康,因此她向家康示好,同时也指示加藤、福岛等人唯家康马首是瞻。
  就这样,文治、武断两派的斗争,逐渐演化为三成和家康两人间的斗争。家康惯于后发制人,他首先挑起事端,要敌人自己送上门来。
  秀吉临终前留下遗训,禁止各大名间非经丰臣政权允许的缔结婚姻和交换人质,而身为“五大老”首席的德川家康却似乎是急不可耐地打破了这一禁令,在秀吉死后不久,就亲自或者指示麾下大名和伊达、福岛、加藤、蜂须贺等家族商定了婚姻关系。三成对此行为怒不可遏,但他自知实力单薄,无法和家康正面相抗,于是扛出了居“五大老”次席的前田利家,各派使者前往质问家康。
  其实家康本以为他真正的敌人是利家而非三成。对于那些并不懂得打仗,在政治上也说不上老练的文治派吏僚们,家康一直是看不上眼的,他最担心的是与自己同列“五大老”的几个大诸侯。“五大老”中,毛利辉元和上杉景胜都是智谋有限的二世祖,宇喜多秀家更不过一个孩子而已,只有老将前田利家堪与自己一搏。况且,前田家的年贡近百万石,也是势力仅次于德川氏的大大名。
  庆长四年(1599年)正月,在丰臣秀吉去世四个月后,丰臣秀赖母子从伏见移居大坂,随即前田利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等联署书状,谴责德川家康的专断妄行。家康口头表示歉意,说往事无法更改,日后则将按规定而行。本来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托辞,然而利家终究年纪老迈,自知不久于人世,并不想临终前还赶上一场全日本的大动乱,于是在细川忠兴等大名的调解下,二月二十九日,他抱病前往面会德川家康,双方交换了誓书。
  风波暂时平息下去了。到了当年的闰三月,前田利家终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利家出身尾张,和丰臣秀吉交情甚笃,因此在福岛正成、加藤清正等秀吉小姓出身的大名,以及细川忠兴、浅野幸长(浅野长政之子)、黑田长政等秀吉部下的第二代大名看来,那是如同叔父一般的存在。利家在世的时候,以其威信和与浓尾系诸侯的亲密关系压制着武断派,不让他们闹事,而当利家一死,这些武夫们立刻就跳了出来,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浅野幸长和细川忠兴等七将冲入伏见城,扬言要杀掉擅权误国的石田三成——据说当时三成正在伏见前田邸中参加利家的葬礼。
  这简直是让家康欲哭无泪的事情。他的目的不是铲除三成,而是颠覆丰臣氏,自己掌握天下,而只要三成这个靶子还在,他就有机会分裂丰臣氏家臣团,把武断派笼在自己手中,如果三成真的被杀了,那些武断派诸侯还有可能听命于自己吗?
  三成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他聪明地逃到了伏见城家康的宅邸中。家康当然不能杀死三成,更不能把三成交给闻风而来的福岛、加藤等人,他亲自出面,讲了一段“穷鸟入怀”的大道理,把那些武夫们给劝了回去。
  随即,家康就以私斗为名,勒令回归本城佐和山的石田三成隐居,他自己入主大坂西之丸,开始掌控整个天下。家康此时的目标仍是雄踞北陆的前田家,他找个藉口下达了讨伐令,矛头直指前田利家的继承人利长。
  

  ●《直江状》
  
  家康所以能够坦然进入大坂城,主持政务,乃是因为原本居于大坂、作为丰臣秀赖师傅的前田利家故去了,而代替利家成为“五大老”之一的其子利长在家康的劝说下,于当年八月离开职守,回归领国加贺。九月九日,家康率领群臣前往觐见秀赖,恭贺重阳佳节,据说就在这一天,“五奉行”中的增田长盛、长束正家二人前来密报家康,说前田利长、浅野长政、大野治长、土方雄久四人有刺杀家康的图谋。
  最终证明这是诬告,然而诬告的起因却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石田三成离间家康和利长的关系,想要引起两雄相争,从而削弱外样大名的势力。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个假消息也很可能是家康本人放出去的。
  家康勒令浅野、大野和土方三人隐居,然后召集留守大坂城的各方大名,下令讨伐前田利长,先锋择定为加贺小松藩主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年轻气盛的利长闻报怒不可遏,立刻也整兵备战,誓要与家康一决高下。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黑田长政却在此时居间调停,最终把双方都按回了谈判桌前。与其他武断派大名不同,长政似乎从秀吉去世的那天开始,就认定了天下大势必将归于家康一边,因此他所有的举动都对家康有利,甚至很可能直接是为家康所授意的——挑起对加贺藩的战争其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开战的理由很牵强,而毛利辉元、上杉景胜等大老也不会跟随家康的脚步,很可能作壁上观,甚至转而相助前田氏。此战若开,胜负实在很难预料。
  于是,在黑田长政的劝说下,前田利长派重臣横山长知、有贺直政前往大坂城,向家康提出申述,表明自己绝无与家康为敌的意思。于是家康解散了讨伐军,但同时命令利长把自己的母亲送往江户去做人质。
  讨伐前田利长是打着维护丰臣氏天下安泰的旗号,然而作为处罚手段的人质交送,目的地却不是丰臣政权的统治中心大坂,而是家康自己的主城江户,这是为了混淆天下人秀赖和秀赖最高辅佐者家康的主从关系。对于前田家来说,如果答应这一要求,无疑是从德川家的同僚降格为德川家的从属,如果断然拒绝,则战事必将无可避免。
  传说前田利家的正室,也是利长的生母芳春院,乃是豪爽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她主动向身为一门总领的儿子提出,愿意接受家康的无礼要求,只身前往江户。战国时代的女子没有主家的概念,她们的父兄、丈夫、儿孙才是自己的主家,为了保住父兄、丈夫、儿孙的性命以及他们所在家族的安泰,芳春院并不在意以年近六旬之身去做别家的人质。因为芳春院很清楚,年轻识浅的儿子利长,怎么也不会是老狐狸家康的对手。
  就这样,加贺百万石臣服在德川家康的麾下。于是家康转移视线,开始寻找第二个必须干掉的强劲对手,他挑中了“五大老”的末席、会津若松大名上杉景胜。
  上杉景胜是在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从越后移封出去,代替蒲生氏坐领会津的,原封石高五十五万石,新领石高一百二十万石,实力极为雄厚。因为新受领地,诸事未备,所以景胜在庆长四年(1599年)归国以后,就大规模招募工匠,开始修筑城池,整备道路。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德川家康却斥其有谋反之图,要景胜前来大坂城分说明白。
  据说是由新封的越后大名堀秀治向家康告的黑状,不过秀治很可能只是被家康当成枪使而已。且说上杉景胜得到家康要他前往大坂的书信,大感不悦,就授意重臣直江兼续写信回复——这就是著名的《直江状》。
  直江兼续原来的苗字是樋口,后来成为上杉谦信重臣直江景纲的婿养子,继承了直江氏的家业。兼续自幼服侍景胜,深得宠信,受封出羽二十四万五千石,虽是陪臣,却比很多大名的实力还要强大——此人和伊达家臣片仓景纲并称“天下之二大陪臣”。
  《直江状》与其说是一份申辩状,不如说是一篇挑战书,文中不但逐条批驳了德川家康的指责,而且皮里阳秋,语多讥讽,似乎故意想要激怒家康一般。诸如以下言辞充斥其中——“要景胜签下别无异心的誓文恐怕无益,因自去年以来,(汝之)数份誓文都付空言。”“景胜素以仁义著称,非(汝等)朝暮变化之人也。”“对谗言不加辨明,对流言不加调查,不似素以英明正直为标榜的内府(家康官至内大臣)所为。”——不过,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现存《直江状》很可能不是原文,而是后人伪造的。
  家康恐怕并不想真的对会津用兵,他或许以为象对待前田家一样,用外交手段威压一下,上杉氏也会乖乖就犯的,然而如意算盘打错了,景胜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据说景胜与石田三成等人早有密约,要东西夹击,遏阻德川家康坐大之势。家康得到《直江状》勃然大怒,或者不如说他必须做出大怒之态,否则就有损自己的威信。于是庆长五年(1600年)五月,家康以首席大老的名义要求各方大名出阵会津,讨伐悖逆谋反的上杉氏。
  二分天下的大战即将爆发。
  

  幛子画和狩野永德
  
  安土•桃山时代在日本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黄金时代,除了茶道的大成以外,建筑、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也都存在着划时代的进步。其中绘画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乃是幛子画。
  幛子画来源于传自中国的壁画和屏风画,所谓“幛子”,是指日式房屋多用竹木建构,用可活动的纸扇来把大屋分隔为很多小间,这些纸扇,也包括纸门和纸窗就统称为“幛子”。在幛子上作画始于奈良时代,也是源自于唐风。
  安土•桃山时代出现了幛子画的千古大家,那就是狩野画派的第三代——狩野永德。永德本名州信,通称源四郎,祖父元信和父亲直信(松荣)都是室町幕府的御用画师。永德从九岁起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幛子画,二十六岁时为大德寺聚光院(三好义继的佛堂)创作了十六面花鸟图和八面琴棋书画图,开始脱离传统的风格,转而描绘社会生活,受到时人的好评。
  1574年,织田信长委托永德创作一幅描绘京都风貌的屏风画,用以相赠上杉谦信。永德大胆地采用金色作为背景,施以浓墨重彩,着力刻画了节日期间各行各业的喜庆场面,这就是著名的《洛中洛外图屏风》。
  因为这幅屏风画受到信长嘉奖的永德,随即就接受了新造安土城的内部装饰工作。他率领弟子们辛勤工作,所用技巧范围广泛,题材多种多样,尤其首次在宽大壁面上粘贴金叶以代表地面和云彩,使得安土城内金碧辉煌,气魄宏伟。其后,丰臣秀吉修建大坂城和京都聚乐第的时候,也都聘请永德前来作画,他的画风逐渐成为时代的代表,其锐意进取的精神,富丽堂皇的气派,正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完美写照。
  这一时代享有盛名的画家,除了狩野永德之外,还有长谷川等伯。传说等伯曾师从永德,但随即吸收了中国的宋元画风,开创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构图简洁明快,气魄雄壮爽朗,受到千利休等人的赞誉。在利休的推荐下,等伯也得到了丰臣秀吉交付的大量官方装饰工程,打破了狩野派独占幛子画画坛的局面。不过狩野派和长谷川等伯的绘画艺术虽然存在着很大差别,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绘画日益摆脱平安以来重佛的氛围,转而崇尚儒教思想,这也为其后江户时代的儒风盛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宛如梦幻

二十九章、决战关原

文赤军长胜

  ●大战的序曲

  庆长五年(1600年)六月,出兵讨伐上杉景胜的德川家康从伏见出发,七月进入江户城。家康行动迟缓,等待各地大名的消息,很明显的,他相信上杉景胜定有呼应者,所以不忙着出动自己的关东军主力,而要让奥、羽、越和北关东的大名们去打头阵,以牵制上杉军。
  果然,七月十一日,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安国寺惠琼等人在佐和山城密议,次日五奉行即连署书状,细数德川家康十三项大罪,推毛利辉元为主,请他入居大坂,号召天下诸侯统合在辉元的旗帜下讨伐家康。很快,大军就聚集起来,首先进攻伏见城,杀死了家康的重臣鸟居元忠。
  这时候,德川家康正在下野小山城大会诸侯,得到鸟居元忠的急报,立刻统率主力南归江户。且说这位元忠,大过家康两岁,从小侍奉家康,受封下总矢作四万石的领地。据说家康挥师东进之时,已经料到三成等人将会举兵攻打伏见,于是和驻守伏见城的元忠做了最后的诀别。
  七月十五日,响应五奉行号召的备前大名宇喜多秀家亲率四万大军包围了伏见城,而鸟居元忠麾下只有一千八百人而已。众寡如此悬殊,就算伏见是丰臣秀吉亲自规划的难攻不落之坚城,城中物资储备又很丰富,也是很难守住的。八月一日,在身为甲贺水口城主的奉行长束正家的联络下,伏见城中的甲贺众打开了城门,大军汹涌杀入,鸟居元忠切腹而死。
  石田三成所以敢于举兵讨伐德川家康,除了家康率领武断派大名们远征上杉氏,畿内空虚外,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三成终于说服了“五大老”中的两位——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和自己站在同一阵营。同时他还派兄长石田正澄等人在尾张爱智川阻拦陆续赶往东国的各地大名,截留下许多兵马。就这样,以毛利辉元为名义上的领袖,以石田三成为实际核心的多达十万人的强大军势编组完成,史称“西军”。
  与此同时,陆续赶到下野小山城集结的诸侯部队则受到德川家康的笼络。据说家康貌似很宽厚地说道:“各位的妻女都在大坂城中做人质,恐怕现在已经落到了叛贼三成手中。我决定要不顾生死讨伐叛逆,你们是去是留,完全自主决定。”诸将乍闻此讯,不禁面面相觑,无所适从。沉默中,最为痛恨石田三成的武断派领袖福岛正则突然起身发言,表示愿意拥戴和协助家康,随即山内一丰也站了起来,竟然声称要将自己的居城挂川拱手相送。
  山内一丰本是岩仓织田家的重臣之子,岩仓灭亡后跟随了织田信长,转而出仕丰臣秀吉,他可以说是尾张系大名中资格最老的人物。一丰见风转舵,毫不犹豫地献出主城,这已经不算是服从家康了,而分明是表态要臣服于德川氏。于是,在福岛、山内二人的鼓动下,除了信浓上田城主真田昌幸和美浓岩村城主田丸忠昌两人外,诸将全都留了下来。
  家康下令征讨上杉氏,匆匆忙忙赶来巴结和相助,速度最快,没在爱智川被截住的,大多是丰臣系武断派大名,他们不一定看好家康,但一致地痛恨三成。就这样,组成了以德川家康为领袖,以武断派大名为主力的十余万大军,陆续转头向西进发,史称“东军”。
  战争初始,西军在战略上占有主导权,石田三成说服美浓岐阜城主织田秀信(即织田信长的孙子三法师)站到自己一边,关闭了东山道的大门,他分兵镇压畿内和近畿各城,打算在广阔的浓尾平原上和东军展开决战。
  而东军方面则兵分两路,南线走东海道,以福岛正则为先锋,家康居后策应,中线走东山道,由家康的继承人秀忠率领德川军主力三万八千人向西挺进,打算合攻美浓。
  就在这种情况下,西军一着棋错,几乎满盘皆输。且说西军主力的进攻方向乃是伊势国,意图彻底平定伊势,解除后顾之忧后即突入尾张,与美浓岐阜城南北呼应。八月五日,毛利秀元、吉川广家统率三万大军进攻伊势国的中心城池安浓津,激战中,城主富田信高之妻身批黑红色的铠甲,手持片镰枪冲杀出来,竟然刺死了毛利秀元麾下大将中川清左卫门。因为守军如此英勇敢战,攻方长时间无法得手,最终靠着高野山的木食上人居间调停,富田信高才开城退去。
  在安浓津城下耽搁了太长时间,西军就此失去了主动权。八月十四日,福岛正则回归主城尾张清州,武断派大名陆续来合,兵力达到数万。据说清州城中贮藏有军粮三十万石,正则全部拿出来以充军资,东军凭此横扫尾张境内倾向于西军的大小诸侯,然后北上进入美浓国。美浓国内诸侯林立,以织田秀信为首,将近九成都倾向于西军。东军很快就攻破了福束、高须等城池,直插岐阜城。年轻气盛的秀信否决了重臣们笼城固守的建议,亲率三千余人迎敌于木曾川畔的米野地方。
  北上美浓的东军分为两队,一队以福岛正则为先锋,率细川忠兴、藤堂高虎、黑田长政等将,西进攻打竹之鼻城,另一队以池田辉政为先锋,率浅野幸长、山内一丰、堀尾忠氏等将,北上布阵于木曾川畔。本来两队约定,等福岛队攻克竹之鼻归来后一起渡河进攻岐阜,然而池田辉政为了抢功,于八月二十二日悍然北渡木曾川——米野合战打响了。
  东军兵力为一万八千,池田、浅野、山内等人,都是能征惯战的宿将,面对强敌,织田秀信体现出与其实际年龄不符的顽强与坚韧,数次扰乱东军阵营,只是众寡实在太过悬殊了,激战数小时后,织田军被迫后撤,秀信遁回岐阜城。
  竹之鼻城方面,守将杉浦重盛在作了顽强的抵抗后切腹而死,福岛正则凯旋而归。然而才走到半路上,正则就听说了池田辉政抢先渡河的时候,怒不可遏,差点就要杀过去和辉政火拼。辉政知道自己理亏,只好把正面进攻岐阜城的机会让了出来,自己转向西侧。福岛队很快就把岐阜城包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八月二十三日晨,总攻开始,不到一天的时间,这座曾做过织田信长本城的名城终于陷落了,织田秀信被迫隐居,并与五年后去世——织田氏嫡派之血至此断绝。
  其实石田三成所部就驻扎在岐阜城西南方二十多公里外的大垣城中,他本拟东进与织田军会合,但急性子的秀信不等援军来到就开城出战,导致惨败。得到米野合战失利的消息后,三成急派重臣前野兵库领兵前往救援岐阜,就在岐阜落城的当日与东军黑田长政、田中吉政、藤堂高虎等部遭遇,苦战而败。三成知岐阜已不可救,于是约束各部退回大垣。
  就这样,东西两军将美浓国一分为二,遥遥相望,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对峙。
  
  ●优劣分明的布阵

  福岛正则等将在浓尾平原奋战的时候,德川家康一直窝在江户城中不动,他一方面多次派出使者激励前线将士,一方面到处写信,想从内部分化瓦解西军。一直等到米野合战的胜利喜讯传到江户,家康才终于挥师西进,于九月十四日赶到了大垣城西北方的赤坂地方,树起了代表源氏的白旗。
  看到家康来到前线,东军各部士气高昂,而固守大垣城的西军阵营则产生了动摇。为了振作士气,石田三成麾下大将岛左近、蒲生乡舍率领五百兵马出城,渡过杭濑川向东军挑衅。东军中村、有马等部冲前迎敌,中了埋伏,连武士带杂兵被斩杀近两百人——是为杭濑川合战,虽是小规模战斗,西军却罕见地取得大胜,鼓舞了士气。
  德川家康想要等儿子秀忠所率的本部兵马到来后再进攻大垣城——因为传说家康是野战的高手,攻城战却非其所长——然而自东山道进军的秀忠却被真田昌幸拦阻在信浓上田城下,迟迟不能赶到美浓。家康无奈之下,打算放弃无意义的对峙,率师突入近江,直薄石田三成的本城佐和山。
  然而东军还没有开始进发,西军倒先动了,主力离开大垣,后退到接近近江边境的关原地方。关原是从美浓进入近江的重要门户,南北皆为高山,中山道横亘其中,此外,它还北接北国街道,南接伊势街道,乃是不得不争的战略要冲。
  战争迁延日久,因为德川家康的威望天下无双,又擅长耍弄阴谋诡计,所以石田三成发现越来越多的西军将领与家康暗通款曲。毫无疑问,如果再拖下去,这些家伙可能会陆续投向东军阵营。因此三成退出大垣,占据关原要冲,吸引东军前来主力决战,他希望经此一仗打胜,可以改变人心向背,进而改变整个天下大势。
  西军在关原地区的基本配置如下——
  驻扎在东山道略微往北的名为“南天满山”的台地上,作为西军阵列核心的乃是备前大名、“五大老”之一的宇喜多秀家,所部一万七千强。驻在宇喜多军侧后方,担任保护和辅佐作用的有大谷吉继所部四千人,户田重政、平塚为广共一千五百人。
  宇喜多军往北是小西行长四千人和岛津入道惟新斋(义弘)一千六百人。石田三成和丰臣氏部分直属家臣驻扎在更北面的小关村笹尾山,共约七千之众。
  位于中山道南方的有赤座直保、小川祐忠、朽木元纲、胁坂安治四位小大名的部队,由西北向东南方向一字排开,总兵力为四千余。更往南方的松尾山上还屯扎着筑前大名小早川秀秋的一万五千人。
  就西军的主要部署来看,是以中山道为中心,以笹尾山和松尾山为两翼,中间略往后收缩,左右毫无顾忌地展开,如同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鸟——是为鹤翼之阵。西军所部大多驻扎在山上,在其阵前,也就是正东方,有一片相对平缓的开阔地,中山道在此连接北国街道和伊势街道,好象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按照石田三成的规划,这个十字路口就是东军葬身之处。
  西军全体部署到位是在九月十五日的凌晨四时左右,而实际上东军先锋在两个小时以前就已经陆续迈入战场了。抢了一个大早的当然就是猛将福岛正则,他在一片名叫“关之明神”的小树林中扎下所部六千兵马,正当宇喜多秀家统率的西军中央本队。随后跟进的是田中吉政、黑田长政、细川忠兴、加藤嘉明、筒井定次等部近两万人,排列在福岛军的北面,朝向石田三成所部,以及京极高知、寺泽广高、藤堂高虎三部近八千人,排列在福岛军南面,以保障侧翼安全。
  上述为东军的第一队阵列,第二队则包括古田重胜、织田有乐斋、金森长近、生驹一正等四千余人,排在北侧阵列之后。此外,还有本多忠胜五百人,井伊直政和松平忠吉共六千六百人,分别安插在南北阵列中——这都是家康的直属部下,忠吉更直接是家康的儿子,他们的作用其实等同于监军。
  前军开入十字路口,作为主将的德川家康当然不能不紧紧跟上——在通讯条件不发达的当时,主将距离前军太远则必然造成消息闭塞和传令滞后。于是家康选择了距离福岛军不到两公里的桃配山扎下三万主力。桃配山紧贴着中山道,位于道南,选择此处作为本阵,可见家康的野战经验实在丰富,见识非常卓越。
  然而,可怕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了。德川家康就算有通天彻地之能,有一个因素却很可能毁掉他全盘战略部署,那就是——这本是对方的主场!西军早就在关原附近地区驻扎下了兵马,整体布局已经经过数日的反复研究和检讨,而相对的,东军的部署则相对仓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桃配山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包,在其东南有一座高峰,名叫南宫山,来自伊势的大队西军其实早在八天前就已经进驻南宫山东麓了,本意是策应固守大垣城的石田三成所部,而既然三成说要在关原与东军一较短长,那么这些部队也就乐得不挪窝,依旧在中山道南面的山坡上严阵待敌。
  这些部队实力非弱,包括吉川广家(吉川元春的三男)的三千人、毛利家外交僧安国寺惠琼的一千八百人、“五奉行”之一长束正家的一千五百人、土佐大名长宗我部盛亲的六千六百人,最南面还驻扎着毛利氏前线总大将毛利秀元(辉元族弟)的一万余众。
  这才是鹤翼阵的真正右翅!
  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其时正居留在大坂城内,他本来想劝说淀姬抱着丰臣秀赖前往石田三成的本城佐和山,然后即可在关原前线树立起丰臣氏的黄金马标。东、西两军皆以维护丰臣氏的一统天下,讨伐叛逆为号召,如果秀赖的马标可以出现在西军阵列之后,则西军所拥有的大义名份就理所当然地彻底压倒了东军,可预料的,福岛正则等丰臣氏家臣起家的大名将收束铠甲武器,转身撤离战场——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不敢与主家正面对战的,否则将声名扫地,万劫不复。
  然而淀姬却以秀赖年龄太小,又是丰臣氏一门总领、天下人,不能擅离大坂为名,打碎了毛利辉元的如意算盘。辉元只好留在大坂城中继续劝说,无法赶到关原战场,前线军事就都交给了族弟秀元指挥。
  为了防备这支驻扎在南宫山麓,以毛利军为主力的三万兵马,德川家康被迫派有马丰氏九百人、山内一丰两千人、浅野幸长六千五百人,以及池田辉政四千五百人,延中山道从西向东一字排开,面朝南方,以保障本阵的侧翼——东军的前线兵力因此更为薄弱。
  据说两百余年后的明治时期,日本陆军聘请德国军事专家米切尔少校担当顾问,这位少校在日本看到了关原布阵的形势图,当下毫不犹豫地说道:“此战,西军必胜!”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的战争,占领制高点则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是不会改变的基本法则,此时中山道附近的制高点基本都落在西军手中,东军主力则局促在平原缓坡之上,西、南两面都是敌方大军,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中。如此优劣分明的布阵态势,任何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第一时间就得出和米切尔相同的判断来的吧。
  “西军必胜!”在战斗打响的前一刻,料想石田三成心中应该也回响着同样的话语。
  
  ●九时前的战斗

  庆长五年(1600)九月十四日晚七时,石田三成率西军主力撤出大垣城,退守关原,并于翌日(十五日)凌晨一时基本完成调动。德川家康很快就得到了西军后退的情报,于是指挥全军进迫关原,十五日凌晨二时,福岛正则部首先进入战场。四时,西军布阵完成,晨光熹微,大雾突然笼罩了整个关原地区。
  六时左右,东军布阵完毕,大战一触即发。
  浓雾在接近八时的时候逐渐散去,东军先锋福岛正则趁机稳步前进,直指当面之敌——宇喜多秀家的备前、美作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原本作为监军驻扎在福岛军阵后的井伊直政部突然冲前,开始以火砲和宇喜多军展开对射。
  “这是两分天下的大战,第一砲一定要由我德川军来打响。”据说井伊直政领会到了德川家康的这一意图,所以保护着少主松平忠吉率先前突。他的意愿最终实现了,却把福岛正则气得三尸神暴跳。“我是先锋,为什么井伊队要越过我去,率先挑起战斗?!”正则一边派使者前去找家康告状,一边挥师猛进,很快就和宇喜多军展开了正面对攻。
  就这样,战斗在上午八时左右正式展开。
  井伊部和宇喜多军稍一接触便即转向,把敌人让给身后的福岛军,随后并合松平部、本多部,指向排列在宇喜多军北面的岛津军。岛津军主将乃是一门总领入道惟新斋义弘,此公本来是倾向于东军的。
  且说岛津贵久时代曾有一位庶流家老名叫伊集院忠朗,忠朗传子忠仓,忠仓传子忠栋,一直都是岛津氏的笔头重臣。然而在庆长四年(1599年),伊集院忠栋在伏见城拜见岛津惟新斋的继承人忠恒时态度傲慢,当场被忠恒斩杀,因此忠栋之子伊集院忠真怒而掀起反旗,是为“庄内之乱”。经过这次动乱,西南豪强岛津氏实力大损,动乱最终在德川家康的调解下得以平息,因此岛津惟新斋对家康佩服和感激得五体投地。
  当宇喜多军包围了伏见城,攻击鸟居元忠的时候,岛津惟新斋就以报答家康之恩为名,要求入城协助守护,然而元忠不知对方心意的真假,坚决不肯开门。此举激怒了惟新斋,转而投向西军阵营。
  然而当西军固守大垣城的时候,惟新斋眼看岛左近和蒲生乡舍打赢了杭濑川合战,不禁手痒,就请令率领本部兵马夜袭家康本阵,遭到石田三成的一口回绝。惟新斋又羞又气,从此心中存下了疙瘩,临到关原大战的时候也就出工不出力。井伊等部进攻岛津军阵列,惟新斋命令侄子丰久(岛津家久之子)统率一半兵马严密防御,自己则端坐阵后不动,静观成败。
  正当福岛军与宇喜多军展开激战的时候,东军右翼的黑田长政、田中吉政、细川忠兴、加藤嘉明、筒井定次等部也大步迈前,突击笹尾山的石田三成所部。三成急派重臣岛左近和蒲生乡舍各率一千兵马前往迎战。
  岛左近本名为清兴或者胜猛,家世不详,曾为大和大名筒井顺庆麾下名将,与松仓重信并称,是为岛左近和松仓右近。筒井顺庆去世后,养子定次继承家督之位,岛左近与定次不合,脱藩出走,先后侍奉过丰臣秀次和秀保。据说当石田三成获领佐和山城四万石的时候,曾毫不吝惜地拿出一万五千石来延聘左近。三成是内政达人,领兵作战却非其所长,所以亟须招募能战之士协助自己整顿军备,左近就这样来到了石田家中。时人都说,治部少辅(三成)大人有两样宝物,一是牢固的佐和山城,一是英勇善战的岛左近。
  蒲生乡舍本名横山喜内,是会津九十二万石大大名蒲生氏乡的家臣,受赐苗字和偏讳,改名蒲生乡舍。氏乡去世后,丰臣秀吉将其子秀行转封为宇都宫十八万石,因此经济拮据,无法养活众多家臣,乡舍被迫成为浪人。石田三成也花了整整一万五千石的高禄来延揽乡舍,和岛左近并列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且说石田军兵力薄弱,虽有岛左近和蒲生乡舍两员猛将舞刀奋战,也很快就落在了下风。素与三成交好的小西行长急忙挥师来救,东军织田有乐斋、古田重胜所部也急忙冲上策应友军,双方混战在了一起。
  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西军大谷吉继部为了保护宇喜多军的侧翼也冲向前方,被东军藤堂高虎、京极高知、寺泽广高等部拦住。吉继乃是连丰臣秀吉都赞叹不已的智将,藤堂、京极等人却均不以武勋见长,所以以寡击众,大谷军兀自占据上风。
  大谷刑部吉继本是近江豪族出身,侍奉丰臣秀吉,在政战两道都立过大功,受到秀吉多次嘉奖。然而正当他风光得意之时,却感染上了癞病(一种皮肤病),据说皮肤多处溃烂,原本俊秀的相貌变得如同修罗恶鬼一般。吉继为此深居简出,凡见人的时候都以白布裹住口鼻,只露出一对锐利的双目。
  据说某次秀吉举办茶会,诸将大多在坐,饮茶的时候,吉继不慎把鼻涕滴入碗中,诸将都怕被传染,纷纷装模作样地比划一下,就把茶汤原封不动推给下座,只有石田三成端起碗来,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吉继感激莫名,从此就和三成结为莫逆之交。
  传说未免太离谱了,吉继就算得了癞病,也不会鼻涕口水横流,否则根本无法正常理事,况且若非极度骄傲或者阴暗的性格,也不会任由自己的鼻涕滴入茶碗而不吭一声,等着看同饮者究竟作何态度的。日本茶道的茶会,往往多人同饮一碗茶汤,只是各人在饮后用手指轻拭碗边,擦去口唇痕迹而已,众人都怕沾染上吉继的唾液,从而感染癞病,这倒是情理中事,原不必加上鼻涕,说得那么恶心。
  总之,大谷吉继从此就和石田三成来往密切。据说吉继为人老成持重,很少参与派系间的斗争,更以排难解纷、维持固有局面作为秀吉去世后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吉继和德川家康关系也很好,原本并不赞成三成举兵与家康对战,他向三成分析说,无论从天时还是人和来看,好友都不可能是家康的对手。然而三成一意孤行(身处其位,也无法不那么做),还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大谷军中作为人质,以向吉继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诚意。吉继大受感动,于是就在前往会津讨伐上杉氏的途中突然转向,投向了西军的怀抱。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实从迈上关原战场的那一刻起,大谷吉继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了吧,正因如此,大谷军战斗得异常勇猛,东军以两倍兵力来攻,却完全占不着便宜。

  ●南宫山上的死棋

  关原之战的午前,战况最激烈的场所还是在中路、中山道附近。一方是福岛正则,正则乃是“践之岳七本枪”出身的名将,此时正当盛年,勇猛善战,所部也皆熟悉地理的尾张兵;另外一方则是宇喜多秀家,宇喜多军是中部中国地区的劲旅。
  秀家是阴谋家宇喜多直家之子,直家原本相助毛利方与织田讨伐军对战,后来在讨伐军统帅羽柴(丰臣)秀吉的努力下,阵前倒戈,给毛利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直家去世前,把年幼的儿子八郎托付给秀吉,秀吉即收八郎为犹子,赐名为宇喜多秀家。因此秀家年纪虽轻,仗着他和秀吉的异姓父子关系,也仗着宇喜多氏在中国地区的庞大势力,才得以跃升为“五大老”之一,官拜中纳言。
  石田三成自知威望不足以服众,所以扛出“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来当西军领袖,在关原战场上,则奉宇喜多秀家为统帅。宇喜多氏在西军中兵力也仅次于毛利氏,又正当中路,负有调动全局之责,所以秀家当这个统帅也是实至名归。
  福岛正则并看不起宇喜多秀家,认为那不过一个胎毛未退的孺子而已。秀家前此并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协助出兵朝鲜,也没有创下任何骄人的战绩,但并不能因此就忽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年轻人往往经验不够老到,并无统观全局之能,但要说冲锋陷阵,局部作战,年轻人靠着一股锐气,未必就会输给了老人家。这一仗,福岛正则打得相当辛苦,几次濒临全军崩溃的边缘。
  可以说,在九时以前,西军仍基本握有战场的主导权:中路宇喜多、小西、大谷、平塚等部共两万七千人,对战福岛、井伊、织田、京极等部两万二千人,无论兵力上还是士气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北路石田三成所部近七千人对战黑田、细川、田中、加藤等军共一万九千人,在岛左近和蒲生乡舍等将的勇战下,竟然也少呈败相。就在东军猛攻鹤翼阵的中央和左翅的时候,这只巨鸟的右翅还丝毫未损,只须小早川秀秋冲下松尾山,或者毛利秀元杀下南宫山,突袭东军的侧翼,相信就连德川家康的旗本三万大军也是无法抵挡的,东军必将全线崩溃。
  然而奇怪的是,小早川秀秋等部却一直驻扎在山上,纹丝不动,受其影响,右翅根部的赤座直保、小川祐忠等人也冷眼旁观就在身边展开的激斗,而根本不肯向前一步去配合友军,攻击敌人。就在这种情况下,九时半左右,岛左近被黑田军的铁砲击中,身负重伤,石田军阵列开始动摇,毫无作战经验的石田三成被迫亲自披挂上阵,这才勉强止住了败退之势。
  三成屡次遣使前往岛津本阵,请求惟新斋出兵相助,但惟新斋只是命令丰久固守,丝毫不为所动。甚至最后三成亲自前来相请,惟新斋态度强硬地回答说:“今日胜败虽属未知之数,岛津却自有岛津的进退。”
  而另一方面,德川家康看到西军左翼完全不动,本方中路却有崩溃之虞,于是在十时过后,大胆地离开桃配山,向前移动本阵到关原驿附近。看到家康的马标出现在阵前,东军士气普遍为之一振。
  受此影响,西军中首先后退的是小西军。小西行长所部四千人,遭到寺泽广高等部的突击,损失惨重,几乎崩溃——关原战场上,可以说西军接战各部中打得最难看的就是素享盛名的行长了。
  小西军向后退却,宇喜多军的左翼暴露了出来,攻势为之一挫,福岛正则趁机稳住了阵脚。从开战至此,已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前线各部均已疲惫,决定最终输赢的最大砝码就是东西两方尚未参战的预备队了。于是十一时前后,石田三成燃起狼烟,以通知松尾山、南宫山上驻扎的各部:“可以进攻了,一举将敌人击溃吧!”
  其实开战后不久,安国寺惠琼等人就前往毛利秀元的本阵,要求秀元下令进攻,然而秀元却说:“我年轻识浅,必须听取广家的意见,广家认为何时参战为好,我会跟进的。”于是惠琼等人就又去求告吉川广家。吉川广家根本不为所动,稳扎南宫山麓,不但自己不肯进兵,还无形中阻住了毛利本阵北进之路。
  吉川广家早就和德川家康暗通款曲,打算卖主求荣。究其根由,恐怕不是出于对石田三成的憎恶——传说秀吉曾打算封给广家九州一国,但在三成等人的劝说下,改割毛利氏辖下出云国内十四万两千石给了广家——而是对主家毛利氏的不满。当年毛利元就开创了两川体制,以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两大分家拱卫本家,形成犄角并立,不可动摇之势,传说中还留下了“三矢之誓”的故事。然而战国乱世,人心混乱晦暗,真正秉持忠义之心,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主家的存续不遗余力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毛利氏也是如此。由于元春和隆景这对兄弟的性格、能力之不同,在汹涌而来的时代大潮前,一个冲上浪尖,一个却沉入水底,就此引发出重重矛盾,并且这矛盾到他们各自的继承人时代终于结出了苦果。
  当年水淹高松城,清水宗治切腹,毛利、羽柴两军和谈之后,毛利方突然得到了本能寺之变的消息。吉川元春闻报大喜,主张立刻进兵追击匆忙赶回畿内的羽柴军,却遭到了小早川隆景的阻拦。此后隆景还跟随天下大势,劝说一门总领毛利辉元降伏在羽柴(丰臣)秀吉的军门前,隆景因此得以和辉元并列,成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此外,秀吉还将筑前和伊予的大片领土赏赐给隆景,年贡高达六十五万石!隆景的兄弟兼养子秀包(毛利元就的九男)也受封十三万石领地,秀吉后来又把自己的一个妻侄过继给隆景做继承人,那就是关原之战中驻扎在松尾山上的小早川秀秋。
  对比飞黄腾达的小早川氏,毛利两川的另一巨头吉川氏则要黯淡得多,吉川广家等人封地都不广大,并且都是直接割取主家毛利氏的领地封予的,就原则上来说,他们其实不算是丰臣政权下的一方大名,而只是大名毛利氏的陪臣而已。既然如此,那么在家族中的发言权,吉川氏也就远远落在了小早川氏的后面,处处受到打压,心中愤懑不平。
  吉川广家大该是这样想的:就算打赢了这一仗,我又有何功?功劳不是主家的秀元的,就是那个外来的小早川家的秀秋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要为了主家的荣耀去浪费自己家臣的性命呢?
  吉川广家按兵不动,毛利秀元也就乐得坐壁上观。安国寺惠琼、长束正家、长宗我部盛亲等人想要下山参战,又怕广家等人暗通德川家康,随时可能攻击自己的背后,到时候遭受前后夹击,难免全军覆没的噩运。他们急得干瞪眼,却谁都不敢冒险下山,只得反复去央告秀元。秀元托辞说:“我已决定参战,但先要饱餐战饭才好打仗。”下令部下速取盒饭来。然而这顿饭总也吃不完,就此延误了战机。
  就这样,胜负的天平开始向东军一侧倾斜……

  伽拉莎之死

  乱世中的女性,往往演绎着比男子更为悲壮的故事。提起战国末年两分天下的关原大战,就总会令人想起在战前横死的细川伽拉莎。
  伽拉莎又写作葛拉西亚或伽罗奢,本是日文假名的音译,这个名字一望而可知不是日本名,它本是一位贵妇人皈依天主教后所起的教名。这位贵妇人本名明智玉子,是明智光秀的次女,天正六年(1578年),在织田信长的指示下,明智光秀和细川藤孝结为姻亲,把玉子嫁给了藤孝的嫡长子忠兴。从此以后,玉子就冠上了夫家的苗字,称细川玉子。
  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以后,凭藉姻亲关系,派使者去游说细川父子与自己共同进退。然而细川藤孝不肯背负逆贼的骂名,坚决不允,还让儿子杀死玉子,以表示和光秀划清界线。因为玉子连续为忠兴生下三个嫡子,即长男忠隆、次男兴秋和三男忠利,所以忠兴不忍相害,把她送往丹后国的味土野(三户野山)幽禁起来。
  就这样,玉子在孤寂中度过了整整两个春秋,直到天正十二年(1584年)才获得丰臣秀吉的赦令,由忠兴将其接回本城田边。夫妻团聚并没过多久,玉子就被作为人质移居到大坂城下,天正十五年(1587年),她在侍女的怂恿下皈依天主教,取教名伽拉莎,意为神的恩宠。
  据说忠兴和玉子原本感情很好,但经过味土野的两年幽禁,这段感情已经逐渐变质了,因此玉子才会在内心的无比苦闷中接受了一种外来的宗教。就在同一年,丰臣秀吉下令严禁日本人信奉天主教,忠兴勒逼伽拉莎改变信仰,遭到严辞拒绝,从而引发了夫妻间更大的矛盾。
  关原合战之前,石田三成命令把居住在大坂城下町的东军各大名眷属都集中起来,以作要挟,然而伽拉莎却以接到丈夫的严令不得入城而拒绝了。七月十七日,西军五百名士兵突然团团包围了细川邸宅。为了不落到敌人手中,伽拉莎决意一死。
  由于天主教禁止自杀,伽拉莎就在做过祷告以后,命令家臣小笠原少斋用长刀刺入她的胸膛,然后用绢帛包裹其遗体,放火烧为了灰烬——终年三十八岁。
  伽拉莎拒绝成为西军的人质而自尽了,同时黑田长政、黑田如水、加藤清正的妻子和水谷胜俊的儿子也成功逃离大坂,这使得石田三成的人质行动彻底失败。对于关原合战的最终结果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东军将领再无后顾之忧,从而怀着对三成的切齿痛恨从上野小山城汹涌杀来……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宛如梦幻

三十章、新格局的产生

文赤军长胜

  ●松尾山上的反旗
 
  庆长五年(1600)九月十五日,在美浓国关原地方爆发的两分天下的大战,最终以西军彻底崩溃而告终。一般认为西军总兵力为八万余,而东军为七万余,略逊一筹,然而文献所载数字多有出入,还有认为西军到达战场的总兵力为八万四千,而东军则为八万八千,是东军略占优势的。
  不管哪个数字正确,双方兵力相差不大却是事实。然而虽然西军在地理上占有绝对优势,却有几乎半数的部队一直按兵不动,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也是情理中事吧。
  在关原战场上,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参战各部均已疲惫,西军就算战败,应该不难勒束败兵,缓缓退去,寻机再起。只是这种梦想被一个人彻底打破了,此人就是驻扎在松尾山上的中纳言小早川秀秋。
  小早川秀秋本出尾张国杉原氏,他的姑母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浅野家当养女,成年后嫁给织田信长麾下一名低级武士木下藤吉郎——也就是后来的太阁丰臣秀吉,而这位姑母就是秀吉的正室北政所。因为秀吉的发达,杉原氏也跟着沾光,后来还受赐改苗字为木下,秀秋是北政所的兄弟木下家定的第五个儿子,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被北政所领去当了养子,冠上了羽柴的苗字。
  虽然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但好歹是妻侄,又是从小抱养的孩子,因此没有亲生儿子的秀吉就把秀秋列入了继承人的考量范围。一直等到确定丰臣秀次为继承人以后,秀吉才把秀秋送出去过继给小早川隆景,并在隆景退隐后让秀秋接管了筑前国三十五万七千石的领地。
  就因为秀秋曾是丰臣政权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因此石田三成对其期望颇深,关原战前就承诺说,只要打败了德川家康,就让秀秋担任关白,做丰臣秀赖的监护人,在秀赖十六岁成年以前,秀秋可以一直以第一朝臣的身份号令天下。这一承诺相当具有诱惑力,然而奇怪的是,秀秋却在战前秘密然而主动地向家康呈交了效忠书,表示愿为内应。
  关原战场上,小早川秀秋一直驻扎在松尾山上观望,石田三成在笹尾山点燃狼烟,还多次派遣快马传信,催促他速速下山,他却丝毫不为所动。不仅如此,当时家康的使者奥平贞治和黑田长政的使者大久保猪之助也在松尾山上,数次以战前密约来提醒秀秋,秀秋却仍然稳坐钓鱼台。
  东西两军战至近午,东军攻势再度受挫,德川军猛将本多忠胜的坐骑被岛津军铁砲击伤,忠胜坠下马来,险些丧了性命。家康一直在询问参谋们:“松尾山上情况如何?”在得知小早川秀秋仍未按照约定下山参战后,他烦躁地咬着指甲:“难道我被那个小贼欺骗了吗?”可以说,在南宫山毛利等军已成死子以后,西军唯一能够挽回败局的就只有小早川秀秋所部了,而东军要想彻底打赢这一仗,也必须仰赖秀秋的参战。一时间,各方目光都凝聚到了松尾山。
  暴怒烦躁之下,家康走了一招险棋,他派出一队铁砲手行至松尾山下,突然向山上展开齐射。铁砲的轰隆声响彻整个山头,小早川秀秋惊慌失措,立刻下令全军下山——“目标,是大谷队!”就这样,小早川一万多人马倒戈加入了东军阵营,从侧翼攻击西军,最终决定了战局的走向。
  因为阵前反叛,并且还是非主动地反叛,似乎是被德川军齐声鸣响的铁砲吓破了胆才匆促参战的,后世对小早川秀秋的评价一直都很恶劣。传统认为,秀秋首鼠两端,想要先看清战局的发展再决定加入哪一方,攫取胜利果实,结果家康的鲁莽策略吓坏了他——“怎么?德川军还有余力向我发动进攻?他们快要赢了吗?”这才最终下定决心。
  不过,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首先是,小早川秀秋究竟为什么要和家康暗通款曲呢?秀秋是北政所的侄子,被这位姑母兼养母一手拉扯大,因为北政所是倾向于家康的,所以秀秋也就在战前向家康示好——这是传统的看法。然而除此以外,秀秋对石田三成又抱持着怎样的态度呢?他会为了空洞的关白许诺就迟迟不肯协助家康,而要犹豫不决,坐观成败吗?
  三成还则罢了,三成背后的淀姬和丰臣秀赖,相信秀秋对他们是不会抱有好感的。如果秀赖没有出生,则在秀次被杀后,秀秋将是丰臣政权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结果这个继承人地位被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抢走了。不仅如此,这个婴儿直接促成了丰臣秀次的被杀,如果当时的关白不是秀次而是自己的话,那自己也一定会落个同样的悲剧下场吧——相信秀秋每当想到这点,都难免会后背冷汗涔涔。
  基于这一考量,秀秋完全不可能靠拢三成,加入西军只是形势所迫,所以他才会在战前主动向家康呈交效忠书,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而至于松尾山下的砲声,很可能是他和家康事先约定的信号,此乃军事机密,双方战前战后都守口如瓶,遂被误认为是临时起意,这也在情理之中。
  不管哪种猜测才是正确的,总之历史事实就是,在正午时分,当前线作战各部都已疲惫到难以为继的时候,生力军小早川部参战了,首先突击大谷吉继所部,大谷军瞬间崩溃。

  
  ●岛津军决死突阵
  
  据说大谷吉继看松尾山上迟迟没有动静,已经预料到小早川秀秋可能反叛,于是将阵列向南方展开,以防备可能出现的变局。然而即便如此,兵力小弱而又已经疲惫不堪的大谷军,也完全不是小早川生力军的对手,很快就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小早川秀秋的倒戈引发了连锁反应,一直呆在松尾山下不动的赤座直保、小川佑忠、朽木元纲、胁坂安治四将一齐反叛,攻击大谷军的侧翼。在这种情况下,大谷吉继就算是天神下界也难以为继了,将近午后一时的时候,吉继被迫于阵中切腹,随即全军覆没。
  大谷军溃灭以后,小早川、赤座等军继续北上,进攻宇喜多、小西等部。午后一时半,小西行长看到形势危急,传令撤退,随后受到重创的宇喜多军也撤出战场。中路溃灭,唯一还在抵抗的就只有岛津军和石田军了。二时左右,石田军遭到多路敌军的合围,蒲生乡舍高呼奋战,作最后绝死的突击,杀入了织田有乐斋阵中。据说有乐斋曾与蒲生乡舍是旧识(他和乡舍旧主蒲生氏乡并为千利休的高足,都是当时有名的大茶人),临阵见到,招手高呼:“久仰大名,何不降我?”乡舍大怒,直冲向有乐斋的马前,却被织田军团团围住,砍翻在地,取下了首级。
  岛左近重伤,蒲生乡舍战死,至此石田军已无能战之将,于是全面溃败。整个关原战场上只剩下了岛津惟新斋所部在孤军奋战,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惟新斋再怎么后悔应该及早投入主力协助友军的,也已经来不及了。
  东军对岛津队形成了合围之势,惟新斋愤而上马,招呼侄子丰久前来,对他说:“身后是伊吹山地,如果败逃,很容易被敌人追上,全军覆没。左右是死,不如向前突击,杀点德川旗本来扬我岛津氏之威,如何?”丰久苦劝,表示愿意拼死断后,使惟新斋得以逃出生天。但是惟新斋说:“后退肯定是死,前进或有生路。咱们往前吧,杀开一条血路回国去!”
  于是岛津军以惟新斋为核心围成一个圆阵,冒死向前突进,从田中、井伊等军的缝隙中直穿而东,楔入正缓缓朝前推进的德川家康的本部。德川军前锋酒井家次见敌军突然杀到,急忙收缩队列以保护家康本阵,惟新斋趁机突然转向,从德川军阵前斜切向东南方。东军各部这才知道岛津军的目的不是决死突阵,而是逃亡,急忙纷纷合围上来。然而萨摩兵的战斗力之强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很快就突散福岛军,践踏筒井军,越过关原,进至一个叫乌头坂的地方。
  岛津丰久就在乌头坂战死了,传说他为了掩护主将逃跑而穿上了惟新斋的铠甲,结果被紧追不舍的本多忠胜部下武士斩下了首级。本多、松平、井伊等德川军各部为了争功,也为了洗刷主家阵前被岛津军横穿而过的耻辱,拼命猛追,在乌头坂东南约三公里处终于赶上了岛津军。岛津方大将阿多盛淳悍战断后,虽然最终壮烈牺牲,却也击伤了松平忠吉和井伊直政,使得惟新斋终于安全脱离战场。
  被称为“德川四天王”之一的井伊直政,所部多为甲州名将山县昌景的遗臣,也号“赤备”,乃是德川军中第一王牌,结果在此仗中,直政肩膀中了铁砲,回去即伤势恶化,辗转病榻一年多后终于辞世了。
  岛津军一千六百多人,最后突出重围的不过八十骑而已,保护着惟新斋从海路离开近畿,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故乡萨摩。
  就这样,经过整整八个小时的厮杀,以西军的彻底失败而拉下了关原大战的终幕。
  

  ●父子二分
  
  关原大战乃是两分天下的大动乱,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在全日本各地都掀起了巨大的风浪,除了美浓关原的主战场外,还有几处分战场值得一提。
  首先是丹后田边城,此地乃是东军主力大名细川忠兴的居城。石田三成举兵后不久,就分兵攻打田边,因为忠兴跟随家康出兵会津,所以他已经隐居的父亲藤孝(幽斋)就火速赶回城中防守。攻方一万五千大军,守军不过五百,就算藤孝是古今无双的智将,这仗也是很难打的。然而藤孝自有他人所不具备的智谋和才能存在,他写信给八条宫智仁亲王说:“我今天死在这里,别无所憾,然而‘古今传授’就此断绝,实在可悲。我希望可以把秘法传给亲王殿下,这样死也无怨了。”
  藤孝本是当时一流的文化人,通晓历代掌故和典章制度,擅长和歌、连歌、茶道,曾著有个人和歌集《众妙集》。但他最受人推崇之处,还是传至三条西实枝的“古今传授”。所谓“古今传授”,是指日本古代诗歌集《古今和歌集》的秘传注解,据说当时全日本只有藤孝一人掌握。
  为了怕“古今传授”就此断绝,智仁亲王立刻通知攻城部队暂缓进攻,同时派使者前往田边城,请藤孝传授秘法要义。这位智仁亲王本是后阳成天皇的亲兄弟,是秀吉的犹子,秀吉在世时曾一力扶持想让他登上天皇宝座,所以对于他的旨意,石田三成不敢不从。就这样,在后阳成天皇和智仁亲王的插手下,最终田边城和平地打开了城门,藤孝带着家臣、眷属,毫发无伤地安然离开了。
  再说说北陆地区,得知石田三成举兵的消息以后,加贺大名前田利长立刻宣布加入东军阵营,随即于七月二十六日亲率一万五千大军杀向丹羽长重的居城小松。丹羽长重曾在德川家康扬言讨伐前田利长的时候受命担任先锋,因此两人原本友好的关系就此破裂,据说是在利长的竭力进逼下,长重才不得不加入西军阵营,以与前田军相抗衡。
  因为丹羽军固守小松城,不肯出战,前田军被迫绕城南下,八月三日攻克了大圣寺城,随即南指越前国北之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担任西军北陆地区总司令的大谷吉继施以巧计,伪作搜集船只打算从海路奇袭前田氏本城加贺金泽的态势,迫使前田利长匆忙回援。退兵的路上,殿后的长连龙所部在浅井畷遭遇丹羽军的埋伏,恶战一场,若非援军陆续赶到,几乎就要全军覆没。
  八月十三日,前田利长回归金泽,稍加整顿后打算再度出兵,结果遭到兄弟利政的阻挠。利政倾向于西军,想要把一门总领绊在主城,不能从北部向石田三成等人施加压力。一直等到九月八日,家康来信催促,利长才终于下定决心,三日后再度进攻丹羽领。丹羽长重知道力不能敌,于是协议开城投降,九月十八日,前田利长进入小松城——这是关原大战结束后第三天的事情。
  再说伊势国东南部是小小的志摩国,海贼大名九鬼嘉隆就出生于此,后来在织田信长的支持下扫平国内豪强,成为一国之主。关原合战的时候,嘉隆已经退位了,其子守隆继承为一门总领。
  因为在九鬼氏和伊势岩出城主稻叶道通产生纠纷时,德川家康袒护道通,使得嘉隆极为不满。石田三成听闻此事,就许以伊贺、伊势、纪伊三国,邀请嘉隆加入西军。于是嘉隆不顾儿子守隆正跟随家康出征会津,悍然接管了本城鸟羽,随即就进攻稻叶氏的岩出城。
  久鬼守隆闻讯,匆忙从下野小山城赶回志摩与父亲对战,期间还在九月七日大破西军桑名城主氏家行广的船队,得家康赐予感状。等到嘉隆被儿子打败,隐居在和具地方以后,守隆就利用这张感状,通过福岛正则、池田辉政等人向家康求情,请他赦免父亲的罪过。
  好不容易家康答应了九鬼守隆所请,然而当守隆派使者快马赶回志摩国的时候,却已经迟了一步,九鬼嘉隆已于十月十五日在答志岛切腹自杀了,享年五十九岁。
  传说是守隆的家老以家族存续为名,逼迫嘉隆切腹的,然而自己一死就可换来家族的安泰,这种道理难道嘉隆自己会不清楚吗?他又岂是会受臣下逼迫之人?况且,在决定天下局势的关原合战中,很多家族都一分为二,老子、儿子各站不同的阵营,为的是无论哪一方取胜,家族都能够延续下去,也并非只有九鬼父子会耍这种鬼花样……
  

  ●表里比兴的昌幸
  
  其实更有名的脚踩两条船的家族,不是前田氏或者九鬼氏,而是真田氏。且说上野沼田城主真田源五郎昌幸本是武田氏名臣真田幸隆之子,因为两位兄长——信纲、信辉——都战死于长筱合战,他才得以继承一门总领之位。武田氏灭亡后,昌幸臣服于东征的织田信长,保有原领。但本能寺之变后,织田氏在甲信和关东地区的势力彻底崩溃,昌幸夹在后北条、德川等强力大名中间,耍尽阴谋诡计,才终于勉强存续下来。据说丰臣秀吉给昌幸的评价是“表里比兴”,意为一肚子鬼主意,表里不一的家伙。
  桃山时代,真田昌幸通过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很多实权人物都扯上了关系:首先,他娶石田三成的岳父宇田赖忠之女为侧室,还把女儿嫁给了赖忠之子赖重;其次,他为长子信幸迎娶了德川氏重臣本多忠胜的女儿、家康的养女小松姬;第三,次子幸繁做了大谷吉继的女婿。
  七月二十一日,真田父子领兵跟随德川家康出征会津,来到了下野一个叫犬伏的地方。石田三成恰在此时派来密使,请求昌幸加入西军。由于不同的姻亲关系,父子分裂,昌幸带着信繁回归沼田,而信幸则率领本部人马前往小山觐见德川家康。
  消息很快传到沼田城中,小松姬立刻命令关闭城门,自己披甲着胄、手持薙刀站在城楼上,拒绝公公和小叔入城。传说昌幸恳求说:“我只是想见孙子一面。”小松姬就把儿子抱上城头,让公公远远望了一眼。昌幸无奈,只好退至信州上田城,秣马厉兵,以防备可能遭遇到的进攻。
  八月二十四日,德川秀忠率领本多正信、榊原康政等重臣及三万八千大军,经中山道浩浩荡荡杀往美浓。经过信浓北部的时候,秀忠派使者去劝真田昌幸投降,却遭到严辞拒绝。秀忠一时火起,就想不过是小小的上田城嘛,待我踏平此城再继续西进不迟。
  这个错误决定使得秀忠没能赶上关原决战,上田城虽然只有三千兵马,却在真田父子的指挥下屡次发动奇袭,使德川军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攻城态势来。一直等到九月十日,在本多正信的反复劝说下,秀忠才终于含恨放弃上田,继续西进,但因为害怕真田军从后追袭,被迫改走小路,结果行动迟缓,直到十九日才抵达美浓赤坂。二十日,秀忠在草津扎下本阵,向身在大津的父亲家康请求见面谢罪。然而家康怒不可遏,坚持不肯见儿子的面。
  家康大概是在前一日进入大津城的。关原合战后,他在大谷吉继原本布阵的藤川台检视首级,随即命令小早川秀秋、田中吉政、福岛正则等将快速突入近江,进攻石田三成的本城佐和山。次日,家康又派细川忠兴、黑田长政、堀尾忠氏等部陆续跟进。
  石田三成并没能逃回佐和山城,据说他身负重伤,逃亡中因为淋雨又患了感冒,被迫躲藏在伊吹山中。留守佐和山城的是三成的父亲正继和兄长正澄,所部两千余人。面对汹涌而来的敌军,石田父子作了英勇的抵抗,一直守到十八日清晨,终于被田中吉政所部攻入城中。石田一门尽数自杀,没有一个人肯乖乖投降。
  攻克佐和山城以后,德川家康命令田中吉政四处搜捕石田三成。吉政本是丰臣秀次的家老,秀次被杀后被迫流亡,后来多亏三成看在同为近江人的份上在秀吉面前进言,才得以领受三河冈崎十万石的封地。在田中所部的搜索下,终于在二十日找到了三成,绑到吉政面前,吉政好生款待了三成以后,将其押至大津,交给德川家康。
  

  ●长谷堂和石垣原
  
  关原合战的导火索是会津征伐,且说德川家康在小山会议后即折返江户,留下次子结城秀康监视上杉军的动静。家康共有九子,嫡长子信康于天正七年(1579年)被织田信长下令处死,次子秀康因是庶出,过继给下总大名结城氏,三子为德川秀忠,四子是关原合战中立过大功的松平忠吉,此外还有信吉、忠辉、义直、赖宣和赖房。
  结城秀康坐镇下野,号召奥州伊达氏、羽州最上氏和越后堀氏围攻会津。七月二十二日,伊达政宗听闻上杉方的白石城主甘粕清长侵入自己领地,就派重臣片仓景纲前往讨伐。双方小小接触了一仗,随即和谈,各自退兵。
  此时奥羽诸侯纷纷传信上杉氏,要求罢兵言和,上杉景胜多从所请,可是唯独拒绝了最上义光的和睦请求。九月八日,他派重臣直江兼续统领两万四千大军进攻最上氏的本城山形——著名的长谷堂合战就此爆发了。
  九月十三日,直江兼续攻克畑谷城。两天后,决定天下大局的关原合战结束,同时,最上义光以其子义康为人质向伊达政宗求援。十八日,兼续将本阵设于菅泽山上,包围了坚固的长谷堂城。城将志春高治奋勇抵抗,上杉军进展甚微。
  然而包围长谷堂城,并非直江兼续谋略的全部。他同时派出两支别动队,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钳形包抄,试图隔断最上义光向其它奥羽诸侯的求救之路。北路军渡过最上川,势如破竹,先后攻克寒河江、谷地和白岩诸城;南路军却遭到上山城主里见民部的奇袭,损失惨重。但志春和里见的奋战仍然不能扭转战局,长谷堂指日可下,只要此城一破,山形城就完全被孤立了——最上义光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
  还好,二十一日,伊达(留守)政景越过笹谷峠来援,二十四日进入山形城,与义光商议拒敌策略。十月一日,听闻援军即将到来的长谷堂城守军士气大振,发动奇袭,斩杀上杉氏大将上泉泰纲。此时直江兼续也得到了西军在关原大败的战报,被迫撤围退走。最上、伊达两军于后追击,不但将上杉军完全逐出最上领,最上义光还重新进入庄内地区,攻陷尾浦城,伊达政宗则攻陷了白石城。
  与此同时,在日本的另一端,也有一场不得不提的大战爆发了。且说丰前中津城主黑田长政的父亲黑田孝高,本是播磨国人小寺氏的家臣,后来归属丰臣秀吉,成为秀吉倚为左膀右臂的军师。孝高出家隐居后,法名如水圆清,通称黑田如水,他在得知东西两军开战的消息以后,立刻驰入中津,代替出征在外的儿子长政守城。
  黑田如水所面临的局面和细川幽斋差相仿佛,但九州之地并无西军主力,大名们各自为战。如水趁机掏出城中所有储金,招募了三千五百人,同时胁迫周边倾向东军的大名们和自己共同行动。此时,在毛利辉元的指示下,大友吉统在丰后复国,率军包围了细川氏的飞地——丰后臼杵城。
  大友吉统原名义统,乃是大友宗麟的继承人,因为在侵朝战争中临阵脱逃而被丰臣秀吉剥夺了领地,被迫四处流浪。为了打击在九州的东军势力,毛利辉元把大友吉统送回丰后,吉统随即就招募旧部,在立石城举旗再兴。
  黑田如水率领诸侯联军救援臼杵,大友吉统被迫退回立石城。如水紧追不舍,两军在石垣原展开激战,大友方虽然兵力较弱,却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始终不落后手。于是如水将策略从硬攻转为劝降,终于在九月十五日,也就是关原合战的当日说服了吉统,吉统以剃发出家为条件,保全了麾下将兵的性命。
  黑田如水随即攻打周边各西军大名的领地,一路势如破竹,等到关原合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已经横扫整个北九州,把丰前、丰后两国尽数握入掌中了。然而这都是无益之举,天下形势已定,领地的获得要靠德川家康的恩赐,而不能靠自己亲手去攫取。其后老军师黑田如水又活了四个年头,直到五十九岁的时候才安然辞世。
  

  ●大移封
  
  西军的实际领袖石田三成在伊吹山中被捕后,随即就被田中吉政送往大津,被迫跪坐在城门前示众。东军将领们经此入城的时候,看到三成,每个人心头都泛起五味杂陈的不同感情。对于德川系诸侯来说,三成仅仅是敌人而已,无所谓善恶,也无所谓爱憎,而对于丰臣系诸侯来说,除了福岛正则等武断派核心外,却多少都难免带有一些兔死狐悲的落寞感伤。
  家康下令在京都处决西军首脑人物,除石田三成外,还包括小西行长(那也是武断派的眼中钉)、安国寺惠琼和长束正家。小西行长与三成相同,也是在伊吹山中被捕的,安国寺惠琼则遭厄于京都,长束正家其实早就切腹自尽了,在前述三人被斩首后,正家的首级也被送了过来,一起摆在六条河原示众。
  安国寺惠琼本是安艺守护武田信重的遗子,武田氏灭亡后被迫出家。据说这个和尚与毛利辉元的父亲隆元交好,因此受到辉元信任,成为御用的外交僧。虽说惠琼一力促成了西军的举兵,不过他并非毛利家中说一不二的权臣,顶多只是一个联络员而已,砍下他的脑袋,其实只是为了震慑毛利氏。可怜的惠琼,就这样变成了毛利辉元的替罪羊。
  据说石田三成在临刑前,因为口渴而想要喝口米汤,押送的士卒们仓促间无法准备,就摘了几枚柿子给他,然而三成却说:“柿乃痰之毒。”摇头拒绝了。士卒们嘲笑他:“眼看就要人头落地了,还这么讲究养生之道吗?”三成回答道:“怀抱宏图志向的人,即便下一刻就人头落地,也应关注自己的生命。”
  此话成为名言,而未结果的柿子花日后也成了“壮志未酬”的代名词。关原合战本是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战争,但因为三成这个人物的存在,后世往往给西军涂抹上浓重的“义”的色彩,即便在德川氏统治的江户幕府时期,还是有很多人为三成说好话,讲他并无私心,只是性格忌刻、水清无鱼,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而作为关原合战西军前线总大将的宇喜多秀家,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也相当凄惨。他在战败后四处流浪,曾一度向老婆的娘家前田家求助,但前田家正因为利政倾向西军,利长又未能赶到关原战场而受到德川家康的责备,所以不愿相保,怂恿秀家逃亡萨摩。然而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德川氏问罪之师,岛津惟新斋也只好服软,乖乖地把窝藏了一段时间的秀家押往骏河久能山。最终的决定是,饶过秀家一命,剥夺其领地,把他流放到江户南面一个名叫八丈的小岛上去。“五大老”之一的宇喜多秀家就这样在八丈岛上度过了他的余生,不过他也算是高寿了,享年竟达八十四岁。
  关原合战确定了天下大局,德川家康随即着手重新分封诸侯。首先是对西军诸将的处罚,宇喜多秀家、长宗我部盛亲、安国寺惠琼、前田利政等人的领地都被没收,不用说了,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的领地由一百二十一万石削减为可怜巴巴的三十七万石,上杉景胜转封出羽米泽,领地从一百二十万石减至三十万石,还有一个佐竹义宣,没收了他常陆水户的五十四万石领地,转封出羽久保田二十万石。倒是岛津氏的领地基本没有变动,算是一个异数,大概家康领教了萨摩武士的英勇顽强,不敢逼之太甚吧。
  被没收武将的领地中,宇喜多氏五十七万石、长宗我部氏二十二万石、前田利政二十一万石,加上青木一矩、宫部长熙、毛利秀包、丹羽长重等将,总共三十一名,总数将近三百五十万石(丹羽长重、立花宗茂等六人后来法外施恩,各给了几万石土地养老)!就算是临阵倒戈的武将,很多也并没有好下场,赤座直保、小川祐忠领地被没收,吉川广家被转封,领地从十四万石降为三万石。再加上毛利等三家被削减的两百多万石,这近六百万石无主之地,家康就用来赏赐东军有功之臣了。
  东军各将及小早川秀秋等内应分子俱有封赏,其中得利最高的有结城秀康(加增五十七万)、松平忠吉(加增四十二万)、蒲生秀行(加增三十八万)、池田辉政(加增三十七万)、加藤清正(加增三十四万)、黑田长政(加增三十四万)、最上义光(加增三十三万)、福岛正则(加增二十五万)、田中吉政(加增二十二万)、细川忠兴(加增二十二万)、浅野幸长(加增二十一万)、小早川秀秋(加增十六万),等等。前田利长也加增了三十四万石的领地,不过大半都是兄弟利政被没收的产业。
  其实开销要比收入高,不过家康凭藉丰臣氏执政大老的名头,把很多丰臣氏直属领地也都顺手送人了,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削减了丰臣氏本家的实力。因为儿子德川秀忠所部未能及时赶到关原战场,丰臣系武断派大名抢占了主要功劳,家康被迫把大片土地赏赐给他们,而对于自己的直属家臣,除松平忠吉、结城秀康等寥寥数人外,基本没能得到多大好处。家康虽然为了此事大感恼火,但他耍尽手腕,终于藉着赏赐好地的名义,把那些武断派大名都赶到偏远地区去了。比如池田辉政原在三河吉田,被赶去播磨姬路,再比如,福岛正则也被从尾张清州赶去了安艺广岛,细川忠兴被从丹后田边赶去了丰前中津,等等。
  原本的分封格局是有利于丰臣氏的,即以大坂、伏见两城为中心,亲信大名大多安排在近江、越前、尾张、三河等周边地区;而新的分封格局则是有利于德川氏的,即以江户城为中心,家康在关东地区和东海道骏、远、三等老家安插了很多“亲藩”(同族)和“谱代”,而把福岛正则之类“外样”赶往远方。可以说,通过关原合战,更主要是通过战后的大改易、大移封,整体改变了全日本的格局,历史就此从桃山时代迈入了江户幕府时代。
  
  俳句和芭蕉
  
  俳句是日本中世开始流行的诗歌形式,发源于“俳谐”。所谓俳谐,就是一种幽默短诗,室町时代从中引出了优雅的俳句,出现了贞门、谈林两个派别。到了安土·桃山末期,俳句广为流行,并且最终出现了松尾芭蕉那样被尊为“俳圣”的大家。
  芭蕉曾在《笈小文》中写道:“西行的和歌、宗祗的连歌、雪舟的绘画、利休的茶道,其贯道之物一如也。然风雅者,顺随造化,以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不是花,所思之处,无不是月。见时无花,等同夷狄,思时无月,类于鸟兽。故应出夷狄,离鸟兽,顺随造化,回归造化。”
  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人心和自然契合为一,就能创造完美的艺术形式,比如西行、宗祗、雪舟、利休等人的艺术。当然,日本古代的艺术形式并不仅仅他上面所说的那四种,也并不仅仅这四个人才算大家,只是这四个人的艺术有着共通点,那就是贯穿着禅的精神。芭蕉所认为俳句所必须体现的艺术之美,也是禅道之美,是一种“闲寂”。
  闲寂之心很合乎日本传统的审美观。日本土地面积狭小,更多丘陵山泽,很少大平原,所以他们的建筑和用器大多求其小巧,在小巧中逐渐生出了闲适和寂寞之情。这种闲寂之情经过混乱的战国时代而更加突显出来——人生如同朝露,性命朝不保夕,只有感怀大自然的每一草,每一木,才能领会禅道的真意。
  俳句恐怕是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形式了,按规定共十七个音节,分三段,也就是“五、七、五”的格式。这样短小的诗歌,很难说清楚什么事情,一般情况下都是描写一段景物,请读者从景物中体味作者的感怀。日语比之中文,同一句话音节多了一倍还不止,因此翻译俳句就很难再跟从五、七、五的规格。
  比如芭蕉最有名的一首俳句是《水池》。有人按照五、七、五的格式翻译成:闲寂古池旁,青蛙跃进水中央,水声扑通响。加了很多原本隐含在语言内的形、声的描写,显得过于平直,欠缺了“闲寂”之心。还有人直译为:“古老水池滨,小蛙儿跳进水里,发出的声音。”加了很多衬字,不再是简练的诗歌的语言了。
  其实日本诗歌基本上不讲究合辙押韵,强要配合五、七、五的句式,还按照中文习惯押了韵,原味是会消失殆尽的。不妨仅保留“短、长、短”的音节美,直译为:“水池,一蛙跳入,水之音。”更贴近芭蕉原作之意。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宛如梦幻

三十一章、元和偃武

文赤军长胜

  ●佳公子秀赖  

  庆长八年(1603年)二月十二日,德川家康受天皇朝廷下赐征夷大将军的头衔,正式开设武家幕府,是为江户幕府。新幕府的创立,距离决定天下大势的关原之战已经两年多过去了,在这两年中,家康耍尽手腕把诸侯们笼在手里,等到举目一望,除困守大坂城中的丰臣氏孤儿寡母外,日本列岛已经再无敌手,他这才得意洋洋地迈上幕府将军的宝座。
  事实上,关原合战后的大削减和大移封,延续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家康经过周密策划、详细安排,才终于完成了这一确定德川氏对全日本统治的大工程。一直到庆长七年(1602年)四月,岛津氏所领安堵,五月,最后把佐竹义宣贬至出羽,其在常陆的中心封地转给东北大名秋田实季,同时改易陆奥岩城贞隆、相马义胤两家诸侯,关原合战后的处分才算最终得以完成。当年十二月,岛津氏新主岛津忠恒亲自前往江户谒见德川家康,标志着全日本诸侯都已拜倒在德川家康脚下。
  不过还有一股势力,就其名义上来看并非一镇诸侯,而和德川家康相同,都具备天下人的资格,仍对新兴的幕府势力构成威胁——那就是大坂的丰臣氏。经过前此的大削减和大移封,丰臣氏的直辖领地缩减为六十五万石,但控制着最为富庶、交通发达的大坂湾东岸,此外大坂城中还堆积着丰臣秀吉搜刮来的无数金银珍宝,对于德川幕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可不防并且随时都可能被点燃的大炸弹。
  可是家康暂时并不想也不敢对丰臣秀赖下手。一方面,秀赖究竟是丰太阁的遗子,丰臣氏武断派大名表面上臣服于家康,而内心大多还是倾向于丰臣氏的,一旦开战,他们的向背很难预料;另方面,就经济实力来说,丰臣氏是仅次于德川氏的日本封建势力,大坂城又坚固无比,战争肯定会旷日持久,变数也将越来越多。老谋深算的德川家康在没有必胜把握之前,是不会贸然动手的。
  关原合战前他是否有必胜把握呢?可以说,确实是有的,虽然就当时布阵来看,西军占有绝对优势,但通过大战的过程和结果就可看出来,家康事先做了大量瓦解和拉拢敌人的工作,当这一工作尚未看到足够成效的时候,他甚至一直窝在江户,而不肯前往浓美平原的最前线去指挥战斗。
  等到天下基本安定,德川家康就用软硬两手来对付丰臣秀赖:一方面,他把孙女,也就是继承人德川秀忠的女儿千姬嫁给秀赖为妻——这是丰臣秀吉生前指定的婚姻;另方面,他在登上幕府将军宝座的第三年宣布退隐,而把将军之位让给了第三子秀忠,这是为了向天下人宣告,此后世代都由德川氏一家掌握天下,秀赖无权染指。
  德川秀忠是在庆长十年(1605年)四月进入京都,继任为幕府将军的,此前的一个月,家康正式和朝鲜李朝签定和约,作为他退位前办的最后一件大事。秀忠上洛以后,家康派人请求丰臣秀赖从大坂赶往京都,觐见新将军。即便秀赖和秀忠的身份是平起平坐的,都具备天下人的资格,终究前者是后者的女婿,亲往觐见也并无不妥,然而淀姬拒绝承认江户幕府将军,认为德川氏永远只是丰臣氏的家臣而已,哪有主公觐见家臣的道理?因此她一口回绝了家康的要求,反而要秀忠去大坂与秀赖会面。
  家康感觉这个女人真是很看不清天下大势,完全不可理喻。
  丰臣氏的衰弱趋势是无可扭转的,如果淀姬母子适时低头,并不想再引起战祸的德川家康一定会答应,从此将丰臣氏与麾下外样大名同样看待——当然,他不会让丰臣氏再居留位于日本腹地的大坂,而会将其迁往别处,作为补偿,还可能增加石高,甚至给个百余万石。然而丰臣氏坚决不肯低头,这就迫使家康不得不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德川家康退位以后,被称为“大御所”,隐居在骏府,但实际上仍然掌控着政权,二代将军秀忠不过是老爹的傀儡而已。家康想在自己去世前解决大坂问题,留给儿子一个干净的江山,于是制定了种种法令以约束麾下诸侯,同时大兴土木营建江户、骏府、名古屋等重要城池——这些城池大多由大名们“助役”,趁机削弱他们的财政实力,以使其无法对江户政权构成威胁。
  为了削弱大坂城的经济实力,家康在心腹林罗山和以心崇传的策划下,建议淀君和秀赖出资修复由于地震倒塌的京都方广寺,以为故世的丰太阁祈福。愚蠢的淀君非但没能看破这个阴谋,还顺便把其它许多寺院的佛像贴金工程也全部包揽下来,同时更向各大寺院捐钱赠物——家康一着得手,事半功倍。
  庆长十九年(1614年)春,方广寺大殿工程终于全部完成。家康邀请孙女婿秀赖和各地大名一同前来京都,参加方广寺大殿的揭幕仪式,他想趁此机会看一眼秀赖,评测这个年轻人的能力和志向。
  据说当丰臣秀赖的描金轿子出现在京都城门前的时候,原丰臣氏武断派大名的两位领军人物——加藤清正和福岛正则——抢步上前,一前一后抬起了轿子。街边站满了围观百姓,当丰臣氏的黄金瓢箪马标出现时,许多老人都激动得哭了起来。
  大御所家康和将军秀忠迎上前来,掀开了轿帘,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光彩照人的英俊公子,秀忠心中为女儿嫁了这样一位美少年而欣喜不已,家康却暗自叫苦不迭。从参拜天皇到揭幕仪式,秀赖都表现得非常得体,而且与其惯写白字的太阁老爹不同,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诗,相比之下,秀忠却显得非常笨拙、古板。这些全被家康看在眼里,更加坚定了他消灭丰臣一族的决心。

  ●大坂七将星

  以上所言,都不过传说而已,但即便传说为真,德川家康也只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了,秀赖实际上只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绣花枕头。他从小在女官的环绕下、母亲的溺爱下长大,基本没有实际事务能力,甚至在此次上京之前,他几乎没有走出过大坂城一步。
  当然,秀赖的号召力还是不可低估的,于是家康提出了让淀姬去江户城做人质的建议。各地大名将母亲、妻女送往江户为质,以表示自己对幕府的忠心不二,此事始于庆长九年(1604年)六月,肥后人吉城主相良长每的老娘是第一个,此后逐渐成为惯例。对于家康来说,他这是给丰臣氏下了最后通牒:臣服于我,还是和我为敌,请尽快表态。
  然而此议又被淀姬断然否决了,原因也正与她不让儿子前往京都去见德川秀忠相同——哪有主家向家臣递交人质的道理呢?
  此时德川家康已经风烛残年,他没有耐心更没有时间等待继续下去,于是就开始寻找藉口,以向丰臣氏动兵。庆长十九年(1614年)冬季,林罗山和以心崇传等人在家康的授意下,逐字研究方广寺大钟上的钟铭,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他们发现钟铭中有“国家安康”和“君臣丰乐”的语句,说此语有腰斩家康、以丰臣氏一族取代皇室的嫌疑。家康趁机向大坂提出质问,淀姬听到如此莫须有的罪名,不禁又惊又怒,于是干脆向家康宣战。
  虽然经过多年的糟蹋浪费,大坂城中依然贮藏有全日本最庞大的财富,淀姬就利用这笔财富大肆招揽浪人,巩固城防,整顿军备。消息传出,散布在日本全国的浪人象潮水一样涌向了大坂城,在很短的时间内,数目竟达十万八千九百之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大坂七将星”。
  “大坂七将星”之首是为真田幸村,此公本名信繁,乃是信州上田城主真田昌幸的次子。真田昌幸和信繁曾在关原之战前阻遏德川秀忠于上田城下,因此战后家康剥夺了真田氏在信州的领地,并且想将父子二人一并诛戮,多亏昌幸长子信幸一直牢固地站在德川氏一边,用自己的战功请求家康的宽宥,最终判将昌幸父子流放九度山,派浅野长晟严密监视。
  大概出于报复心理,虽然真田信幸因为自己的功劳而保住了上野沼田的领地,但德川秀忠却命令他从名字里面舍掉世代传承的幸字,改名为信之。
  等到庆长十九年(1614年)丰臣、德川两家开战的时候,真田昌幸已经过世了,次子幸村(信繁)兼具祖父、父亲的智谋和伯父们(信纲、信辉)的忠勇刚直之心,耍计策把监视他的家伙都灌得大醉,随即逃出九度山,进入了大坂城。
  传说幸村并非孤军奋战,他有一子名为大助,或者还有一个女儿,此外还豢养了一批忍者,最著名的称为“真田十勇士”,包括——雾隐才藏、猿飞佐助、三好清海入道、三好伊佐入道、望月六郎、由利镰之助、穴山小助、笕十郎、根津甚八和海野六郎。
  “大坂七将星”的第二位是后藤又兵卫基次,本是播磨国人领主别所长治的家臣后藤基国之子,后来出仕黑田如水父子。关原合战中,基次跟随黑田长政参战,从属于东军,因功受封一万六千石的知行。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如水死后,基次突然出奔,离开了黑田家,成为浪人——普遍认为是他和新主长政不合所致。
  除以上两位外,大坂七将星”中还包括关原合战中担任宇喜多军先锋官的明石全登、被改易的土佐大名长宗我部盛亲,以及薄田兼相、木村重成和毛利胜永。一时间,大坂城内人才济济,在七将星的努力下,很快就将一盘散沙的部队合理组织起来。
  十月一日,德川家康在接到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大坂骚乱”的密报后,正式决定出兵讨伐。十一日,他向全国发出了“大坂讨伐令”,并亲自率领旗本武士的主力从骏府出发西上。二十三日,家康军在伏见城与将军秀忠的六万部队汇合,不久,伊达政宗、前田利长、藤堂高虎等大名的部队也陆续赶到。
  淀姬寄予厚望的加藤清正和福岛正则等原丰臣系大名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却将平时总挂在口边的什么太阁恩情抛在了脑后,也纷纷起兵响应德川家康,怒斥以丰臣秀赖为首的大坂方为逆党。于是,讨伐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聚集了整整二十万人。
  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史称“大坂冬之阵”。
  
  ●大坂冬之阵

  大坂,是第一座结合了日本传统军事城堡的多重坚壁和中国城市之商业与居民区城墙内置这两大特性的城池。从其地势来讲,大坂本应是一座平城,然而丰臣秀吉曾经动员十万民工,用人工叠加土方的方法垫高地形,使得大坂脱离了摄津地区的普遍地貌限制,雄立于京畿西南。大坂城由一之丸、二之丸、三之丸和山里丸构成,每道城墙下都挖有宽阔的壕沟或护城河,真所谓金池汤城。
  大坂城北有天满川,东有猫间川、平野川,东南近海,河运和海运都非常方便,城池靠近京都,更加上有堺的南蛮贸易作为经济后盾,进可攻,退可守,确是丰臣秀吉筑城技术的最高体现。当真田幸村入城以后,经过认真的考察,又在靠近大海而水网等天然障碍较少的城南,紧靠城墙修建了由独立城墙、壕沟及三道栅栏构成的辅城——真田丸,加固了南部的防护力。
  基于以上诸多情况,德川家康将此时已经增加到近三十万的大部队在大坂城四面撒开,形成包围态势,断绝该城与外界的联络,准备加以长期围困。
  然而虽然面对坚城,兵法的常理就是围困,但围城部队除七、八万德川旗本军外,都是由各地大名部队临时拼凑而成的,这些大名中有许多人都是骑墙派和丰臣秀吉的旧部,在作战初期就充斥着严重的厌战情绪。同时新年即将来到,士兵们大都归心似箭,并且大军的粮草供应也并不很充分,作出长期作战姿态的德川家康,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希望速战速决。
  十一月十九日,完成了包围圈的幕府军终于被迫对大坂城发动了总攻击。由于大坂城的西面和南面水网较少,适合大兵团展开作战,所以十九日的主要作战方向被确定为西南方向,家康本人占据了南面的至高点茶臼山,将军秀忠则以冈山为本阵,亲自指挥攻城。
  在总攻的信号发出以后,西南方向的锅岛、蜂须贺、松平、浅野、藤堂、伊达、毛利、井伊、本多等部从南御堂、谷町口、八丁目口、平野口方向,漫山遍野地向大坂城高耸的城墙杀来,但在宽大的护城河面前,因为缺少必要填塞和浮水工具,使得损失异常惨重。
  因为攻击猛烈,防守部队的损失也很巨大,形势非常危急。作战数小时后,薄田兼相防守的一座城外鹿砦被蜂须贺至镇(蜂须贺正胜之孙)、浅野长晟(浅野长政之子)所部攻取,薄田军退入城中。获得小胜的幕府军振奋精神,勇攀城墙,但得到后方有力支援的城防部队沉着应战,始终将敌人压制在城墙以下。到当天战争结束,攻方获得的战果非常有限。
  二十六日,冬之阵中最激烈的今福·鸟野之战爆发。大坂方的后藤基次、木村重成等军主力对驻扎在城东北部战略要地今福村、鸟野村的幕府方上杉景胜、佐竹义宣军进行了猛烈攻击,希望撕开一个通向外界的出口。经过一天的野战较量,上杉、佐竹军取得胜利,遭到挫败的大坂部队退回城中。
  二十九日,大坂部队又发动了伯劳渊·今福·鸟野之战,结果指挥作战的后藤基次中弹负伤,不得不再次退回城中。这两次突击失败,使得以后藤基次、大野治房为首的“野战派”受到打压,而以真田幸村、大野治长、明石全登为首的“笼城派”得势,守方暂时放弃了野战的念头,专心于凭坚而守。
  到了十二月四日清晨,经过机密筹划,幕府方的前田利常、松平忠直所部趁着天色昏暗对真田丸发动突袭。激战中,前来运送弹药的大坂方将领石川康胜所部士兵在忙乱中误将点燃的火绳扔到了火药桶中,引起剧烈爆炸。潜伏在城中的幕府军间谍趁乱造谣生事,并企图抢夺城门。幸亏真田幸村亲率所部进行弹压,一面组织火力集中射击,迫使前田、松平军后退,一面命令部将伊木七郎率领骑兵出城突击,才终于勉强守住真田丸。此次战斗,前田军损失武士三百人,松平军损失武士四百八十人,其余杂兵无算。
  真田丸之战后,幕府方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攻击了。眼看新年将近,士兵们的厌战情绪益发高涨,军粮也所剩无几,于是在谋士本多正纯的建议下,德川家康决定暂时罢兵议和。然而由于大坂城内很多将领的态度异常强硬,议和始终没有成功。家康又派遣真田幸村的兄长信之和叔父信尹以信浓守的职位对幸村进行诱降,结果也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无计可施的家康只好对淀姬下手。十二月中旬,他派榊原、本多、酒井等谱代家臣将所部大炮排成一列,对高达七层、非常显眼的大坂城天守阁进行猛烈轰击。据说其中一发炮弹击碎了一个漆桶,几名正在吃早饭的侍女倒在血泊之中。受此惊吓,色厉内荏的淀姬果然立刻同意议和。
  在议和条款中,有一项是填平三之丸的护城河,急于议和的淀姬竟连阴谋如此明显的条款也一口答应了。于是在幕府军大部返乡后,本多正纯指挥部下填平了三之丸的护城河。然而,正纯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护城河,他趁大坂方防御松懈之机,竟连三之丸的城墙也给扒了,近逼二之丸。
  淀姬这才慌了神,急派侍女前去理论,却遭到无理的对待。她又派亲信大野治长等人直接去见德川家康,家康支使儿子秀忠出面道歉,然而虽然道歉,却不肯真正解决问题。大野治长只好再去拜托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胜重本是家康的亲信,当然也趁此机会大踢皮球。就这样,等大野治长一行人灰头土脸地回到大坂城中的时候,二之丸的护城壕沟填埋工作也早已完成,本多正纯得意洋洋地收工过年去了。

  ●大坂夏之阵

  次年是庆长二十年(1615年),正月,德川家康回归骏府,二月,将军秀忠回到江户。但这并非战争的结束,到了四月十三日,重整兵马的家康以秀赖不肯解散浪人、转移封地为藉口,再次群集诸侯,征伐大坂城。二十九日,幕府军先锋浅野长晟所部同大坂方塙直之所部首先在和泉国内交火,拉开了大坂夏之阵的序幕。
  这时的大坂城由于城墙被扒,堑壕被填,已经成为无险可守的裸城,失去了笼城战的一切条件,只好同幕府军进行他们所最不愿意的野战——这偏偏是家康所期望的。
  但是,在野战问题上,大坂浪人军的首领真田幸村和后藤基次之间产生了分歧,五月五日的军事会议上,基次提出在数十里外的小松山布阵,利用无法排布大军团的狭窄地形,引诱幕府军前往,然后发动奇袭。而幸村则希望在城侧的四天王寺作战,认为那里高大的寺墙在作战不利时还可作为掩体或屏障使用。
  两人为了主战场的位置争论不下,但同时也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意愿,就是希望主公丰臣秀赖能够亲自出阵,虽然不必直接指挥战斗,却能鼓舞大坂方的士气,威吓幕府军中那些无耻的骑墙派。最终,淀姬的宠臣大野治长出来和稀泥,提出以真田幸村所部列阵四天王寺,后藤基次所部列阵小松山,两路出击。可笑的是,这个将本就相当有限的兵力一分为二的傻瓜战略竟然得到了淀姬的允准,只会跟着母亲点头的秀赖随即拍板定案——两名浪人首领同时绝望了。
  真田幸村在经过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后,终于决定以大局为重,遵行后藤基次的策略。他让基次先发小松山,而他率所部将随后跟进。
  次日凌晨,基次率部属两千六百人抢先占领了小松山高地,幕府方松仓重政、有马晴纯等部陆续到达,对小松山发动猛烈攻击。基次利用狭窄的地形,独自抗拒十倍于己的敌人,杀得幕府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然而援军迟迟不来,这使缺乏后备兵力的基次极为担心。
  按照原定计划,真田幸村、毛利胜永和薄田兼相率领二万主力部队,应该在基次出发后不久就从距离小松山不过二十里的道明寺开拔,在基次同幕府军开战的时候突然出现在藤井寺附近,对敌侧翼发动袭击。然而奇怪的是,这三支部队的行军速度却惊人的缓慢,十几里的道路竟然数个时辰也未能走完。最后,孤军奋战的小松山守军全数覆没,后藤基次在冲锋时也身中流弹而死。
  真田幸村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路程刚走到一半,于是在顺手设伏,消灭了匆匆赶来的伊达政宗一支部队后,立刻转身撤回了大坂城。只有薄田兼相觉着有点对不起朋友,自杀性地继续挺进,同蜂拥而来的幕府军干了一仗,结果兵败身死。
  真田幸村是故意想害死能力、威望与自己相近,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却一直相左的后藤基次吗?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幸村本无扼守小松山的决心,让这一策略的反对者率领主力部队作为后援,这是大坂方最大的失策。
  且说后藤基次战死的同一日,在八尾、若江附近,长宗我部盛亲、木村重成分别率五千人和四千八百人对德川家康的本军侧翼发动必死的突击。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压迫下,木村重成力斩藤堂高虎军大将六人后战死,长宗我部盛亲则被井伊直孝(井伊直政之子)击败,黯然退回大坂城内。
  德川家康曾在五月五日夸下过海口,说三日之内便可攻克大坂。于是在第三天的五月七日,幕府大军进抵大坂城下,随即发起了总攻。就此,真田幸村作为前线总大将,如愿以偿地指挥着五万浪人部队在四天王寺同十五万幕府军大战了一场。
  传说在这场战斗中,幸村亲率四千精锐骑马武士突击敌阵,这些骑马武士的铠甲全都涂成红色,也号“赤备”,本多、井伊(所部“赤备”)、酒井、松平等德川氏谱代被杀得人仰马翻。幸村甚至连续数次几乎突入家康本阵,使得本求同归于尽的浪人们头脑中全都闪过了“有可能会赢”的念头。明石全登、毛利胜永等部也拼死力战,从侧翼协助幸村,幕府军在这种自杀性的突击面前,几乎全线崩溃。
  认识到胜利有望的幸村立即派人去请求丰臣秀赖出阵,他相信在金瓢箪马标竖起之处,本军定会士气大振,而敌人将一溃千里。据说秀赖一度答应了前线将领的请求,可是幸村等人却左等他不到,右等他不来——淀姬坚决反对秀赖以千金之躯亲冒矢石,加以阻挠,毫无实际事务能力和上阵决心的秀赖也就此打了退堂鼓,始终没有迈出大坂城天守阁一步。
  真田幸村彻底地失望了,他最后一次率部突入德川军阵,决死悍战。赤备先突散越前势右翼,然后冲过松平军,蹴破骏河众,直杀向家康的本阵。可惜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英勇的幸村最后被德川氏小臣西尾仁左卫门指挥的铁砲队射杀,随即割下了首级。几乎同时,明石全登、毛利胜永等人也尽数战死,大坂浪人军的主力就此全部覆没。
  浪人军覆灭以后,幕府方各路大军轻而易举地就攻入了不设防的大坂城。直到此刻,淀姬才终于放下身段,遣使求降,然而看到全面胜利就在眼前的德川家康却不肯应允其请,而要勒逼她自杀。于是淀姬、秀赖母子只好点燃天守阁内贮藏的火药,自爆而死——大坂夏之阵以幕府方的大获全胜而落下终幕。
  五月二十一日,丰臣秀赖的幼子——也即家康的外孙——年仅八岁的国松在京都六条河原被斩首,秀赖之女被发往镰仓东庆寺为尼。曾经煊赫一时的丰臣氏至此灭亡,血脉彻底断绝,连点渣子都不剩下……
  
  ●家康之死

  一代枭雄德川家康,这位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在他子孙们统治的时代被尊称为“神君”,誉为千古完人,明治维新、幕府倒台以后却转而与足利尊氏同被认为是压制天皇、悖逆朝廷的叛臣贼子。一直到二战以后,日本的皇国史观逐渐垮台,家康才总算得到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然而就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最热爱的是身边的人间英雄而非高高在上的神灵,神灵应当敬而远之,人间英雄才能传扬千古。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家康晚年很多作为遭人诟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欺负丰臣氏孤儿寡母,找藉口攻打大坂城,并最终用阴谋手段将其覆灭了。
  其实家康所为,并不仅仅如此而已,且说丰臣秀吉死后就开始了他的造神运动,灵位供奉在京都附近的阿弥陀峰顶,起了神号为“丰国大明神”,作为丰臣一氏的祖灵。就在大坂城陷落后不久,家康派人前去砸毁了神庙,把所谓“丰国大明神”的牌位也扔到海里去了——做事如此之绝,确实很难使人原谅。
  但从家康本身来考虑问题,天下已经是德川家的了,那么除了天皇不可废,其它可能影响到德川氏统治的事物,无论是割据势力,还是精神寄托,都应该被彻底清除,毫无留存,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行政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自己年已古稀,时日无多,这种可能会遭受骂名的事情还是由自己来亲自完成吧,留一个干净纯洁的江山给子孙后代。
  其实作为封建统治者来说,家康和秀吉并无不同,秀吉杀死了茶道宗师千利休,与其“前后辉映”,家康也害死了千利休的高足、“利休七哲”之一的古田重然。古田重然通称为织部,他把利休的平民茶道武士阶层化,可以说对当时影响相当深刻。就在大坂夏之阵结束后不久,家康以织部在关原合战时内通西军等藉口,勒令其一族男子全部切腹——此时距离关原合战已经整整十五年过去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大坂丰臣氏的灭亡是在庆长二十年(1615年)的五月底,当年闰六月,家康下达了“一国一城法”,即每个大名封地中都只允许一座城堡存在,其余的必须尽数毁弃。这一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大名们的力量,使其再也无法与幕府相抗衡,而很多新封和新改领地的大名甚至因此变得没有城堡可住,只好把府邸(阵屋)设置在城下町中,使得这些城下町日益繁盛起来,逐渐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七月,家康授意幕府颁布了《武家诸法度十三条》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十七条》。前者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大名的控制,使其从战国时代的割据势力彻底转化为幕藩体制下的“藩”;后者则加强对天皇朝廷的限制,使天皇和公家除保留祭祀权外,彻底被剥夺了所有的世俗权力。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代,为了利用天皇朝廷以对抗足利幕府或者为自己涂抹大义名分,对朝廷的钳制还不算很紧,到了江户幕府开创后,形势则猝然改变。幕府对朝廷的高压政策,直接导致了其后的明治维新,维新志士们抬出朝廷这尊泥菩萨来充当倒幕旗帜,这恐怕是家康所始料不及的吧。
  把这一切花样全都搞完以后,德川家康安然地在第二年(1616年)的四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家康一开始被安葬在久能山上,一年后移到关东平原最北部的日光山上,德川幕府在那里兴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称为“日光东照宫”,以供奉家康的灵位。家康也被加上“东照大权现”的神号,高踞山顶,由北往南俯瞰广袤的关东平原。
  且说大坂夏之阵结束的当年七月十三日,朝廷在幕府的授意下宣布改元“元和”,以象征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庆长二十年就此改称元和元年,史称“元和偃武”,也即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战乱终于终结,基本和平的江户幕府时代降临了。

  ●二代将军秀忠

  江户幕府的第二代将军是德川秀忠,因为他曾在上田城下被真田昌幸父子玩得团团转,其后又一直窝在老爹羽翼之下,当了好几年的傀儡将军,所以传统对其评价不高,认为他只是个老实木讷的二世祖而已。然而家康去世后,秀忠大权独揽,又当了整整七年的征夷大将军,让位给儿子家光后在幕后还指挥了整整九年,江户幕府却一直维持着蒸蒸日上的局面,因此若说秀忠无能,恐怕是太过偏颇了。
  或许秀忠是没有领军之才,但其治国之能未必比其父逊色。江户幕府的整体统治架构是在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完成的,跨度为四十九年,其中秀忠直接执政或参与执政的时代超过一半。
  与其说德川家康创立了江户幕府的统治架构,不如说家康只是一个理论指导者和规划者,大部分实际工作都是由二代将军秀忠完成的。家康画成了图纸,秀忠盖起大厦,三代将军家光最后装修完成,这才有了完整的江户幕府,有了两百余年的一统江山。德川秀忠的主要功绩有以下几条——
  首先,秀忠改变了家康时代独断专行的做法,改之以将军与幕府重臣的合议制政治。家康时代就曾设置“老中”一职作为将军的最高辅佐官,“德川四天王”之本多忠胜、榊原康政,以及军师本多正信、主要奉行大久保长安等人全都担任过这一要职。到了秀忠时代,开始提升部分老中的权柄,至家光时代首次出现“大老”的称呼。大老就是首席老中,并不常设,权力仅次于幕府将军,无人可以并肩。首席大老是土井大炊头利胜,乃是秀忠的宠臣。
  但这并不意味着幕府将军放松了权柄,也并不意味着权臣政治的出现。秀忠设立合议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加快行政效率,使得当幕府将军年幼或暂时无力视事的时候,整个幕府体制仍能照常运作。秀忠本人虽然看似软弱,其实并不能容忍权臣的出现,本多正纯的“失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本多正纯乃是德川家康的军师本多正信之子,家康就任幕府将军以后,麾下势力最大的家臣就是本多正信和首任老中大久保忠邻(忠邻担任此职是在1593年,幕府开设的十年之前)。本多父子被称为“骏府派”,大久保忠邻被称为“江户派”,两派的矛盾逐渐激化,到了庆长十八年(1613年),骏府派揭发江户派的大久保长安有贪污之嫌,忠邻受到牵连,次年(1614年)遭到放逐,从此本多父子独掌幕府权柄。
  秀忠亲政后,重用亲信土井利胜、酒井忠世等人,刻意打压本多正纯的势力(正信已先过世)。元和七年(1622年),秀忠前往东照宫参拜家康的灵位,回来时原计划留宿正纯的封地宇都宫,但是其姐龟姬揭发说正纯在所安排的将军卧室天井上布置了刺客(其实或许是保护将军安全的忍者),于是秀忠临时改变计划,并立刻派人诘问正纯,不久后更将其流放。一般认为龟姬是愤恨本多正纯夺取了自己的领地(宇都宫原为龟姬的丈夫奥平家昌的封地,家昌死后遭到改易,正纯入居),所以造谣诬告。但此诬告漏洞百出,如果将军秀忠秉公而断的话,正纯是根本不可能获罪的。
  秀忠的第二大功绩,乃是继承老爹的政策,继续打压外样大名。那个在关原合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福岛正则,因为私自修城被秀忠抓到把柄,于元和五年(1619年)遭到改易,此外,最上义俊、蒲生忠乡、田中吉政等人也都先后失去了领土。秀忠把三个最年幼的兄弟——德川义直、赖宣和赖房——分别分封到常陆水户、尾张和纪伊和歌山,称为御三家,作为幕府的屏障。他定下规矩,只有幕府本家和御三家才准许使用德川的苗字,其余近亲全部恢复松平旧氏,而一旦幕府将军绝嗣,则由御三家的后裔入继为一门总领。
  秀忠的又一功绩,乃是进一步控制朝廷。元和五年(1619年),他以家康遗愿为名上洛,请后水尾天皇娶其女和子为妃,虽然此举遭到公卿们的一致反对,但秀忠用威吓、流放等手段把所有反对声音都压了下去。和子入宫后,生下一个女儿兴子,宽永元年(1624年)更在幕府的支持下进位中宫。宽永六年(1629年),因不满幕府的高压政策,后水尾天皇宣布退位,秀忠拥立外孙女兴子内亲王坐上天皇宝座,就是明正女帝——称德女帝后经过了八百五十九年,终于又一位女帝诞生了。
  在打压和控制天皇朝廷的同时,秀忠还加大对寺社势力的管理。宽永六年(1629年),后水尾天皇任命数十名僧侣为僧正,颁发“紫衣敕许”(高位僧侣可着紫衣),秀忠藉口其中某些僧侣资格不够,立身不正,宣布朝廷旨意无效,并在严格审查后将部分僧侣流放边远地区。从此以后,朝廷连对寺社的名义上的控制权也丧失了——此事也是导致后水尾天皇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秀忠做出了如此伟大的功绩,但他终究是守成之主,被迫要一直活在老爹家康的阴影之下。家康还在世的时候,秀忠就曾经口出怨言:“大御所的谎话,就算人人知其为假,都会被迫相信;而我的谎话,就算再如何努力地说,都不会有人相信!”

  忍者时代的终结

  战国时代产生了很多忍者集团,受雇于封建大名,帮他们完成侦查、刺杀、搜集情报等秘密工作。不过当时这种集团的名称还并没有统一,比如武田信玄的御用忍者就被称为“乱波”。可是这种集团到了和平时期,就会变成社会动乱的根源,所以织田信长父子才会在忍者的大本营伊贺展开大屠杀,想要将此毒瘤彻底铲除掉。那么,和平的德川幕府时期,是否还有忍者存在呢?
  首先咱们要说说伊贺三上忍之一的服部氏。服部氏历代当主都沿用“半藏”的通称(再如风魔众的首领历代都称“小太郎”),从某一代半藏起,离开伊贺的崇山峻岭,前往三河,出仕于德川家,其子就是著名的服部半藏正成。正成可谓是从阴影里走到阳光下的人物,成为家康麾下赫赫有名的武将,人称“鬼半藏”。
  传说本能寺之变发生以后,德川家康穿越伊贺的群山回归三河,全靠了服部正成联络伊贺残党,一路护送,才没出什么危险。事后家康不但重赏这些忍者,还把他们收为家臣,安排在正成麾下,建立起名为“伊贺同心众”的组织,为德川氏搜集各方面情报、擒杀异己分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伊贺同心众”已经和真正意义上的忍者集团不同了,尤其在德川氏统治整个日本以后,他们的主要工作逐渐变为搜集自己领内的情报、追捕反叛分子和犯罪者,换句话说,主管治安,部分职权和后世的警察,尤其是秘密警察非常相似。
  正成五十四岁去世,把半藏的名号和“伊贺同心组”首脑的职位传给了长子正就——也就是新一代的服部半藏。可惜正就这家伙不成器,更把“伊贺同心组”当成自己的私产,在江户城受灾,城门倒塌的时候,只管领着部下修理自己家大门,部下提出反对意见,反遭他的囚禁。最终,部下们忍无可忍了,据守长善寺发动武装政变,要求幕府剥夺正就的首领职位。面对近千名忍者及其家属的强烈呼声,德川幕府只得把正就贬为平民。
  元和元年(1615年),正就参加了大阪夏之阵,希望能够将功赎罪,可惜武运不佳,战死沙场。他还有个弟弟名叫服部正重,因为牵涉到老婆娘家(大久保长安)的犯罪事件而遭到流放,最后客死异乡。
  服部家虽然等同于灭亡了,但“伊贺同心众”依旧存在,服部半藏之名也一直流传到今天。江户城中留下了“半藏门”的古迹,据说乃是服部正成亲自设计并督造的,以便发生变乱时,德川将军可以经此逃离,沿甲州街道逃往甲府城。“半藏门”外还挖有“半藏壕”,明治维新以后,天皇移居东京(即江户),新的宫殿就设在半藏门和半藏濠附近。
  此外,富有传奇色彩的还有柳生一族,他们本是大和奈良柳生庄的小豪族,战国后期出了一位武艺超群的总领柳生石舟斋宗严,被称为“剑圣”。宗严的儿子为但马守宗矩,乃是德川幕府二代将军秀忠的亲信,历任秀忠、家光两朝,最后领有大目付之职。大目付就是最高监察官,负责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和监视各地诸侯的动向。因为权势熏天,同时任此情报要职,柳生氏背后的阴影就逐渐被发掘或者说被编造了出来。
  然而拨开重重迷雾,柳生一族究竟是否忍者集团呢?上世纪初在东京练马区广德寺柳生冢中出土的一副黄杨木假牙,着实让历史学者们大吃了一惊。因为传说柳生忠矩的继承人宗冬曾于幼年时拔去满口牙齿,装了一副精致的黄杨木假牙——那是忍者为了方便化妆,想扮老人就扮老人,想扮少年就扮少年,想装男就装男,想装女就装女,连牙齿都露不出破绽来,而必须忍受的手术。这副假牙即便不是宗冬本人的,那也一定是柳生家族重要人物遗留下来的,柳生氏之与忍者有关,似乎是无可疑了。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宛如梦幻

三十二章、幕府的太平盛世

文赤军长胜

  ●家光将军和幕府机构

  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本是德川家康的第三个儿子,因为长兄信康被织田信长逼迫自杀,次兄秀康很早就被过继出去,所以最终轮到他继承为德川氏的一门总领。秀忠的正室夫人名叫阿江,乃是浅井长政和织田市姬的第三个女儿,也是大坂城内实权人物淀姬的亲妹妹。且说阿江夫人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家光,次子为忠长,如同反复上演的历史故事一般,母亲偏爱少子,一直撺掇将军秀忠废黜家光的继承人地位,而以忠长取代之。
  阿江夫人所以不喜欢大儿子家光,是因为家光降生后,爷爷家康认为如果孩子和母亲过于亲近,将会养成软弱的依赖性格——淀姬母子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坚持把婴儿从阿江夫人怀中抱走,交给亲自挑选的乳母阿福抚养长大。因此阿江夫人和家光的母子之情非常淡漠,对自己一手养大的次子忠长则宝爱有加。
  家康去世后,阿江夫人就开始撺掇秀忠将军废长立幼。但一则不敢违背亡父家康的意愿,二则家光的乳母阿福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秀忠最终仍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提前宣布退位,把将军宝座让给了年仅二十岁的家光。
  宽永三年(1625年),已经退位的德川秀忠领着家光将军入洛参觐,秀忠受封左大臣,不久后进位太政大臣,家光则受封右大臣,不久后进位左大臣。宽永九年(1632年)元月,德川秀忠去世,当年十月,大权在握的家光将军以兄弟骏河藩主德川忠长患有疯病为名,剥夺了忠长的领地,将其软禁在上野高崎城中。忠长随即忧愤自刃,享年二十八岁。
  兄弟相残的悲剧,即便在太平盛世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且说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最为宠信的有老臣酒井忠世、土井利胜、松平信纲等人,以及一代女杰春日局。春日局就是家光将军的乳母阿福,本为明智光秀的重臣斋藤利三之女,她因为和将军亲如母子,又在将军继嗣问题上帮了家光很大的忙,所以等到阿江夫人去世、德川秀忠退位以后,她成为了“大奥”实际上的领导者——所谓“大奥”,就是指将军的后宫。
  其实阿福并不仅仅照管内事,对于政务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宽永六年(1629年),阿福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家光将军指示她作为自己的代表,转道入京参谒后水尾天皇。一介乳娘竟然想面见天皇,此事使朝廷上下无不感到惊愕和愤恨,但最终在幕府的压力下,阿福还是假装顶着贵族三条西实条的妹妹的头衔完成了使命,并受天皇赐号为“春日局”——据说此事也是后水尾天皇愤而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参觐交代”制度就是他所创立的。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除此以外,幕府还直接插手各藩的继承人问题,一方面,确定继承人必须申报幕府同意,新藩主继任也必须亲自前往谒见将军,获得新的“所领安堵状”,另方面,对于没有继嗣的大名家族,幕府从来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改易。
  家光将军时代确立的幕府统治机构是这样的:最顶峰当然是幕府将军,其下为大老和老中,然后是“若年寄”,职责为辅佐老中管理幕府的直属家臣,再下还有寺社、町、勘定三位奉行,分管宗教、江户城内的行政和治安,以及幕府财政等事务。上述为幕府的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则包括京都所司代、大坂町奉行、长崎等地的远国奉行,以及其它幕府直辖地区的代官——幕府的直辖地区称为“天领”,初期约两百万石,中后期增加到四百万石。
  幕府统辖各地大名。江户时期的所谓大名,是指臣服于幕府将军,受赐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大名的家臣也有受赐领地的,但其名义上的主家是大名而非更高一级的幕府,所以不能称为大名。大名分亲藩、谱代和外样三个等级,幕府初期约二百家,中后期增长到近三百家,统称“江户三百藩”。
  此外,将军直属的家臣,如果封地不足一万石,则被称为“旗本”或“御家人”,前者准予直接谒见将军,后者没有这种资格。旗本多有领地,御家人则只领俸禄,他们全都住在江户,平时充当幕府的行政官僚或警护人员,战时根据封地或俸禄的多少来率领士卒参战。据享保二年(1722年)的统计,江户幕府共有旗本5205人,御家人17399人,连同这些人的家臣部下,战时动员力将近十万。

  ●农村与城市

  根据十八世纪初的统计核算,当时天皇的领地为三万石,皇族、公家的领地七万石,幕府天领约四百万石,直参(旗本和御家人)的封地加俸禄为三百万石,各藩封地共两千两百余万石,此外还有寺社所领有的土地四十万石。这就是整个日本社会上层的基本构成。
  那么在社会的下层呢?大小封建主主要的赋税来源是“本百姓”,所谓本百姓就是指拥有一定土地和房产的农民。当时日本农村大多为五六十户人家的小型自然村,村长被称为“名主”、“庄屋”或者“肝煎”,主管户籍登记和收取赋税,主要出身于“大百姓”(富农)和旧的小国人领主。村长下面就是本百姓,本百姓下面还有“水吞百姓”也就是佃农。
  江户时代,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仅年贡就经常超过实际收获物的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德川家康就曾经说过想要统治好百姓,就必须让他们吃不饱而又饿不死的话。不仅如此,幕府还规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士农工商”制度。
  “士”,即指武士,又写作“侍”。江户时代武士的身份标志为允许拥有苗字,可以带刀,如其权威受到平民百姓的损伤,则可以“斩舍御免”(允许当场格杀)。武士内部也分很多等级,比如上士、中士、下士、乡士等等,高级武士经过的时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下级武士都必须伏地磕头,否则就可能遭到斩杀。幕府还规定,公家、神官、僧侣的身份等级等同于武士。
  身份等级的第二级是“农”,也就是农民,江户时代是重农的社会,因为有了农民才有土地产出,才有武士们享受的年贡和俸禄。比农民身份更低的是“工”也即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商”即商人。虽然商人在四个等级中排位最低,但他们逐渐成长起来,掌握了财政实权,到了江户幕府后期,很多豪商甚至比武士更为尊贵和显赫。这些商人把商号当成自己的苗字,按照武士家族的习惯来管理商号,主人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和武士团中的“寄亲寄子”关系简直毫无两样。甚至还有很多商人趁着武士家族破产或绝嗣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去,窃得了武士的苗字和家业,幕府虽然多次下令严禁也终究无济于事——只要有活不下去的贫穷武士,只要有腰缠万贯的豪商,有买家有卖家,这种地下交易就是永远无法根绝的。
  工和商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江户时代的城市,以江户、大坂、京都最为繁华,被称为“三都”。城市居民主要为武士和工商业者,后者主要被分为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家持”和租房居住的“店借”两种。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赋税比农民相对要轻(实际上是不如对农业来得重视),所以才会有很多商人暴富,到了幕府末期,甚至出现“大坂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
  在“士农工商”等级下面,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被称为“秽多”或“非人”的贱民。秽多大多来源于古老的奴隶社会,一般从事处理尸体、屠宰牲畜、清扫垃圾等肮脏工作,或者成为流浪艺人,被整个社会所看不起。幕府严格管理秽多,不允许他们和自由民相往来,而且其身份世代承袭,永远不会被解放(贱民的“解放令”要到幕府灭亡后的明治年间才颁布,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非人是临时的贱民,是指十七世纪以后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卑贱职业的贫农或城市贫民,他们的身份虽然卑贱,却并不对整个家族造成影响,并且有可能恢复原本的地位。

  ●大君邦交

  一般认为,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导致近代落后不振,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明清两代并不相同,并且幕府的“锁国”是有一个启动过程的,并非始自德川家康。
  首先,日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和大陆国家的贸易交往,江户幕府建立以后,更是把对中国和对朝鲜的贸易往来当作重要国政来抓。德川家康曾经为了弥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半岛,终于求得了和睦协议。庆长十二年(1607年),也就是家康退隐幕后的第三年,朝鲜使臣吕祐吉来到日本,向幕府呈递国书,此后每次将军换代,朝鲜都会派来“通信使”,以重申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江户幕府作为对朝主要联络官的乃是对马岛的宗氏,这一家族历史悠久,因为距离大陆最近,所以和朝鲜的关系非常密切,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宗氏数百年来一直盘踞在对马岛上,从未遭到改易。
  宽永十二年(1635年),也就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亲政的第四年,宗氏的家臣柳川调信突然向幕府揭发,说当主宗义成在和朝鲜联络的过程中曾经篡改过国书。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幕府立刻展开周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宗义成确实曾经修改过幕府向朝鲜递交的国书中的署名。
  朝鲜李朝为中国的藩属,其君主称号为“国王”,所以在与日本交往的时候,也希望双方平等建交,日方国书最后署名“日本国王某某”。在朝鲜人想来,天皇什么东西咱们不清楚,日本真正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可是受过明朝“日本国王”封赐的,现在的德川幕府继承了丰臣氏的事业,当然也就是明朝下属的一位国王了。然而幕府并不了解朝鲜人的想法,德川秀忠在位的时候,国书后面只署名“日本国源秀忠”,宗义成感觉不大好办,就去恳求起草国书的僧侣金地院以心崇传,请他改个署名。
  以心崇传对此要求有点莫名其妙,于是模棱两可地写了个“日本国主”。宗义成不敢再提要求,就擅自把“主”头上的一点抹掉了,改成“日本国王”。
  幕府为此展开了大讨论,讨论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一事件,以后再写国书应该怎样署名。讨论的结果是以两国邦交为重,宗义成赦免无罪,柳川调信擅告家主,为人不忠,流放出羽国津轻郡。然而“日本国王”之称,似乎坐实了日本乃是中国的藩属,有辱国体,此后国书署名一律改成“日本国大君”。在日本人想来,自己名义上的君主乃是天皇,天皇和中国皇帝是平起平坐的,幕府作为天皇的臣子,实际管理日本列岛,可称“大君”,以与朝鲜国王平起平坐。
  不过后来又有人提出异议,说“大君”的称呼其实比朝鲜国王要矮上一头。因为朝鲜的王子大多封为某某君,其中嫡王子称“大君”,幕府将军若也称“大君”,那不变成朝鲜国王的儿子了吗?况且,大君之名源出中国古书,本是天子的别称,也容易和日本天皇相混淆,不如仍改为“日本国王”为妥。
  提出此议的乃是江户幕府中期的著名思想家新井白石,他的建议得到了第六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宣的赞同,于是自此以后,幕府所签发的日本国书之署名,就正式变成“日本国王源某某”了。
  江户幕府时期,日朝关系一直都很良好,贸易往来不断,尤以对马的宗氏得到朝鲜李朝同意,每年派出二十条贸易船,收入相当可观。幕府还想通过朝鲜恢复与中国的邦交,然而中国自明朝中叶以来一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日两国间的官方贸易受到极大限制,民间私商倒是熙熙攘攘,甚至当明清之交,很多明朝遗臣都航来日本,大多居住在北九州地区,对于江户幕府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之确定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末大将郑成功还一度想把日本当作复国的基地,甚至提出向江户幕府借兵,还好此事并未成功,否则郑成功怕会前门据虎,后门引狼。
  除中、朝两国外,德川家康时代就大力发展同吕宋、安南、柬埔寨、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的邦交,同时还颁发给前往这些地区的贸易船“朱印状”,以证明他们并非倭寇和海盗。日本人因此大量移居东南亚各地,一个名叫山田长政的日本人还曾一度成为暹罗国王的宠臣。
  日本南部的琉球群岛,从十五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土著尚氏所控制,尚氏向明朝称臣,受封琉球国王。因为琉球的贸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庆长十四年(1609年),急于挽救财政危机的萨摩国大名岛津家久就侵入并占领了琉球国。幕府承认岛津氏对琉球的控制权,但岛津氏也很鬼,并不废黜尚氏国王,让他们仍以藩属的名义向明朝进贡,从而得以通过琉球国和明朝展开官私贸易。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军国化的日本才真正吞并琉球王国,把它变成了现在所谓的“冲绳县”。

  ●禁教和锁国

  江户幕府的所谓“锁国”,其实锁的是南蛮贸易。丰臣秀吉在世的时代,就曾经下令严禁天主教传教,勒令凡日本国人都不得信奉这种异国邪教,等到秀吉去世,德川家康为了加强对外贸易,一开始并没有重申禁令,不仅如此,他还优待新近航来日本的英国和荷兰商人。家康曾经任命英国航海长威廉·亚当斯作为自己的通商顾问,赐予三浦半岛二百五十石的俸禄,亚当斯因此跻身幕府旗本之列,并且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做三浦按针——按针在日语中有领港、领航之意。
  在德川家康类似举措的鼓励下,各地诸侯也纷纷大力发展南蛮贸易,伊达政宗就曾派家臣支仓常长前往欧洲,谒见罗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要求通商。据说常长本人因此直接得到教皇的洗礼,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但是新教国家英、荷与先期航来的旧天主教国家西、葡之间矛盾重重,前者因此在家康面前大进谗言,说天主教传教士乃是妄图将日本变成殖民地的西、葡国王派来的间谍。家康本就不满天主教宣扬上帝万能从而淡化世俗领主的权威,进而看到很多九州诸侯通过与西、葡等国通商获得了大批物资和武器,认为如果不加限制地任其发展,将会动摇幕府的统治基础,恰巧就在此时,发生了著名的“冈本大八事件”,促使家康颁发了禁令。
  且说庆长十五年(1610年),肥前日野江大名有马晴信和葡萄牙商船耶稣号发生冲突,最终将耶稣号击沉,晴信以此向幕府表功,并且进献给老中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大笔财物,希望大八能够帮忙进言,恢复有马氏的旧日领地。然而冈本大八接受贿赂却不肯办事,有马晴信越等越急,愚蠢地直接越过大八去催促本多正纯——贿赂事件就这样暴露了。
  幕府将冈本大八打入大牢,严刑拷问,大八反咬一口,供出有马晴信勾结传教士和西、葡商人的诸多不法事。于是幕府将冈本大八以火刑处死,将有马晴信先是流放到甲州都留郡,进而勒令其切腹自杀——身为天主教徒的晴信不肯自尽,命令家臣将自己刺死了。
  以“冈本大八事件”为导火索,德川家康对天主教的反感变得更加强烈,不久后就下达了第一次“禁教令”,在幕府直辖领地和有马氏的旧领中严禁传播和信奉天主教。庆长十七年(1612年)八月,禁教范围扩大到日本全国,各地教堂陆续被破坏,日本籍天主教徒纷纷遭到逮捕,被强迫改变信仰。不肯改变信仰的教徒遭到游街、流放和处死的命运——其中一百四十八名被流放马尼拉,包括著名的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内藤如安等人。
  到了元和二年(1616年)八月,二代将军秀忠颁布了第二次“禁教令”,对天主教徒进行残酷迫害,很多人因为不肯改变信仰而被活活烧死,史称“大殉教”。元和六年(1620年),又发生了“平山常陈”事件,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锁国”体制。
  平山常陈本是一艘朱印船的船长,因为坐船为中国式平底船,在从马尼拉回归日本途中,被荷兰船误认为是中国船而遭到逮捕。在搜查平山船的时候,荷兰人意外地发现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于是如获至宝地进献给德川幕府。幕府经过审讯后,将平山常陈和两名传教士全都处以火刑,其余十二名船员也尽皆处死。
  从此宗教迫害扩大为贸易限制,葡萄牙人首先遭到驱逐,然后是英国人,最后在宽永元年(1624年)严禁西班牙船只来航。日本船只除朱印状外,还必须得到“老中奉书”才许出海,居住在外国的日本人也一律严禁归国,归即处死。
  日本就此基本断绝了南蛮贸易,唯一例外的是荷兰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设置了分公司,向幕府保证绝不传播基督教,同时荷兰商船一到日本,商馆馆长立刻向幕府提交《荷兰风说书》,报告海外情况。但即便是荷兰人也只准在长崎的出岛建造商馆,而不得踏入日本内地一步,就连中国船也只准停泊在长崎港,可以说,整个日本只有长崎一地是半对外开放的,幕府通过直接统治长崎而垄断了所有对外贸易。
  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惊世骇俗的“岛原、天草之乱”就在这种禁教锁国的背景下爆发了。

  ●岛原、天草之乱

  肥前国的岛原半岛,本属外样大名松仓氏所领,当时的松仓氏家督为松仓胜家,是个冷酷无情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三代将军家光在位的宽永十四年(1637年)秋季,岛原半岛及其南方的肥后国天草群岛闹起了大饥荒,可是松仓胜家仍然按照旧例征收年贡,并将交不起年贡的数名农民残酷处死。
  农民们生活在死亡边缘,已经沉寂很久的天主教信仰随之再度抬头,秘密信教以逃避残酷现实的百姓越来越多。此事为松仓胜家所查知,就在领内搞了一次大清洗,逮捕了很多教徒,要他们举行“踏绘”的仪式。所谓“踏绘”,是指将刻有耶稣受难像的木牌扔在地上,让怀疑为教徒者用脚去踩,肯乖乖从命的定非天主教徒,或者虽是教徒却有心悔改,否则就将被处以火刑。这种方法并非松仓胜家所创,而是幕府搞出来并到处推广的无聊花样。
  阶级压迫和宗教迫害双重利刃就此加在岛原百姓头上,他们无路可走,被迫铤而走险。十月二十日,岛原有马村纷起一揆,杀死了松仓氏的代官林兵右卫门,并且攻破藩武器库,团团包围住了松仓氏的本城——岛原城。
  二十七日,天草群岛也爆发一揆,与岛原一揆南北呼应。天草群岛乃是肥前国唐津的谱代大名大久保氏的飞地,唐津藩的代官三宅重利领兵镇压暴乱,却于十一月十四日被一揆打败,身首异处。天草一揆进而包围了富冈城。
  消息报至江户,德川家光将军大为恼火,立刻派遣重臣板仓重昌前往九州,纠合附近诸侯前往征伐。岛原、天草的一揆闻报,结合为一,后退到已经废弃的原城,笼城固守。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原城在“岛原、天草之乱”爆发前,很可能虽被废置不用,基本的土垒木墙还没有被扒平,这就给了一揆军一个很完美的根据地。
  有趣的是,一揆军的首领却是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俗称为天草四郎时贞。据说这位英俊少年乃是上帝派遣来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天主教信徒的,具有莫大神通,教徒们无不尊奉他为“天人”、“天使”,一切都唯四郎时贞马首是瞻。
  天草四郎,某些记载中也写作大矢野四郎或者江部四郎,据考证,他原本的苗字应该是益田,乃是小西行长的家臣益田好次之子。关原合战后小西行长被斩首,领地遭改易,家臣们纷纷四散成为浪人,据说四郎时贞从小就居住在长崎港,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并向旅居日本的荷兰人学习过西洋医术——所谓神通广大,能活死人,肉白骨,大概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吧。
  且说板仓重昌来到岛原城中,集合了包括松仓胜家、锅岛胜茂、有马丰氏等周边诸侯,集合兵马,向原城发起了猛烈进攻。重昌一开始并没有把一揆放在眼里,认为那些作乱的农民无拳无勇,根本不懂打仗,如何会是幕府军的对手?然而一连发起两次总攻都未能得手,己方反而损失惨重,重昌不禁涔涔汗下,意识到原城中定有深通兵法之人存在。
  北九州地区乃是天主教传播的中心区域,战国后期有大量平民甚至武士都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在“大殉教”后都被迫潜伏了下来,趁着这次动乱再度抬头。因此固守原城的并非仅仅数万农民,其中也掺杂了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浪人——四郎时贞首先是这些浪人们的领袖。
  翌年是宽永十五年(1638年),元旦之日,板仓重昌硬着头皮发动了第三回总攻,却在原城下身中流弹而亡。一揆因此士气高昂,到处都传说着岛津、伊达等强藩将在呼应而起,一举消灭迫害天主教徒的德川幕府的谣言。而将军家光则又派来了第二名联军统帅,那就是一门众重臣松平伊豆守信纲。
  松平信纲素有智谋,人称“智慧伊豆”,他在仔细观察了前线形势以后,认识到原城防御坚固,一揆作战英勇,绝对不能硬打硬攻。于是信纲就指挥着黑田、锅岛、立花、细川、水野、有马等十数家诸侯联军,从陆路将原城牢牢地封锁住,断绝补给,想要把一揆全部困死,饿死。
  四郎时贞还期望长崎的荷兰人前来救援,然而在松平信纲的指使下,荷兰炮船却于一月十一日开到原城附近的海面,然后向城内连开数炮。这一方面是告诉城内一揆,海上也已经被幕府封锁,休想有一个人可以逃走,另方面也是希望从心理上瓦解一揆的斗志——天主教有何可信?上帝又有什么用?同样信奉所谓“上帝”的荷兰人,不也是你们的敌人吗?
  松平信纲的策略取得了效果,原城中粮草越来越少,一揆被迫开城夜袭幕府军阵营,因为信纲早有防备而遭到惨败。不仅如此,松平信纲通过审讯俘虏,了解了城中的内情,遂于二月二十八日展开了第一次总攻击。
  在一揆势的拼死抵抗下,幕府军付出了死亡三千人,受伤上万人的重大代价,然而原城终于还是被攻陷了,城内剩余的两万余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遭到残酷的屠杀——四郎时贞等人也在其中,几乎没有一人能够逃得性命。
  “岛原、天草之乱”乃是对幕府和诸藩横征暴敛,以及迫害宗教信仰的大反抗,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幕府锁国体制的最终完成。此外在战后,德川家光鉴于物价武家法度中规定诸藩不得幕府指令不得向外用兵,导致镇压暴乱的行动迟缓,遂将相关规定加以了修改。

  ●犬公方

  庆安四年(1651年)四月,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病殁,享年四十八岁。包括老中堀田正盛在内的很多家光亲信都切腹自杀以殉主,幕府统治机制因此暂时陷于停顿,导致了“庆安之乱”的发生。
  且说秀忠、家光两代总共改易大名一百零五家,减封十六家,使得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被称为浪人或者“牢人”。这些浪人极端痛恨幕府,除了舞刀弄枪外又大多别无所长,成为社会一大不安定因素。他们在兵法家由比正雪、丸桥忠弥等人的煽动和组织下,打算趁着家光将军去世之机发动暴乱,拥护纪伊藩主、被称为贤侯和“南海之龙”的德川赖宣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
  当年七月,暴动阴谋败露,丸桥忠利在江户被捕,处以极刑,不久后由比正雪也在骏府切腹自杀,德川赖宣亲往江户城中谢罪,澄清谣言,局面才算逐渐稳定了下来。帮助家光将军的继承人、次子家纲稳定局面的主要有三个人,即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智慧伊豆”,以及家光的庶弟、贤侯保科正之,八月,在江户城中举行了“将军宣下”的仪式,正式确认年仅十岁的德川家纲继任为幕府将军——这种册封仪式原本都是在京都举行的,但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大乱初定,家纲不宜离开江户城,遂请下御旨,将仪式举办地点改在了江户,从此成为惯例。
  总结“庆安之乱”的教训后,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天下已定,应该以文治取代武功,以整顿充实法律、制度和学术来提高幕府的权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将军的权柄被削弱,重臣合议的官僚体制得到完善,同时对于各藩的控制也有所松动。起初幕府并不承认“临终养子”一说,即当大名没有子嗣和幕府确认的养子的情况下,到临终才指定养子和继承人的做法,对于这种家族,一般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改易。四代将军家纲以后,幕府开始承认五十岁以上的大名的“临终养子”,使得遭到改易的诸侯数量大为减少。家纲时代一共改易大名二十二家,削封的也仅仅四家而已。
  在德川光国、保科正之、池田光正、前田纲纪等所谓“贤侯”的推动下,幕府确定了以朱子学为整个日本社会的指导思想,大力宣扬忠孝节义。尤其是德川光国,此人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的藩主,官至权中纳言,因为大纳言或中纳言的汉称为“黄门”,故此俗称为“水户黄门”。这位水户黄门大人易装巡游各地,惩治不法官吏、藩主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有如中国的包青天一般。
  德川光国非常重视朱子学中的“名份论”,在江户城设立彰考馆(彰往考来之意),编纂了《大日本史》一书。书中认为天皇是日本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受天皇的委派治理庶务,其权威来自于天皇朝廷,对于南北朝乱世,《大日本史》宣扬南朝正统论,指斥反抗天皇的足利幕府乃是叛逆、贼臣。光国的学术后来被称为“水户学”,乃是幕末尊王论的滥觞——不过水户学最终被拿来作为推翻幕府的重要武器,这是德川光国所始料不及的吧。
  在幕府的影响下,各藩的情况也逐渐改变,首先是家臣的封地被纷纷收回,很多藩都凝聚为以藩主为中心的完全整体,家臣只领俸禄,逐渐转化为封建官吏,其次,世代重臣的势力受到削弱,藩主往往提拔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辅佐者,无形中反而增长了各藩的实力。
  如果把江户幕府划分阶段的话,那么前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乃是奠基和开创期,从四代家纲开始,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家纲到了晚年日渐奢靡,幕府财政状况恶化,而他本人也因为体弱多病而经常不能理事,权力都落在大老酒井忠清的手中。延宝八年(1680年),四十岁的德川家纲生命垂危,因为没有后嗣,酒井忠清就打算沿用镰仓幕府的旧例,迎接有栖川宫亲王继任为幕府将军。此议遭到老中堀田正俊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主张让家纲的末弟德川纲吉来当继承人。五月八日,德川家纲让位给纲吉,旋即去世。
  据说德川纲吉是个畸形儿,身高仅有一米三零。不过这个畸形儿却颇为聪明,上台伊始就铲除了酒井忠清的势力,改以忠直的堀田正俊担任大老。纲吉爱好学问,关心政治,多施善政,在他统治初期产生了著名的“元禄文化”。
  然而到了统治后期,德川纲吉的生活却越来越奢侈,治政也不再清明,他疏远堀田正俊,重用奸佞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使幕府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可以说,德川纲吉时代是江户幕府的鼎盛期,也是由强变弱的转折期。
  德川纲吉受其母桂昌院的影响,笃信佛教,特别颁发了《生类怜悯令》,禁止百姓杀伤动物,尤其是要保护狗。纲吉把全江户的野狗都集中起来饲养,数量据说达到十万头,发现有百姓伤害到这些野狗的,轻则坐牢,重则流放。因此百姓们都在背地里称纲吉为“犬公方”,也就是狗将军。水户黄门德川光国为了劝谏这种恶政,特意宰杀了十条狗,剥下狗皮来献给纲吉,诡称这是护身符。纲吉虽然不敢处罚光国,但他仍旧我行我素,行为并没有丝毫的收敛。
  江户幕府的末日即将到来了。

  禁书的轶事

  公元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清朝,这一年在日本为天和三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在此以前,台湾郑氏、清廷,乃至于平南王尚氏、靖南王耿氏,各家商船络绎不绝地航向日本,在幕府的管制下,相互间从未产生过矛盾冲突。不过自从1661年清朝顺治皇帝为了封锁郑氏台湾,下达《迁界令》,禁止船舶下海以后,来自清朝及下属各藩的赴日贸易船数量大为减少,中国商船的总数从每年五六十艘下降到十艘左右。
  等到康熙皇帝降伏郑氏,收取台湾以后,废除了《迁界令》,颁布《展海令》,中国赴日贸易船数量激增,1685年竟然达到八十五艘之多。面对这种情况,江户幕府害怕金银外流,对中国商船加以严格限制,规定每年的贸易定额为六千贯,够数就不再做买卖。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商船的数量仍长期维持在七八十艘左右,长崎港繁华无比,成为幕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对于来航的中国船,江户幕府设置了书物目利、书物改役等官职,委派相关人员严格检查,不得使有害书籍传入日本。那么,什么是幕府认定的有害书籍呢?最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兵法书;二,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
  且说元禄八年(1695年)三月十六日,长崎立山奉行八十岛武兵卫下令给大通事(翻译官)林道荣、小通事林金右卫门,指出本年的第十六号南京来船所携带的书籍,经书物改役检查含有违禁内容,必须严格查问,详细汇报。林道荣等人急忙搜检船只,果然找到了命令中提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于是将商船封锁起来,严禁船员登岸,同时将审讯的结果上呈立山奉行所和西奉行所,再由奉行所复查后,于四月十日快马送去江户。
  那么,《帝京景物略》究竟是本什么书呢?其实那是一本过时了的北京城的旅游指南,由遂安人方逢年及其弟子写成,最早出版于明朝崇祯八年(1635年)。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会变成禁书呢?原来此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中提到了北京城内的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士利玛窦的坟墓……
  几位通事和奉行认为此书虽然含有天主教内容,但并未宣扬教义,因此不必严禁,然而江户城中的老中户田忠政、土屋政直等人却对此结论大不以为然。他们认定,虽然唐船(指中国船)船员都已经通过了“踏绘”,证明不是天主教徒,携带《帝京景物略》确实是出于无意,但此书既然含有违禁内容,就必须加以严惩。老中们下令在中国船员面前将禁书焚毁,并且禁止书籍主人和唐船的船头再来日本,所载货物也不许交易,即刻将其遣返回国。
  从这件小事上,其实就可看出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是多么严格,同时也是多么的荒诞了。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宛如梦幻

三十三章、江户两百年

文赤军长胜

  ●从纲吉到吉宗
  
  “元禄文化”是在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统治时期产生的,它带有非常浓厚的市民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江户、大坂等城市持续发展,越来越是繁华,町人势力抬头所致。这种文化在表现上一改幕府初期的简朴风俗,变得非常奢华,根由是城市中出现了家财万贯的豪商,由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区分而使这些豪商不能拥有土地,锁国令又使他们无法将财产投资海外,于是干脆一掷千金,拼命消费,带动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
  以井原西鹤为代表,文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浮世草子”,也就是描绘町人生活的小说;以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艺术上出现了市民意味浓厚的新的戏剧。对于这种町人文化,以及町人们浮华奢侈的生活,幕府和各藩多次发布禁令,但始终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在思想方面,占领导地位的朱子学开始有所动摇。朱子学很早以前就传入了日本,还曾一度成为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思想武器。然而这种学说长久把持在僧侣尤其是禅宗僧侣手中,直到战国末期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才真正将其转化为一种武士的学问。林罗山受到德川家康的器重,其孙林风冈被德川纲吉任命为大学头,总管幕府的文教工作,并且世代承袭此职。通过林氏祖孙,以及德川光国等人的鼓吹,逐渐奠定了朱子学在幕府统治下的主导思想地位。
  但是在元禄时代,民间出现了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批判朱子学,前者要求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来改造儒学,不可照搬中国之儒,后者则要求删去杂芜,复归于孔子之儒。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等,但在幕府的压制下,这些人或者他们的著作,全都没有好下场。
  且说元禄乃是东山天皇的年号,元禄十七年改元宝永,宝永六年(1709年)元月,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因为并无子嗣,而收其侄德川纲丰为养子,赐以将军家世袭的“家”字,改名为德川家宣,继任为第六代幕府将军。
  德川家宣刚一上台,就罢免奸佞柳泽吉保,启用忠臣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同时废黜怨声载道《生类怜悯令》。朝野上下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大家都希望家宣将军可以迎来一个新的盛世,然而这位将军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家宣将军的继承人德川家继就任征夷大将军的时候年仅四岁,在位四年而殁,他的统治时期,幕府大权都掌握在新井白石的手中。白石并没有担任老中之职,但却实际掌控幕政,他整顿幕府财政,改铸成色好的新币,改善天皇朝廷和幕府之间的关系,使幕府统治重新稳定下来。但是此人合理主义和实用主义气味浓厚,很多措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各方面的矛盾。
  德川家继的去世,使得二代将军秀忠所传下来的血统彻底断绝。按照秀忠在世时的规定,将军家一旦绝嗣,则由御三家之一入继宗家,御三家的笔头乃是尾张藩,因此德川家宣的侧室、家继将军的生母月光院就推举尾张藩主德川继友为下任将军的人选。
  然而此议遭到了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的坚决反对,据说这两个女人在内宫争权夺利,矛盾很深,而既然月光院首先提出以德川继友继承将军家,则天英院就反其道而行之,抬出来纪伊藩主、“南海之龙”德川赖宣的孙子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很可能是个私生子,身份并不高贵,然而巧在前面三个哥哥全都很年轻就去世了,吉宗因此一步登天,继承了纪伊和歌山藩。吉宗在当藩主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治国也很有手腕,原本财政濒临崩溃的纪伊藩经过他的整顿,逐渐重现勃勃生机。正因如此,德川吉宗在当时的幕府群藩中名声最为响亮,所以天英院就以选贤为名义,扛出吉宗来和月光院争权。
  最终的胜利者是天英院,以及他所支持的德川吉宗。且说德川家继在正德六年(1716年)四十三十日去世,德川吉宗装模作样地三次上书推辞,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正式接任征夷大将军之位。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下诏改元享保,所以德川吉宗上台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被称为“享保改革”。

  ●享保改革和田沼时代

  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接到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政局从五代纲吉统治后期开始腐朽,虽然新井白石等人东贴西补,却依旧满目疮痍。在政治上,多年来依靠将军的宠信而实际掌握幕权是一些“侧用人”,他们本是幕府将军用来制约老中的亲信秘书,逐渐却变成了凌驾于老中之上的实权人物,并且反过来限制将军本身的权力。在经济上,浮华奢侈的民风使得整个社会都消费过度,同时各地大量涌现因为投资农业工程而得以征收佃租的“新田地主”,以及因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得以控制部分土地的“典地地主”,幕府和各藩原本直接向本百姓(自耕农)征收年贡,就此被这些新兴地主从中间横插了一刀,对于农民来说,负担更为沉重,对于幕府和诸藩来说,赋税越收越少,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基于这种社会现状,德川吉宗一上台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贬退了家宣、加继时代掌权的侧用人间部诠房,以及担任顾问的新井白石,把权力收归将军己手。在经济上,他提倡俭朴,斥责怠惰,推广农业科技,重建了幕府的财政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协助德川吉宗完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一位名臣,名叫大冈荣五郎忠相,官至从五位越前守,通称大冈越前。此公原为负责伊势、志摩地区治安的山田奉行,其后被吉宗将军提拔为普请奉行(主管工程建设),又升为江户町奉行,也就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兼警察局长兼高院法官。大冈越前断案如神,从不徇私枉法,他还协助吉宗将军完成了法典《公事方御定书》,也被日本人看作是如同中国包青天一般的人物,民间传说很多。
  德川吉宗非常崇拜先祖家康,认为家康时代幕府行政效率最高,其后因为儒臣掌权才使得武士的面貌变得日渐柔弱。为此他整顿军备,排除“家禄”(以俸禄来确定旗本家族的高低)因素,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一切都照权现大人(指德川家康)在世时候的制度来办。”成为了德川吉宗的口头禅。
  然而德川吉宗虽然鼓励平民向将军直接上书言事,摆出一副亲民的架式,其政策却未必能给中下层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在鼓励生产的同时,他多次加增年贡,为了充实幕府财政而拼命压榨百姓。吉宗时代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就曾说过:“农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在他们的压榨下,享保十七年(1732年),关西地区闹起了大饥荒,一揆纷起,由此引发的城市粮价变动,又使得江户城内的贫民们也纷纷揭竿造反。德川吉宗为了赈济灾荒、稳定粮价而伤透了脑筋,遂被戏称为“米之公方”。
  享保大饥荒,和三代将军家光时候的宽永大饥荒,十一代将军家齐时候的天明大饥荒,以及家齐和十二代将军家庆时候的天保大饥荒,并称为江户时代的“四大饥荒”。
  说到了,享保改革虽然使得江户幕府暂时度过了财政危机,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局下滑的态势。且说德川吉宗在延享二年(1745年)九月辞职,让位给长子德川家重,一个身体孱弱、口齿不清,被嘲笑为“尿床公方”的家伙。为了让纪伊家可以世代盘踞将军宝座,德川吉宗还分封了儿子宗武、宗尹和孙子重好,成立田安、一桥和清水三个家族,并称“御三卿”,规定御三卿虽然地位较御三家为低,将军继承顺位却在御三家之前。
  退位六年后,德川吉宗去世。老子一死,“尿床公方”开始彻底胡来,重新信用侧用人,大冈忠光、田沼意次等人陆续当权。且说这位田沼意次,本是纪州藩的下级武士,跟随德川吉宗来到江户,一路攀升,俸禄从六百俵增加到一万石,成为御用人。家重将军在宝历十年(1762年)传位给儿子德川家治,家治将军格外宠信田沼意次,安永元年(1772年)竟然把他破格提拔为老中。从此田沼意次大权在握,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革幕政。
  田沼意次当权的时代被称为“田沼时代”,而意次本人则被称为是异端的政治家。异端在哪里呢?原来此公改变了传统重农轻商的政策,给予大商业资本特权,大力发展贸易,希望通过经商可以挽救幕府的财政危机。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田沼意次的政策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但这种政策也直接造成了豪商的越来越富和小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越来越穷,加上前面提到过的天明大饥荒的爆发,使得田沼政治搞得天怒人怨。
  天明四年(1784年),田沼意次的儿子、担任若年寄的意知在江户城中被刺,凶手乃是和意知存有私怨的旗本佐野政言。百姓们闻知此事,无不欢声雷动,颂扬政言为“世直大明神”,意为救世之神——田沼氏之不得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天明六年(1786年),家治将军去世,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已先后夭折,没有后嗣,就按照祖父吉宗所定下来的规矩,收一桥家的丰千代为养子,传以将军之位。丰千代就是第十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齐。
  家治将军的去世,使得田沼意次失去了靠山,他很快就被保守派赶下了台。保守派的首脑乃是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定信担任老中以后,全盘推翻田沼政治,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是为“宽政改革”。

  ●宽政的改革

  德川家庆乃是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第二代当主德川治济的长子,继承征夷大将军宝座的时候,年仅十五岁。这位将军在位整整五十年,直到天保八年(1837年)退居幕后为止。且说家治将军刚死,家齐将军还没有继位,田沼意次就被赶下了台,次年(1787年)七月,松平越中守定信担任老中职务。
  田沼意次一付奸臣嘴脸,松平定信可是堂堂忠臣,又是八代将军吉宗的嫡亲孙子,然而两人的政策前后对比,松平定信恐怕比田沼意次更为莫名其妙,更为不堪。且说定信恢复以农为本的传统政治,大力压制豪商,但所造成的结果是金融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旗本和御家人就连赊贷都找不到门路,很多直接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松平定信还实行“宽政异学之禁”,称朱子学为“正学”,把其它各门学派都打成“异学”,禁止在幕府的公立学问所中讲授,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乃是对“兰学”的压制。
  所谓“兰学”,就是传自荷兰的西洋学问,最早引进日本并为人们所重视的乃是西洋医学。其后新井白石写了《西洋纪闻》一书,开学习西洋之先河。德川吉宗将军曾经指派中根元圭修改历法,元圭在阅读了一些被查没的禁书以后,进谏吉宗将军,说如果继续禁止从中国输入的很多翻译书籍,将使修历工作无法完成。吉宗将军接受了中根元圭的建议,宣布不管是从中国还是从荷兰输入的书籍,只要不明着宣扬天主教义,全都允许传播。这道政令促使“兰学”正式形成。
  到了德川家齐在位的时代,有一位名叫林子平的幕臣提出,世界的趋势乃是发展海军,巩固国防进而向外扩张,他写了《海国兵谈》一书,请求幕府引进新式武器,重新整备军队。然而偏巧林子平就碰上了松平定信当政,定信严禁“异学”,下令没收了《海国兵谈》的刻版,还把林子平禁锢起来。林子平愤然做歌道:“无双亲,无妻子,无儿女,无木版,无钱,也无死的念头……”从此自称“六无斋”。
  由上可知,松平定信的统治对日本的损害更甚于田沼意次,当时民间就有这样一首讽刺歌谣,说:“白河(指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水清难养鱼,田沼浑浊堪怀念。”
  且说德川家齐将军继位的时候年龄尚幼,等他成年亲政以后,开始对到处指手划脚的松平定信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到了宽政五年(1793年),家齐将军突然提出要给自己的亲老子德川治济上尊号,称为“大御所”,然而这个尊号从来都只授予退位的将军,所以松平定信坚决表示反对,于是家齐将军父子联手,迫使定信辞职归藩。
  松平定信下台以后,幕府对于“异学”的钳制有所放松,兰学就此蓬勃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兰学逐渐分为两个派别,一派称作“下町组”,只把目光限制在科技方面而忽视或者不如说故意回避对西洋社会制度的研究,另一派称为“山手组”,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等各方面都报有极大的研究兴趣。
  天保九年(1838年),著名兰学者、医生绪方洪庵在大坂创办了兰学堂“适塾”,先后教授了三千多名弟子,这些弟子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日本,比如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大鸟圭介等等。当然,当时是不会有人想到在这批医学生中,竟然会出现敲响德川幕府丧钟的人物……

  ●大坂米骚动

  德川家齐担任征夷大将军,松平定信当首席老中的时候,幕府统治已经彻底腐朽,各地暴动和起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坂“米骚动”。
  大盐平八郎乃是江户时代著名的阳明学者,他曾经继承祖父的职位,当过大坂东町奉行所的与力(辅佐奉行的小官吏),后来退隐归家,创办名为“洗心洞”的学塾,开课授徒,影响很大。对于幕府的腐朽统治,平八郎深为痛心,希望通过教育来传播爱民的思想,从而扭转时局。他曾经作诗赞扬农民道:“女织男耕淳朴深,城中妖俗未相侵。若加文教溯三代,不可使知岂圣心。”
  天保元年(1830年)七月,京都地区爆发了大地震,淀川泛滥成灾,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大饥荒。到了天保七年(1836年),灾情更为严重,连向来繁华的大坂城中也饥民遍地,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大坂町奉行虽然想尽方法赈济饥民,稳定局势,然而却收效甚微,豪商们也趁此机会囤积居奇,不肯把粮食低价投放市场。
  大盐平八郎看到如此人间惨剧,心生怜悯之情,于是变卖了家中藏书,所得黄金六百二十两全部分给贫民。然而他的这一义举反而引起奉行所的警惕,指责平八郎违法赈济,想要收买民心,意图暴乱。平八郎愤怒之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而造反,推翻无能的大坂町奉行所。
  平八郎起草了一份檄文,让“洗心洞”的学生们送到城中贱民和近郊农民手中,说只要看到城内火起,就立刻聚拢起来,一举杀掉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堀利坚等人,夺取大坂城的控制权,这样大家才有活路。
  本来议定的起义时间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然而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吉见九部右卫门等人却于十七日晚间突然向东町奉行所告密,迫使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九日清晨。当时平八郎在自家院中树起“救民”大旗,聚拢学生、城市贫民和近郊农民五、六百人,捣毁了很多与力、同心(也是奉行下属的小官吏),以及豪商的宅邸,所抄出来的粮食全都沿途散发。然而因为事起仓促,大坂近郊农民得到消息的并不是很多,致使起义人数无法进一步扩大,终于在下午四时被奉行所的军队击败。起义群众死伤惨重,大盐平八郎在逃亡躲藏四十天后也终于被迫纵火自杀。
  民间到处都谣传平八郎并没有死,而是逃往了伊豆韮山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甚至还有说他路经九州,乘坐美国船逃到大陆去了。就连幕府中也出现了“三月末得于火中者,非真尸也”之类的说法,著名兰学家、田原藩士渡边华山还担忧说,如果大盐果然逃往国外,则“外患”与“内乱”相结合,国家从此就不得太平了。
  相对于武士们的恐惧和担忧,小民百姓却始终尊敬和缅怀大盐平八郎,“大盐不死”的说法广为流传。很快的,民间就出现了歌颂平八郎事迹的戏剧,只不过把背景改为足利幕府统治时期,主人公的名字也换成“小盐贞八”。小盐贞八为民请命,搞得愚蠢的豪商和町奉行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大盐、小盐,这影射再明显不过了。
  大坂“米骚动”并非“天保大饥荒”中平民百姓对幕府的唯一反抗,就在大盐平八郎自杀后不久,备后三原、越后柏崎,以及摄津能势、川边、丰岛等地也先后爆发起义,首脑都自称乃是“洗心洞”的学生,打着大盐的旗号。就在如此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德成家齐将军忧虑退位,把征夷大将军的宝座让给了儿子敏次郎,也就是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
  天保十二年(1841年),“大御所”德川家齐去世,家庆将军得以亲政,重用老中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这位水野老中的思路和当年的松平定信几乎毫无二致,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外乎提倡节俭、鼓励耕种,同时限制商业活动而已。唯一的新花样是颁布“人返法”,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甚至把城市贫民都往农村赶。
  如此想当然并且悖逆时势的改革措施,当然会以失败而告终。首先,发布“检约令”,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就让包括家庆将军在内的很多特权人物感到不快,既得不到这些特权人物的支持,又得不到小民百姓的拥护,最终水野忠邦只好黯然下台,“天保改革”也彻底失败了——这是江户幕府想要挽救衰亡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挣扎。
  然而,相对于幕府改革的失败,很多藩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开始一系列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措施,获得了部分成功,从而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了幕府政权倒台的掘墓人。
  
  ●雄藩崛起

  最终推翻江户幕府统治的,乃是号称“四强藩”的西南诸侯,也即萨摩岛津氏、长州毛利氏、土佐山内氏和肥前锅岛氏。
  先说岛津氏,战国末期,这一古老的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凄凄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从此,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他藩来得落后,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据说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就此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且说宝历三年(1753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杀,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1827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象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以他的身份地位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专卖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帐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式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了专卖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1837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专卖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府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专卖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1843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政府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藩政府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就这样,西南雄藩的逐渐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动摇江户幕府的统治,恰巧在这个时候,西洋列强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

  忠臣藏

  “忠臣藏四十七义士”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复仇故事,江户时期的竹田出云曾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歌舞伎剧本《假名范本忠臣藏》,一直流传至今,此外数百年来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无可计数。人们普遍认为“四十七义士”为主复仇乃是武士精神的鲜明体现,对他们无不抱持着深刻的崇敬和缅怀之情。那么,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故事开始于江户中期的元禄十四年(1701年)三月,东山天皇的敕使来到江户,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就派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和吉田藩主伊达左京亮村丰担任接待工作,为怕这两名来自乡下的大名失礼,幕府同时派遣吉良上野介义央前往指点。传说吉良义央索贿不成,就百般刁难浅野长矩,甚至故意教导错误的礼节,使长矩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十四日早晨,再也忍无可忍的浅野长矩突然拔出腰佩的短刀向吉良义央头上砍去,幸亏被众人及时按住,义央只是受了点轻伤。
  事件发生后,纲吉将军怒发如狂,立即派人彻查此事。按照幕府的一贯规定,引发事端的双方都应受到惩处,是为“喧哗两成败”,然而最终幕府却偏袒吉良义央,只是勒令其归家“谨慎”,对于浅野长矩却给予了切腹、改易的最严厉惩罚。
  幕府兵马随即开到了赤穗藩,深为家主所受不公待遇而愤怒感慨的赤穗藩士纷起鼓噪,要和幕府军开战,然而首席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却采取恭顺态度,约束部下,检点财物后主动打开了城门。事后,包括大石良雄在内的赤穗藩士都变成了浪人,被迫流亡各地。
  大石良雄暗中联络有志复仇的同僚四十六人,最终在元禄十五年(1702年)率领这些人潜入了江户城。十二月十五日午夜,他们趁着大雪纷飞,城内各处防备松懈之机突入吉良义央的宅邸,连杀数人,并且终于砍下了义央的首级,为主家报了仇。事后,四十七义士将仇人首级供奉在浅野长矩的坟头,然后在幕府派来的追杀人马面前束手就缚。经过审讯,到了第二年(1703年),幕府勒令他们集体切腹——据说只有一个叫寺坂右卫门的侥幸存活了下来。
  就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脉络清晰的复仇故事,然而仔细研究,却有很多不可解之处。首先就是浅野长矩为何要突然向吉良义央挥刀,真的是因为遭到了戏弄吗?战国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了,各地藩主早都变成了匍匐在幕府脚下的温顺小猫,他如何还有如此血气之勇,如何毫不考虑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呢?
  德川纲吉的统治时代,是江户幕府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幕府财政捉襟见肘,被迫加大压榨百姓和诸侯的力度。本身浅野长矩等人所担任的接待工作就不是一桩美差,相关费用全都摊在接待人头上,幕府不出一分一毫,却又诸般挑剔。浅野长矩应该是在幕府的重压而非吉良义央的戏弄下才会精神失常,拔刀向人的吧。他所以袭击吉良义央,恐怕目标并非义央本人,而是义央在此接待过程中所代表的幕府的权威。
  或许正因为如此,纲吉将军才会大怒如狂,轻饶了义央,却一定要严惩长矩。据说目付多门传太郎就曾经进谏说,按照旧例,对义央的处分不该如此之轻,对长矩的惩罚也不该如此之重,然而掌权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却以将军之命不可更改为由拒绝了。柳泽吉保一惯豪奢受贿,倾轧同僚,或许他是从义央身上看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定要置长矩于死地而后快吧。
  事件的第二个疑点,是从赤穗藩被改易到吉良义央被杀,中间相隔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一个简单的复仇计划需要谋划那么长时间吗?事实上,大石良雄在离开赤穗以后,曾经到处拉人情,托关系,向幕府求情,要求恢复赤穗藩,但在柳泽吉保用事的背景下,他的种种努力全都化为了泡影,这才灰心失望,被迫铤而走险的。
  在幕府和各藩都陷于严重财政危机的当时,除非名震天下的人物,浪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出仕的。原本都是靠俸禄吃饭的赤穗藩士,主家被改易后变为浪人,根本毫无谋生的手段。如大石良雄之辈还能靠着一点点积蓄过活,中下级藩士则只有死路一条。与其饿死,不如复仇而死,让名声传遍天下——这才是所谓“四十七义士”最直接的想法吧,正不必把他们过于高尚化。
  事实上,在幕府统治下,经常有诸侯遭到改易,有很多武士变成浪人,凄惨度日,“忠臣藏”的故事只是比较鲜明的时代反映而已。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宛如梦幻

三十四章、攘夷和开国

文赤军长胜

  ●黑船来航

  一般都把1853年的“黑船来航”作为日本锁国体制崩溃的开端,然而事实上早在十八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就已经把矛头瞄准小小的岛国日本了。首先给日本带来威胁的是沙皇俄国,俄国船经西伯利亚南下,频繁出没于日本近海。对应这种举动,江户幕府向虾夷地区派出了探险队,并于宽政十一年(1799年)将北海道东部地区划归幕府直辖地,争取加以有效的控制。
  俄国远洋船队数次来到日本,递交国书,要求通商,但这是和幕府锁国政策相违背的,因此遭到断然拒绝。当时日本内部有两种比较开明的声音:一是老中田沼意次,他曾想要和俄国人交易,以补充幕府的财政收入,但被群情汹汹压制下去了;二是工藤平助、林子平等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继续锁国可能引发战争,就请求创建现代海军,巩固海防,但此议同样被束之高阁。
  江户幕府既不肯开国,又只愿意进行陆上防御,文化四年(1804年),下令把北海道全境作为幕府直辖领地,原驻北海道的松前藩被移封到陆奥国伊达郡。日俄两国在北海道东北方频繁发生冲突,直至文化十年(1813年)才终于达成和睦协议,日本控制了北方四岛(择捉、色丹、齿舞、国后),俄国则占领了更东北方的得抚岛。
  刚刚解决俄国人的问题,英国人和美国人突然又从海上冒了出来。文化五年(1808年),英国军舰“菲顿号”追逐荷兰商船,侵入了日本的长崎港,几乎同时,大量美国捕鲸船也出现在日本沿海。幕府为此重申锁国政策,颁发了《异国船打拂令》,打拂就是驱逐的意思,命令除中国船和荷兰船外,其余外国船只要接近日本,一律予以击退,甚至不允许它们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天保八年(1837年)七月,美国商船“摩理逊”号来到日本,因为《异国船打拂令》的缘故,先后在相模浦贺和萨摩山川遭到炮击。事后,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为首的兰学者纷纷向幕府上书,认为此举过于蛮横,会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希望撤销《异国船打拂令》。然而守旧派心中只有日本、中国和朝鲜,哪里晓得“世界”是什么东西,对此根本置之不理。
  天保九年(1838年)十二月,幕府为了防止外国船侵入日本沿海,命令鸟居耀藏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两人测量和调查海岸,江川太郎左卫门邀请渡边华山等兰学家相助,此事引起了鸟居耀藏的极大不满。耀藏是彻底的守旧派,又为了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争权,就诬告渡边华山等人诽谤幕府,图谋不轨,由此掀起了“蛮社之狱”。
  所谓“蛮社”,就是指渡边华山等人创建的兰学研究会“尚齿会”,因为当时称西洋人为南蛮人,所以又名“蛮学社中”。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轻信了鸟居耀藏的检举,派人查抄“尚齿会”,果然从华山的私人笔记中找到了对幕府的诸多不满言辞,因此兴起大狱。其结果是包括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二十余人被逮捕,小关三英“畏罪”自杀。
  “蛮社之狱”对兰学研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幕府也因此变得更为保守和腐朽。随即德川家齐将军去世,水野忠邦实行“天保改革”遭到惨败,灰溜溜地滚下台去。但锁国保守并不能消解西洋列强的觊觎之心,各国陆续向幕府递交国书,请求开港通商,在反复遭到拒绝后,终于决定用武力逼迫日本开国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消息传到日本,幕府大受震动,以老中阿部正弘为首的开明派官僚纷纷表示,竟然连清朝都打不过洋人,则一旦洋人杀至日本,将给幕府带来严重危机,还是尽量别得罪洋人为好。于是当年就修改了《异国船打拂令》,允许外国船只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到了嘉永六年(1853年),外患终于正式产生——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理率四艘军舰来到浦贺,递交国书,要求幕府取消锁国令。美国国书上的言辞颇为平和,然而培理本人的态度却极其骄横,他说隔一年将再度率领军舰前来,要幕府届时必须给予满意答复。因为美国军舰都漆成黑色,所以这一事件就被称为“黑船来航”。
  培里来到日本的时候,正巧德川家庆将军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于是千钧重担就此压在了首席老中阿部伊势守正弘的肩上。这位阿部老中本是福山藩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幕府的寺社奉行,管理宗教事务。天保十二年(1841年),他公正地审理了中山法华经寺日启和尚蛊惑和勾搭大奥女中(女官)的案件,从而声名鹊起,并且得到了家庆将军后宫妻妾们的敬仰。于是,两年后水野忠邦被赶下台,阿部正弘得以继任老中之职,时年仅二十五岁。
  弘化二年,阿部正弘升任首席老中,掌握了幕府的实权。然而他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黑船来航”的事件。可该怎样处理这件事呢?阿部正弘左思右想,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个所谓的好主意促使日本迈上了近代社会之路,但更直接的,则是导致幕府的权威彻底垮台。
  
  ●尊攘派的崛起

  黑船来航,几乎动摇国本,对于如此大事,年轻的阿部正弘老中不敢擅专,决定付诸公议。他首先向幕府中高层官僚和各藩大名通报了情况,然后又派特使前往京都觐见天皇,请求朝廷的宣谕。在此之前,相关国家大事,幕府从来都是独断专行的,很少听取诸侯们的意见,而至于听取朝廷的意见,恐怕千余年来都是头一遭。
  阿部正弘或许是希望藉由把黑船来航之事告知全国,从而凝聚人心,统一思想,一致对外吧,但此举同时也导致幕府的权威扫地,而相对的,很多有力诸侯得以参预幕政,就连失权多年的朝廷公卿也开始对天下大事指手划脚。日本自此就从和平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动乱的时代,虽然暂时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但人心乱成一团,各种学说纷至沓来,形成了很多个社会集群的相互对立。
  且说幕府就解决黑船问题咨询大名和朝廷的意见,所得到的回复不外乎截然相反的两种,一是“攘夷”,一是“开国”。所谓“攘夷”,就是坚持锁国政策,把外国人统统赶出去,以保证日本国的“纯洁性”,所谓“开国”,就是打开国门,和西方列强互通贸易,平等建交,同时吸取对方的长处以改革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这两种极端思想的碰撞下,首先是攘夷派占了上风,终究头脑清醒,认识到贸易有利国家民生的人并不是很多,甚至就连认识到日本国很难以武力对抗西方列强的人也还不是很多。
  德川家庆将军于当年去世,第四子家祥继任为幕府将军,后来改名为德川家定。等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安政元年(1854年)七月,一年之限未满,培理又率七艘军舰来到日本,强迫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美国得到了在下田、箱馆两地派驻领事的权力,以及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
  一看美国人得了手,西方列强纷纷趁虚而入,英、俄、荷等国也陆续和幕府签订所谓的亲善条约。这些亲善条约虽然并没有很具体的内容,但总算是敲开了日本的国门,使得幕府延续两百年的锁国体制濒临崩溃。或许是受此事刺激吧,安政二年(1855年),阿部正弘辞去老中职务,首席老中变成了堀田正睦。两年后,阿部正弘病殁,享年仅三十九岁。
  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来说,这位阿部老中可谓功不可没,他不仅放松限制,让诸侯和朝廷全都回归到政治舞台上来,还为了重建幕府威信而大举起用人才,不仅包括幕府“直参”,还包括了很多“陪臣”(大名的家臣),比如川路圣谟、大久保忠宽(一翁)、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高岛四郎大夫(秋帆)、胜麟太郎(海舟),等等,其中很多都是著名的兰学者。
  在这些新进幕臣的推动下,幕府设立了很多引进和研究、传播西洋科学的机构,比如江户的番书调所、讲武所,长崎的海军传习所,等等。尤其是利用荷兰国王赠送的军舰和派来的海军人员创设的海军传习所,甚至允许各藩藩士前往学习。
  受到幕府这种行为的鼓励,水户、萨摩、长州等藩也开始加快自己领内的改革步伐,建立起崭新的钢铁厂、武器制造厂,甚至采用西方的军队建制。可以说,开办学校以研究西方学问、重用中下级武士、进而进行体制改革,这股时代的旋风是从雄藩开始刮起的,随即影响到了幕府,又反过来刮回雄藩。并且,这种风潮最终还刮到了民间,就在幕府设立番书调所和讲武所的同一年,也就是安政三年(1856年),吉田松阴开办了著名的松下村塾。
  吉田松阴本名虎之助或者寅次郎,松阴是他的号,他是长州藩士杉百合之助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了叔父吉田大助贤良,成为贤良的继承人。据说松阴从小就聪明过人,二十一岁的时候遍历九州,和许多知名人士交上了朋友。嘉永四年(1851年),松阴跟随藩主毛利敬亲前往江户参觐,随即没有请假就自作主张前往东北地区游历,因此被削夺了士籍(武士资格),没收了世代的俸禄,被勒令归家反省。
  毛利敬亲乃是当时著名的“贤侯”,他非常看重吉田松阴的才能,所以隔了不到两年就赦免了松阴之罪。松阴这次不敢再胡来了,提出请求去江户留学,在得到批准后,就孤身前往江户,投在大儒佐久间象山的门下。
  这位佐久间象山乃是信浓国松代藩士,是阳明学派的著名学者,并且也接受了部分兰学思想,开国色彩非常浓厚。吉田松阴受到象山的影响,逐渐成为当时著名的尊攘派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是尊攘派的始祖。
  所谓尊攘,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是指奉戴天皇,遵从大义名分,而攘夷思想其实逐渐地不再和锁国体制可以划上等号了。吉田松阴希望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改革日本的内政,从而得以阻挡列强对日本的威胁。这种攘夷的“攘”,不是一概驱逐,而是抵抗侵略,与洋人平等建交。
  为了看清世界,学习西方科技,吉田松阴曾经打算利用俄国船偷渡出国,可惜误了船期,其后他又趁着安政元年(1854年)培理二度来航的机会,想要混上黑船。这次的努力再度无可奈何地失败了,松阴也被遣返回藩,收押入萩城(长州主城)监狱。
  下狱仅仅一年,松阴就因为身体原因而获得赦免,随即开办了松下村塾,收徒讲课,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更多有志报国的年轻人。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后来很多叱咤一时的长州藩志士,比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等,全都出自松下村塾。
  开办松下村塾的时候,吉田松阴年仅二十六岁。
  
  ●安政大狱

  美国人并不以轻轻敲开日本大门为满足,安政三年(1856年),下田总领事哈里斯来到日本,要求幕府与之缔结新的条约。经过长时间谈判,最终议定的条款是对日本相当不利的,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四港和江户、大坂二城,承认领事裁判权,日本关税需与各国协商决定,等等。
  老中堀田正睦不敢在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于是把烫手山芋扔去了京都,请求朝廷“敕许”。这帮幕臣虽然僵化腐朽,倒也知道真打起仗来,自己不是洋人的对手,而朝廷公卿却全都没有见过大世面,只知道国体不能更改,国威不能降低,坚持传统的“攘夷”思想,毫无转寰余地地坚决不肯同意。
  一直拖到安政五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再次惨败而告终,哈里斯趁机恐吓说:“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等到英国人以武力攻来要求开港,日本就危险了。”于是幕府吓得不再管什么“敕许”了,匆匆忙忙地就在协议上签了字。此举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本来幕府执掌国柄,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必要朝廷点头,可是既然已经请求朝廷“敕许”了,却又违背朝廷的命令,在没有得到“敕许”的情况下就签订了条约,这根本是悖逆之举。一时间,群情汹涌,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江户幕府。
  吉田松阴为此愤怒地斥责幕府,说:“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的尊攘思想因此而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即从尊奉天皇而并不反对幕府,转化为想要依靠天皇的权威来打倒幕府。作为尊攘派的祖师爷,松阴的思想立刻成为尊攘派的主流思想,幕府就此变成众矢之的。从此日本国内的思潮,从单纯的“开国”和“攘夷”之争,添加了更为复杂的“佐幕”和“倒幕”的对立因素。
  不过指示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而是刚刚被任命为大老的井伊直弼。大老比首席老中还有权力,向来就由德川家的世代重臣来担任,比如首任大老土井利胜、宽永年间权倾一时的酒井忠胜,等等。
  且说这位井伊直弼大老,出自德川氏谱代的彦根藩,前藩主、兄长井伊直亮去世后继承了藩主之位——井伊直亮也曾经担任过幕府大老。黑船来航的时候,井伊直弼是少数开国派之一,等他当上大老之位,立刻就和尊攘派发生了严重冲突。
  攘夷派的首脑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正好家定将军体弱多病,看着随时都可能咽气,又没有子嗣,德川齐昭就联合越前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等人,企图靠着把一桥家的德川庆喜推上将军宝座而掌握幕政——这些人就被称为“一桥派”。对于德川齐昭的这种图谋,井伊直弼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针锋相对地推举血统更近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就这样,幕府一分为二,表面上是因为将军继嗣问题产生了分歧,实际上是开国与尊攘两种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或许井伊直弼是为了提升幕府威信,也为了贯彻自己的理念,他不等朝廷“敕许”就匆忙地和美国人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不仅如此,同一年还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缔结了内容相近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他的这一举动更加触怒了尊攘派,两派的冲突已如箭在弦上,“安政大狱”就此爆发。
  且说德川家定将军于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去世,井伊直弼立刻派遣使者前往京都,请求朝廷“宣下”,任命德川庆福为新的将军。然而孝明天皇因为不满幕府签订开国的条约,迟迟不肯颁发正式诏命,“一桥派”趁虚而入,萨摩、水户等藩驻在京都的藩士,如梅田云滨、赖三树三郎、西乡吉之助(隆盛)等人大搞串联,并且游说朝廷公卿,想要让朝廷下诏罢免井伊直弼,任命德川庆喜为幕府将军,德川齐昭为副将军。
  为了说明自己签订条约的理由和苦衷,也为了催促朝廷尽快“宣下”,井伊直弼委派老中间部诠盛前往游说,又派亲信长野主膳去京都监视尊攘派的动向。到了八月十日,尊攘派请到了朝廷谴责井伊大老的“敕掟”,并将此公文交给主子德川齐昭。齐昭皇命在手,变得更加不可一世,想要集合各地雄藩一起对幕府施压。虽说从黑船首次来航的时候起朝廷就开始插手政治,但越过幕府直接向诸侯下令,这还是第一次,朝廷的这种举动使得尊攘派士气高昂,而尊王倒幕的思想也开始甚嚣尘上。
  井伊直弼得知此事后,要求德川齐昭交出天皇“敕掟”,并且惩处为了获得此公文而在京都大搞游说串联的各藩志士。此举激怒了尊攘派,水户藩士一千多人,尾张藩士近两千人浩浩荡荡前往江户城请命,另有二百多人增援京都,倒幕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井伊直弼决定痛下狠手,严惩这批尊攘派。当年九月,在长野主膳、酒井忠义等幕臣的策划下,幕府全面反攻,兴起大狱。朝廷方面,支持尊攘派的尊融亲王被勒令永年蛰居(终身闭门反省),包括前关白鹰司政通在内的十六名公卿也先后遭到惩处。大名方面,德川齐昭永年蛰居,德川庆喜被勒令隐居,山内丰信、德川庆笃(现水户藩主,齐昭的继承人)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幕臣方面遭到处置的则有“一桥派”的岩濑忠震、永井尚志、川路圣谟等人。
  受到最严重惩罚的还是各藩尊攘志士,安岛带刀、鹈饲吉左卫门、赖三树三郎、桥本左内等人均被判以死罪,梅田云滨死于狱中,其余受牵连者不计其数。至于那位精神领袖吉田松阴,据说他曾策划过刺杀老中间部诠盛的阴谋,所以也遭逮捕,于安政六年(1859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小塚原被处斩。松阴临终前作诗道:“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当然,也有很多志士东躲西藏,暂时逃过了大难,其中就包括萨摩藩的西乡吉之助。据说吉之助慨叹国家多难,壮志难酬,和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月照相约跳海自杀,幸运的是,月照就此葬身洪涛,吉之助却奇迹般地被救了上来。
  这一年,被杀的吉田松阴和获救的西乡吉之助都是三十岁,死者已矣,生者却还有很漫长而坎坷的道路要走。

  ●樱田门外之变

  在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冷血屠杀下,反对派被镇压了下去,尊攘志士们暂时蛰伏,而德川庆福得以继任为幕府将军,并且改名为德川家茂。然而井伊大老并高兴不了多久,很快他就变成了尊攘派的刀下之鬼。
  且说在安政大狱兴起以前,水户藩很多激进的尊攘志士就齐集江户,大狱兴起后,井伊直弼向水户藩施压,要求召回这些过激分子。其中部分志士被迫归藩,部分人则干脆脱藩,在江户城中潜伏了下来,打算寻找时机为主家复仇。
  次年为安政六年(1860年,后改为万延元年),三月三日上午九时,井伊直弼离开自己在外樱田地区的官邸,前往江户城中办公。据说行前就有人警告说,近来城中发现很多前水户藩士,行动诡秘,恐怕将不利于大老,请求增加警卫力量。然而井伊直弼却回答道:“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如果真有刺客想要杀死我,他们可以寻找各种机会,加强警卫是没有用的。况且对于出行的队列,幕府有着严格规定,身为大老,我怎能率先破坏制度呢?”
  大老的随从和警护人员一共六十人,簇拥着乘轿的井伊直弼通过江户市街,此事天降大雪,寒风卷着雪花扑向行进队列——因为寒冷,街面上行人很少。在经过外樱田门前的杵筑藩藩邸之时,刺客们突然出现了。
  刺客的首脑乃是水户藩的激进尊攘派金子孙二郎,他聚集了包括水户脱藩志士高桥多一郎、关铁之助,以及萨摩脱藩志士有村次左卫门等共十八人,早就埋伏在外樱田门外。当井伊大老的轿子到来之时,刺客们披风冒雪,一拥而上。轿中的井伊直弼匆忙掏出短枪,射倒了志士森五六郎,但随即就被五、六柄长刀刺中,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咽了气。
  这就是著名的“樱田门外之变”。
  井伊大老的被刺,对于日本社会的转型起到了非常深刻的作用。一方面,气焰大降的幕府在安抚彦根藩士的同时,也处罚了被视为井伊派的纪州藩家老水野忠央,并且解除了对德川庆恕、德川庆笃、德川庆喜、松平庆永、山内丰信等人的处分,实际上是在血的教训下被迫向雄藩们低下了“尊贵”的头颅。
  然而在幕府作出让步的同时,各地雄藩也因为“安政大狱”而收敛了原本的狂妄姿态,转而向幕府靠拢。在井伊直弼之后掌握幕权的老中安藤信正改变了井伊大老的铁血手段,一方面停止对“一桥派”藩主们的迫害,一方面恭顺地对待朝廷,想要利用朝廷的权威来巩固幕府的统治。安藤老中提出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为家茂将军的正室夫人,从此公家和武家联起手来应对乱局——这一举措被称为“公武合体”,受到了尊攘派各藩藩主和重臣们的一致赞同。
  雄藩的上层就这样被幕府拉拢过去了,然而已经在各藩内崛起的中下级武士却对此大感不满,尤其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们,他们秉承被害恩师的思想,认定尊王则必须倒幕,绝不能向幕府妥协,绝不能再让幕府延续其腐朽的统治。上层尊攘派和下层尊攘派就此分裂为两个阵营。在这种态势下,文久二年(1862年),安藤老中在江户坂下门外遭到水户藩志士的袭击,虽然侥幸逃得了性命,却很快就被赶下了台。
  水户藩尊攘先锋的地位自“坂下门外之变”后就逐渐丧失了,在藩主德川庆笃等人的着力压制下,逐渐地水户藩站到了幕府一边,反而成为“尊王佐幕”的急先锋,而代替水户藩举起尊攘派大旗,决定以武力推翻幕府的,则是西国的长州毛利藩和萨摩岛津藩。
  顺便一提,以刺杀井伊大老为开端,各地大批尊攘志士脱藩,混入京都和江户城中,对他们所看不惯的大人物们挥舞刀剑,认为这才是救国之道。一时间,血雨腥风洒满了这两座名都,到处都是口呼“天诛”的志士,这些人被称为“人斩”。文久二年(1862年),土佐藩大思想家吉田东洋被本藩的那须信吾等人所杀;同年,佐幕派官僚岛田左近被萨摩藩志士田中新兵卫所杀;元治元年(1864年),主张公武合体和开国论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被熊本藩志士河上彦斋所杀……
  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治安,恢复京都的秩序,幕府招募了大批浪人,组建起一支名为“浪士队”的准警察部队。其后“浪士队”改名“新征组”,被调往江户,很多成员不愿意离开京都而滞留了下来,为了避免这些浪人成为更大的祸害,京都守护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把其中部分人招募到麾下,组成了“新选组”。
  新选组的中坚分子,乃是以近藤勇为首的来自于武藏国多摩郡乡下的一批下级武士,这个组织以行动迅速,下手狠辣而享誉一时。但在恢复京都治安的同时,新选组逐渐成为佐幕派的一枚棋子,成为屠杀尊攘志士的刽子手,成为逆潮流而行的反动者,这实在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无谋攘夷

  文久二年(1862年)元月,老中安藤信正在坂下门外遭到袭击。二月,德川家茂将军和御妹和宫正式举办婚礼。四月初,萨摩藩隐居岛津久光(岛津齐彬之弟,现任藩主忠义之父)率领藩兵进京,请求朝廷下旨敦促幕府,改革政治制度,并且明令攘夷。
  四月三日,萨摩藩的激进尊攘派有马新七、田中谦助等人想要趁此时机举兵倒幕,他们在京都旅馆寺田屋集结,计划首先杀死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此事为岛津久光得知,就派遣奈良原喜八郎等九人前往弹压,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有马新七等六人当场死亡,另有两人翌日即被勒令自杀——是为“寺田屋骚动”。
  这一事件恰好说明了公武合体派和倒幕派之间的分歧已经无可磨合,虽然同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两派根本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其后岛津久光与朝廷敕使先后前往江户,幕府被迫对其强横态度作出妥协,于当年七月任命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德川庆喜担任将军的后见,同时放宽参觐交待制度。幕府还答应,家茂将军将于次年也即文久三年(1863年)上洛觐见天皇,正式宣布攘夷。八月,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路经横滨附近的生麦村,其家臣以四名英国人冲撞了久光的坐骑为理由,拔刀相向,当场砍死一人,砍伤两人——是为无谋攘夷的重要代表:“生麦事件”。
  家茂将军是次年三月上洛的,当年四月,确定了攘夷期限为五月十日。这种攘夷,事实上就是把外国人全部赶出日本,恢复幕府旧有的锁国体制,它是根本悖离时代发展潮流的,因此也必然引发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
  且说攘夷之诏一下,幕府权威徒然提高,各地尊攘志士无不欢欣鼓舞。首先动手攘夷的是长州藩,长州军利用海岸炮台封锁了关门海峡,随即向企图通过此处的美、法、荷兰等国商船和军舰开炮。六月一日,美、法两国舰队发动全面反击,长州军损失惨重。
  其次和西方列强全面交火的是萨摩藩。因为岛津久光拒绝严惩“生麦事件”的凶手并向英方支付高额赔偿,英国舰队就于文久三年(1863年)七月砲击鹿儿岛。担任萨摩藩前线指挥的乃是久光的宠臣大久保利通,他本以为经过多年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苦心经营的沿岸炮台可以抵挡住英军的进攻,谁料激战过后,伤亡惨重,藩城鹿儿岛遭到严重破坏。这场“萨英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尊攘志士,他们原本狂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了下来,思想逐渐从锁国向开国转化。
  最终大久保利通从幕府借得巨款赔偿英国,双方取得了和解,同时萨摩藩开始加强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合作,加速了开国的步伐。
  无谋攘夷终于产生了恶果,不过仍有相当一大批激进尊攘派看不清形势,仍然执着锁国的理念,认为都是幕府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对外夷战争的失败,于是以长州的真木和泉等人为首,开始策划让天皇“攘夷亲征”。所谓的“攘夷亲征”,实际上是彻底推翻天皇朝廷委任幕府处理政务的旧体制,要将大权收归朝廷,对于凝聚全国力量,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来说,这本是非常具有进步性的举动,然而就其攘夷初衷来说,其实也相当的无谋而可笑。
  佐幕势力当然不可能看不清真木和泉等人的真实用意,于是以萨摩、会津两藩为首,也开始计划将尊攘派的势力彻底从京都清除出去,完成他们所谓“公武合体”的调和主义理想。八月十八日凌晨,支持公武合体的中川宫亲王、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会津藩主)等人指挥萨摩和会津的藩兵控制了皇宫,随即下诏剥夺了数名尊攘派公卿的职务。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东久世通禧等七名公卿被迫逃出京都,往依长州等藩——史称“七卿落难”。
  这就是“文久政变”,又称“八月十八日的政变”。
  激进尊攘派当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陆续在各地起事以反抗幕府的统治,想要杀回京都。其实早在“八月十八日的政变”以前,公卿中山忠光就组建的“天诛组”,在大和举兵,政变爆发后,筑前藩士平野国臣又占领了但马国生野代官官署。这些起义陆续都被幕府指挥各藩围剿,血腥地镇压了下去。
  而激进尊攘派中最大的集团长州藩则正策划着更为危险的举动,他们打算从内部扰乱进而占领京都,挟制天皇,让天皇下诏讨伐江户幕府——这一行动被称为“夺玉”,“玉”指的就是当时在位的孝明天皇。
  次年是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负责京都治安的新选组逮捕了一名化装成武具商的尊攘志士古高俊太郎,俊太郎受刑不过,供出当晚将有长州、土佐、肥后等脱藩志士二十余人聚集在京都三条河原町的旅馆池田屋开会,打算在京都纵火,然后趁乱攻入皇宫,夺取天皇。于是新选组在通报了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以后,快速展开行动,乘夜奇袭了池田屋,包括宫部鼎藏、吉田稔麿在内的七名志士被当场斩杀,其余数人被逮捕——桂小五郎倒是侥幸逃得一命,被迫化装成乞丐逃出京都。
  “池田屋事变”,可以说是日本维新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长州藩从此作为倒幕的急先锋稳稳站在历史的舞台上。

  新选组悲歌

  “新选组”也写作“新撰组”,是在文久三年(1863年)四月正式成立的。
  且说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在前一年(1862年)的闰八月就任京都守护职,负责京都的治安,为了增强警备力量,他经过幕府的同意,授命鹈殿长锐、清川八郎、佐佐木只三郎等人招募浪人,组建了“浪士队”。但因为浪士队内部品流复杂,大量攘夷志士也蜂拥而入,使得容保等人害怕这支队伍无法维持京都治安,反而变成动乱之源,于是在文久三年(1863年)年初将其取缔,主力调往江户,编成“新征组”。
  浪士队被取缔后,队员芹泽鸭、近藤勇等人前往求见松平容保,陈述了自己对幕府的赤胆忠心,容保深受感动,就允许二人创建新选组。新选组设立之初由三驾马车共同指挥,也即上面提到过的芹泽鸭和近藤勇,还有一位新见锦。然而到了当年的九月,内部纷争暴起,首先是新见锦被勒令自杀,随即芹泽鸭在与情人幽会岛原料亭的时候,被近藤一党的土方岁三、山南敬助、冲田总司等人刺杀。
  从此近藤勇成为新选组的唯一首脑——局长,实际主导队务的则是副长,人称“智囊”的土方岁三。近藤勇出自武藏多摩地区,本是小剑术流派“天然理心流”第三代近藤周作的养子,后来继承为第四代传人,新选组内很多成员也都是他的同门。
  当初德川家康建都江户时,为防一旦有变,可以使后代将军安全撤至甲府,因此采纳了大久保长安的建议,在多摩八王子地方布下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由原住民五百人,加上武田遗臣五百人组成,称为“八王子千人队”。传说新选组中坚力量大多是八王子千人队的后裔,因此对德川幕府秉持着强烈的忠义之心——六番组长井上源三郎已被证实确为这种身份。
  新选组创建以后,即在京都各町巡逻,一开始的目的是捕拿妄图闹事的宵小,但因为很多尊攘志士都想在京都掀起纷乱,以便混水摸鱼地夺“玉”,所以很快的,新选组就成为了尊攘派的死敌。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发生了“池田屋之变”,新选组随之名声大噪。
  新选组对内管理严格,法度森严,对外则行动迅速,血腥无情,在他们的管理下,京都治安略有好转。然而随着德川幕府的垮台,新选组也日趋走向没落。在倒幕维新的戊辰战争中的每一仗,几乎都可以看到新选组成员的身影:先是伏见·鸟羽之战,江户无血开城后还有上野之战、会津之战和最后的箱馆之战。最终在新政府军攻打五稜郭的时候,人称“鬼副长”的土方岁三中弹身亡,标志着新选组的彻底覆灭。
  除土方岁三外,新选组的其他重要成员的下场是:近藤勇曾在关东地区组建甲阳镇抚队与新政府军对抗,战败后被处以斩刑;一番队长、剑术高手冲田总司在戊辰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因肺结核而死;参谋伊东甲子太郎和五番队长武田观柳斋等人在内部斗争中被整肃;总长山南敬助和八番队长藤堂平助等人脱队后遭到斩杀或被勒令切腹。
  只有二番队长永仓新八和三番队长斋藤一侥幸活了下来。永仓新八在戊辰战争前就脱队而去,自组“靖兵队”与新政府军对战,会津战争后被赦免,恢复了松前藩籍。斋藤一曾在会津城下代替土方岁三指挥战斗,兵败后遭到流放,战争结束后,他改名藤田五郎,进入警视局,退役后就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工,直到病殁。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宛如梦幻

三十五章、维新之岚

文赤军长胜

  ●禁门之变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爆发的“池田屋事变”,使得长州激进尊攘派的活动从地下转入地上,毛利家三名尊攘派的家老——益田右卫门介、福原越后和国司信浓——在中下级武士的煽动下,决定指挥兵马进京,对“八月十八日的政变”提出申诉。这种轻率的举动受到了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稳健派的反对,然而他们的努力劝说最终化成了泡影,长州军还是出动了,将领除三家老外,还包括“游击队”队长来岛又兵卫,以及被迫从征的久坂玄瑞等人。
  长州藩最初的藩论是倾向于锁国佐幕的,就在“樱田门外之变”前后,长州藩内制定了三条基本纲领,那就是:一,尊王;二,佐幕;三,恪守藩祖(毛利辉元)以来的忠义之心。然而重臣长井雅乐却跳出来大唱反调,向藩主毛利敬亲提出了《航海远略策》,指出毁约攘夷是没有好结果的,只有公武一心,开国进取,才能挽救艰危的时局。长井思想的基调,对内是公武合体,对外是开国,在得到毛利敬亲的首肯后,他前往江户说服了老中安藤信正和久世广周,又进京说服了天皇和许多公卿,为把公武两家拉上同一辆战车而费尽了心机。
  然而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论”却遭到长州藩内尊攘派的激烈反对,以松阴门下弟子桂小五郎和久坂玄瑞等人为首,纷纷提出必须“先攘夷,后开国”,想在不先解决内部矛盾、改革政治以前就向西方列强敞开大门,根本就是开门揖盗。曾经支持过吉田松阴的重臣周布政之助也站在小五郎等人一边,于是众人齐心协力把长井雅乐赶下了台。
  长井雅乐在文久三年(1863年)二月切腹自杀,从此长州藩论全面转向尊王攘夷,并最终发动兵马上洛,酿成了血腥的“禁门之变”。
  且说长州军总计三千人,分海陆两道杀往大坂,随即以伏见的长州藩邸为据点,大举向京都进发。当时守卫京都的是包括萨摩、会津在内的共三十个藩的部队,就兵力来说,长州军完全落在下风。然而被热血冲昏了头脑的长州激进尊攘派却根本看不清形势,在他们想来,只要通过公卿上奏天皇,说明自己的尊攘大义,则天皇自然会站到自己一边,到了那个时候,萨摩、会津等藩的武士,难道还敢违逆天皇的旨意吗?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孝明天皇并无从幕府手中收归权力的野心,同时因为去年几场失败的攘夷战争,也已经很明确地表过态:“征服丑夷乃国家之大典……无谋之攘夷实不为朕之所望……”所以天皇是根本不会主动走出皇宫,接纳长州志士们的所谓忠心的。
  皇宫四周布列着各藩军队,而长州军则分扎在嵯峨天龙寺、山崎天王山和伏见三处,与各藩遥遥相对。六月二十七日,松平容保命令各藩部队加强皇宫各门的警备,勿使长州一人一骑进入。七月三日,他又写信给福原越后,要求长州军尽快撤出京都附近地区,否则后果自负。
  长州军不甘心就此退出洛中,可是面对数倍于己的兵力,也不敢贸然发动攻击。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对幕府方越来越有利,七月十八日夜晚,松平容保终于请到了幕府讨伐长州的敕命,随即带病出阵,指挥各藩军队向长州军发起猛攻。
  长州军得到消息后,骑虎难下,被迫分道杀向皇宫,激烈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山崎方面屯扎着长州军的主力,主要将领有久坂玄瑞、益田右卫门介、真木和泉等人,首先遭到诸藩联军的进攻,被迫向后退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同时扭转战场形势,另外两路长州军大踏步地向皇宫挺进,先锋来岛又兵卫亲率两百名部下直冲向蛤御门。
  当时守备蛤御门的乃是八百名会津藩兵,看到长州军汹涌杀来,匆忙奋起迎战,双方就此在御门前展开了激斗。作为天龙寺方面主将的国司信浓紧跟在来岛又兵卫之后加入战团,高呼“杀败会奸,冲进皇宫去求见天皇陛下”等口号拼死奋战,会津军力不能敌,节节败退,眼看御门就要被长州军攻破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直驻扎在附近、守护乾御门的萨摩岛津军却开始行动了。岛津方主将正是前几年投海不死的西乡吉之助隆盛,在他的指挥下,两百余名萨摩藩兵救援蛤御门,突然出现在长州军的背后。遭到前后夹击的长州军瞬间崩溃,素有“鬼来岛”之称的勇士来岛又兵卫身中铳弹,自度不得幸免,于是含恨切腹而死。
  就这样,长州军最后一线转败为胜的希望就此破灭,三路军队陆续都被击溃。久坂玄瑞被迫闯入公卿鹰司邸,想要负隅顽抗,结果被萨摩、会津、桑名等藩兵团团围住。恶战一场后,玄瑞和好友寺岛忠三郎一起含泪对刺而死。
  最后毙命的长州军大将是真木和泉,他依靠天王山地势之险,一直固守到八月二十一日,掩护三位家老顺利撤退,然后也被迫自尽了。这就是著名的“蛤御门之变”,也称“禁门之变”,长州藩第一次明确地打出尊王倒幕的旗帜,但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最终以全面溃败而告终。据说经此一战,长州藩尊攘志士战死达三百余人,藩中舆论为之大变。

  ●功山寺起义

  “禁门之变”爆发后,幕府传令各地诸侯,以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为总督,越前藩主松平茂昭为副将,联军讨伐长州。然而此时幕府权威已堕,诸侯各抱观望之心,都不肯使出全力,担任讨伐军总参谋的萨摩重臣西乡吉之助遂提出一计,要“以长州人来处置长州人”——这一计划取得了完美的成功。
  且说讨伐军是元治元年(1864年)八月二日出动的,然而还没等走到长州,八月五日,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驶入关门海峡,对长州重镇下关展开了猛烈的炮击——这是对去年长州藩攻击美、法等国船只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于是藩内保守派椋梨藤太等人趁机向毛利敬亲提出,只有排斥尊攘派,并且立刻向幕府谢罪,“纯一恭顺”,才能挽救毛利家濒临灭亡的命运。
  在这些保守派,也被称为“俗论派”的打击下,周布政之助被迫自杀,激进攘夷派的代表井上闻多(馨)遭到保守的“选锋队”的袭击,伤重而遁。于是毛利敬亲勒令益田右卫门介、国司信浓、福原越后三家老自尽,同时破弃重镇山口城,交出落难的五位公卿(七卿或死或走,留在长州的还有五个),亲笔写信向幕府谢罪,用这些屈辱的条件劝退了讨伐军。
  这就是第一次“征长之战”,在西乡吉之助的谋划下,长州藩不战而败,藩内尊攘势力几乎被扫荡一空。然后,就该轮到狂飙突进的高杉晋作出场了。
  与绝大多数尊攘志士不同,高杉晋作出身于一个中上级武士家庭。因为高杉氏的家纹为“丸之四割菱”,所以有传说出自甲斐武田氏,先祖是战国时代的备后国高杉城主武田小四郎春时。晋作的父亲高杉小忠太领二百石俸禄,就其在长州藩内的身份来说,可比德川幕府的旗本。晋作初名和介,自小聪颖,在藩校“明伦馆”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毛利敬亲、定广父子的称赞。
  当时在“明伦馆”中还有一个高材生,同时也是高杉晋作的好友,那就是久坂玄瑞,经过玄瑞的介绍,晋作与其同时投拜在吉田松阴门下——照理说,松下村塾所招收的大多是中下级武士学生,晋作本来是不可能想到要去那样一个乡下学校进修的。
  在村下村塾的日子里,高杉晋作受到吉田松阴深刻的影响,同时他还四处游历,先后向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求教,思想倾向逐渐转变为尊王攘夷。而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良好,遂被与久坂玄瑞,入江久一并称为“松下三高足”。
  文久元年(1861年),晋作被选为世嗣毛利定广的小姓役,也就是青年侍卫官,随即他获得许可,乘坐木船“千岁丸”渡海前往上海考察和学习。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东南半壁,西方列强协助清政府镇压这次运动,从而更进一步地把中国半殖民地化,上海是全中国苦难的最鲜明的缩影。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里,晋作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化,一方面产生严重的危机感,深知日本若不革新自强,结果必将比清朝更惨,另方面,他的对外倾向也逐渐转向开国。
  回藩后,高杉晋作提出“大割据”策略,想要以长州藩为基地率先进行改革,从而逐渐向外影响整个日本。在他的建议下,毛利敬亲答应组建一支“奇兵队”,和旧有的藩兵不同,这支部队不论出身,其中既有武士,也有很多商人、城市平民和农民的子弟。高杉晋作成为“奇兵队”的总督,自号东行,毛利敬亲则名其为东一(东邦第一人)和谷潜藏(深谷潜龙)。
  受到“奇兵队”的影响,长州藩内各种半军事性组织逐一被建立了起来,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来岛右兵卫的“游击队”,以及伊藤俊辅(博文)的“力士队”、吉富藤兵卫的“鸣城队”、品川弥次郎的“御楯队”,还有“荻野队”、“膺惩队”、“第二奇兵队”,等等。其中就人数和军事实力来说,当然以“奇兵队”为其翘楚,落难长州的公卿三条实美就曾经欣然为“奇兵队”题词道:“忠义填骨髓”。
  对于长州藩兵上洛申诉的鲁莽行动,高杉晋作持鲜明的反对态度,甚至不惜脱藩下狱,而他的好友久坂玄瑞虽然也表示反对,但态度不够坚决,最终被胁裹前往,血洒鹰司藩邸。消息传来,晋作悲恸不已,为了抵挡幕府军的攻击,挽救长州藩的危亡,他提出“武力恭顺”的主张,也即阳奉阴违,表面上向幕府低头,实际却秣兵厉马,寻机再举。
  然而“武力恭顺”被“纯一恭顺”压倒,俗论派趁机上了台,开始残酷地镇压尊攘志士,晋作也被迫亡命北九州。元治元年(1864年)十二月,幕府军还没有退尽,他就悄悄地潜回了长州,前往下关去会见“松下村塾”的同学山县狂介,商讨起义计划。
  山县狂介本名小辅,吉田松阴评价他“志向高远,可称一个‘狂’字”,因此赐名狂介——也就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狂介本为“奇兵队”的军监,后来代替高杉晋作担任总督,当晋作前来和他商量“必须打倒俗论派,掌握藩政,否则就无法挽救长州,更无法挽救整个日本国”的时候,此人大违其“狂”名,在赤根武人等谨慎派的挟制下,竟然犹豫不决,不肯协同起义。晋作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说:“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必定会完成起义大事!”
  虽然没能拉动“奇兵队”的老部下,但高杉晋作通过不懈努力,却终于说服了“力士队”队长伊藤俊辅(博文)、“游击队”新队长高桥熊太等六十余人(一说为八十人)。他们于十二月十六日冒雪在下关功山寺起义,随即袭击并攻占了附近的新地会所。
  藩兵三千人前往镇压起义,高杉晋作身穿祖先传留下来的绀丝威铠甲,头戴乌帽子形兜,沉着应战。闻听起义的消息,尊攘派各队纷纷前来会合,就连山县狂介也坐不住了,率领“奇兵队”加入战斗,于是藩兵不敌败退。随即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晋作及其所领导的所谓“正义派”即横扫整个长州,清除俗论派,重新夺回了政权。
  
  ●龙马奔腾

  “功山寺起义”的第二年是庆应元年(1865年),五月,一个名叫“龟山社中”的商会悄然建立了。日本的这场近代变革,产生了所谓的“维新三杰”,而在此之前,还有“前三杰”声名更为煊赫,那就是高杉晋作、幕臣胜海舟,以及“龟山社中”的创办人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本名直柔,出身非常低微,他的祖父直益本是酒店“才谷屋”的少东家,后来过继到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才始取得“乡士”的资格。龙马曾经抱持着攘夷思想,脱藩前往江户,打算刺杀开国派的幕臣胜麟太郎义邦(海舟),但结果反被胜海舟说服,成为开国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坂本龙马构思出了自己独特的共和政体论,随后他就在长崎龟山创立了“龟山社中”,后来又名“海援队”。“龟山社中”不仅仅是商务贸易组织,它还是尊王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报站,利用这个组织,龙马把大量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尊王倒幕运动中去。
  坂本龙马并不赞成武力倒幕,他认为只有各地雄藩联合起来,才能逼迫幕府自动地“大政奉还”,也即把权力返还给天皇朝廷,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龙马决定首先要让尊攘派的两个最大基地——长州和萨摩——携起手来。
  萨摩藩本是尊攘派的重要基地,但公武合体的色彩更为浓厚,当坂本龙马和好友中冈慎太郎来到萨藩的时候,掌握藩中实权的就是第一次长州征伐战的总参谋西乡吉之助(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他们两人和长州的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后来被并称为“维新三杰”。
  萨摩藩前此所以会协助幕府与长州军交战,本是为了掌握京都的实权,完成藩主岛津久光公武合体和“雄藩公议”的政治理想。可是幕府在战败长州以后却卸磨杀驴,加速恢复幕权,同时故意搅黄明令召开的雄藩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思想开始倾向于武力倒幕。
  于是,经过龙马和慎太郎的反复劝说,西乡隆盛终于答应和长州联起手来,伺机推翻幕府的腐朽统治。接着,两人又来到长州游说,虽说长州人恨透了“会奸”、“萨贼”,但眼界开阔的桂小五郎和高杉晋作还是力排众议,决定争取萨摩这个强有力的外援。
  且说那位中冈慎太郎,乃是著名的“陆援队”的开创者。海援”、“陆援”,互为表里,虽然慎太郎之创立“陆援队”,灵感是来自“龟山社中”,但龙马之把“龟山社中”改编为“海援队”,实际是仿效“陆援队”。相比之下,“海援队”更象商团,龙马更象辩士,而“陆援队”仿佛军队,慎太郎无疑是名战士。虽然有关“龙马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慎太郎的主要目的才是维新”的论调简直是屁话,但中冈慎太郎在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并不弱于坂本龙马。
  二十三岁的时候,中冈慎太郎加入了武市瑞山(半平太)为首的土佐勤王党。庆应元年(1865年),是他首先建议发起萨长联盟运动,并在龙马的帮助下获得完全成功的,同年,他还完成名著《时势论》,鼓吹改革的中心在一个“战”字。
  先说说坂本龙马的结局,庆应三年(1867年),他和后藤象二郎一起完成了“船中八策”,主张幕府将军奉还大政,把国体改为君主立宪制。“船中八策”中的许多条文,日后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府的宪法和各种法律规章中去。
  龙马短暂的一生,为日本的振兴耗尽了心力,但他最终没能看到黎明的曙光。“船中八策”完成后的当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京都近江屋遭到一名自称大和十津川乡士的刺客的突袭,眉心中刀,当即死亡,同时一起殒难的,还有他生死与共的挚友中冈慎太郎。那名刺客,据传是“新选组”前身“浪士队”的首领之一佐佐木只三郎——但细察情势,当时许多人都有杀害龙马的动机,他究竟死于谁手,也许永远都会是一个谜吧。
  龙马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他死后大名传播天下,甚至蜚声海外,并且深受各阶层的爱戴——大众百姓认为他是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资产者认为他是近代日本商业的始祖;民主派认为他是民主先驱;保守派认为他是尊皇的忠臣;军国主义者认为他是帝国海军的保护神。因此,龙马的名声远在“维新三杰”、甚至高杉晋作和胜海舟等人之上,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奇才大村益次郎

  在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反复奔走游说下,庆应二年(1866年)正月,长州重臣桂小五郎再次秘密潜入京都,在萨摩藩邸和西乡隆盛会面,签署了共同进退的同盟协议。幕府对此秘密同盟懵然无知,他们只看到了高杉晋作的“功山寺起义”,看到长州藩的割据倾向,于是决定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
  幕府首先向长州藩发去了诘问书,要求藩主毛利敬亲、定广父子退隐,并且将领地削减为十万石,移往他处,如此则可保证毛利氏的家名不被灭亡。如此苛刻的条件,就算掌握藩政的依然是俗论派,也是很难答应的。幕府正要他们不答应,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诸藩联兵讨伐,从而一举灭亡毛利氏,解决长州问题。
  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竭力阻挠幕府征伐长州,前者甚至亲自领兵进入京都,号召召集有力藩主开会,共商长州问题。然而江户幕府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茂将军还是拼凑起了各藩联军十五万之众,分从山阴、山阳、濑户内海和北九州四个方向合围长藩。幕府先锋总大将是德川茂承,家茂将军还亲自离开江户,坐镇大坂城指挥战斗。
  消息传来,长州藩内大为震动,桂小五郎、高杉晋作急忙召集群臣商议。根据所得到的情报,幕府方三万陆军从山阴方向走石州口,五万陆军从山阳方向走艺州口,两万水陆联军从长门南方登陆走大岛口,另外主力五万以北九州的小仓城为基地走九州口,目标直指长州重镇下关和主城萩城。对比幕府的十五万大军,长州可战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人而已。
  四千对十五万,这场仗真的很难打,然而军师大村益次郎却胸有成竹,辅助高杉晋作拿出了超级狂妄的分兵四战的策略,也就是把四千人分为四队,各堵一路幕府军,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希望能够在短期内就战而胜之。
  这位大村益次郎本名村田藏六,是长藩周防国吉敷郡铸钱司村一个名叫村田孝益的汉方医(中医)的长男。十九岁的时候,藏六拜藩内著名兰方医(西医)梅田幽斋为师,后来又进入大坂绪方洪庵的适塾深造。
  绪方洪庵可称是当时日本第一流的兰学家和兰方医,而身兼东西方医学之长的村田藏六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也很快就成为了适塾的“塾头”(班长)。嘉永六年(1853年),三十岁的藏六受老师绪方洪庵的推荐,出仕宇和岛藩藩主伊达宗城,帮忙在宇和岛藩内讲解兰学,并翻译西方军事书籍。
  治病的医生第一次接触到杀人的学问,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进步神速。很快,幕府开设了蕃书调所和讲武所,特意聘请村田藏六前往担任教授。等到了万延元年(1860年),桂小五郎因事前往江户,亲眼观看了村田藏六执刀进行人体解剖,心想如此人才,怎么竟然流落外藩呢?于是经小五郎反复劝说,藏六答应辞去宇和岛和幕府的优厚待遇,回归长州藩,担任“博习堂”的兰学教授。长州藩主毛利敬亲颇为器重他,让他继承了名门大村氏的苗字,改名为大村益次郎。
  一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大村益次郎就表面上看来还不过一个翩翩文士而已,虽然对于东西方的各门学问都很精通,但从未领兵打过仗,说不上有经天纬地之才。只有桂小五郎认为益次郎才堪大用,等到正义派夺回藩政以后,他就委派大村益次郎进行藩内的军事改革。
  大村益次郎的所作所为,着实让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首先,他彻底抛弃了刀枪弓箭,拿出藩库中的多年积蓄购买了很多最新式的西洋枪炮,然后竟连士兵的服装也全都改了,废弃传统盔甲,一律改成黑色的便于活动的西洋式军服。上述两条还只是表面上的变革,在更深的层次上,益次郎废除了长州藩八家重臣世袭藩主马廻众的制度,打破传统的将、兵界限,全面引进西洋军制。
  可以说,高杉晋作创建“奇兵队”,首次打破旧有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而大村益次郎的军事改革则使中下层民众得以成为将领,一扫长州藩内的封建势力,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正因如此,当幕府十五万大军汹涌攻来的时候,大村益次郎临危不乱,分析说:“各藩联军配合度差,士气低落,将领们多怀攘夷之心,不愿攻打长州,而士兵们人人思家,不肯长年在外作战。我以整编过的新式军队相迎,可以轻松取得胜利。敌人虽多,却不足惧!”
  长州重臣会议决定,以高杉晋作担任海军总督兼九州口参谋,前往迎战坐镇九州小仓城的幕府军大将小笠原长行,大村益次郎则担任石州口参谋,迎战石见国津和野方向的敌人,其余两路也各遣将相迎。
  就这样,第二次“征长战争”,也称“四境战争”正式爆发了。

  ●四境战争

  庆应二年(1866年)六月七日,幕府方的“富士山丸”等四艘新式战舰驶入关门海峡,配合陆军进攻大岛炮台——大岛口之战打响了。高杉晋作闻报,急忙乘坐战舰“丙寅丸”前往救援。
  这艘“丙寅丸”战舰是两个月前才刚从英国人手中购买而来的。本来自从第一次“征长战争”以后,幕府就禁止长州藩再进口武器,于是高杉晋作通过坂本龙马的“龟山社中”,以萨摩藩的名义,花费了三万多两的巨资购得此舰。龙马同时还为长藩运来了最新式的米尼埃铳四千三百支、格拜尔铳三千支,总花费高达九万二千两。
  且说高杉晋作乘坐“丙寅丸”来到前线,看到幕府方的战船防备松懈,就趁夜前往突袭。“丙寅丸”撞入停泊在海岸边的幕府舰队中,两侧炮门全开,拼命轰击。幕府军猝不及防,乱成一团,结果在互相射击中伤亡惨重,被迫退回九州。
  高杉晋作乘胜追击,通过九州口直取小仓城。他首先用海军吸引幕府方战舰和海岸炮台的火力,然后派山县狂介率军登陆,彻底破坏了小仓城附近的炮台。这是六月十一日之事,七月三日,长州军发起第二次登陆作战,突破了住吉原和大里的幕府方防御阵地,幕府大军在千余长州军的攻击下竟然节节败退,被迫退守小仓城。长州军随即凯旋回归下关,彻底解除了来自西、南两个方向的威胁。
  再说前此的六月十三日,艺州口方面的长州军以“游击队”为主力,主动越过藩境杀入安艺国,随即遭到幕府方先锋大将德川茂承的反击,后退到小濑川西岸,隔河对峙。虽然兵力对比悬殊,但幕府军士气低落,暂时还不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在此前后,大村益次郎率领“南园队”、“精兵队”和长州支藩清末藩的部分兵马,一共七百余人,开到了石州口。虽然麾下士兵大都身着全新的西式军服,扛着洋枪,作为总指挥的益次郎却仍作文士打扮,身披浴衣(和式常服),戴着斗笠,腰挂短刀。从当时遗留下来的照片来看,这位总指挥相貌丑陋,面色惨白——据说是晕船所致。
  面对新式装备的长州军,紧邻长藩的津和野龟井藩不敢抵抗,六月十七日,他们秘密送出降书,允许大村益次郎所部安全通过领内。随即益次郎就进攻幕府亲藩石见滨田藩,当时滨田藩领内驻扎的除本藩藩兵外,还包括前来会合的备后福山、纪州等藩藩兵,总兵力为五千人,总大将是幕府所派遣的军监三枝刑部。
  六月十六日夜晚,大村益次郎改扮成农民模样,孤身一人进入诸藩兵马驻扎的益田町,详细调查了敌军兵力配属情况。大概因为他相貌丑陋,毫无威势,装农民实在装得太象,所以竟然丝毫也没有被敌人察觉,侦查完毕后安然退回本阵。益次郎是很注重战前侦查的,此外他还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吃败仗的时候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不如早早撤退为好。”这句话彻底颠覆了以战死为荣耀的传统武士精神。
  次日凌晨,大村益次郎分兵三路突入益田町。长州军武器精良,射程较远,同时在益次郎的苦心训练下,利用町内各种掩体作战的技术也比幕府军为高,因此以寡击众,仍然很快就赢得了胜利,敌将三枝刑部也中弹殒命。据说坂本龙马曾受桂小五郎之邀观看了“四境战争”的整个过程,他留下笔记说:“长州军绝不布设密集队形,而是分散冲锋,使得中弹的人很少。”
  这是一场新旧之间的战争,在长州军新式武器和新式战法的攻击下,传统的武士战法如同石下之卵一般被彻底粉碎。据说滨田藩士岸近江本是宝藏院流的枪术名家,藩中数一数二的勇士,但在长州军乱铳射击下眨眼就被打成了筛子。
  败退的幕府军后退到滨田城西面十二公里外的山区,企图凭藉大麻山、云雀山、鸢巢山等天险阻遏长州军继续挺进。但是大村益次郎调来了数门新式大炮,对上述山头进行猛烈轰击,最终大麻山、云雀山次第陷落,鸢巢山的幕府军一哄而散。七月十八日,长州军开始猛攻滨田城,滨田藩主松平武聪等人慌忙经海路逃往松江。
  七月十九日,大村益次郎率领长州军进入滨田城,在城下町中各处都竖立起“长州支配”的木牌,并且随即占领了附近幕府直辖的石见银山。滨田城的陷落,标志着幕府军石州口一路的彻底失败。
  幕府军四路来攻,结果除艺州口一路仍在对峙外,其余三路全都遭到惨败。即便如此,高杉晋作依然不肯罢休,他于七月二十七日亲率“奇兵队”八百人再征小仓。没有了实力强劲的萨摩藩参战,各藩藩兵完全不是长州军的对手,纷纷后退,直到雄藩肥后派兵前来救援,才勉强止住了颓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家茂将军在大坂去世的消息,七月三十日晚间,幕府方总大将小笠原长行抛弃军队,乘坐军舰逃回大坂,肥后、久留米、柳河等藩兵马也各自退去。八月一日,小仓城中燃起熊熊烈火,藩中家老以破弃城堡为条件请求和长州缔结和约。
  激烈的“四境战争”就此拉下了幕布。

  维新志士的结局和影响

  明治维新“前三杰”中,开国派幕臣胜海舟后来在新政府中担任海军司令、参议长等职务,被后世尊崇为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建者之一,而调和派坂本龙马则出乎意料地成为魅力无穷的超级偶像。
  高杉晋作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代雄才,他所主导的“功山寺起义”和“四境战争”彻底扭转了全日本佐幕和倒幕两派的力量对比,为最终推翻德川氏幕府扫清了道路。然而明治维新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晋作的评价却并不甚高。一方面,很多武士失去了世代相传的俸禄或土地,失去了他们统治者的身份,对于最先打破“士农工商”身份限制的晋作恨入骨髓,另方面,晋作本人也有着让人非常迷惑的坏毛病存在。
  高杉晋作虽然鼓吹“四民平等”,吸收平民和农民参加“奇兵队”,但他本身却往往摆出一副上级武士的臭架子。生前,他自称“奇兵队开辟总督”,率扈从、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于下关街头,并告诫其妻雅子“须牢记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的身份区别”。在他死后,雅子也因此始终不肯接受身居高位的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人的资助,说:“武士之妻,再穷也不能靠足轻辈的接济过活。”
  再说所谓的“维新三杰”,那就是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即正文中提到过的桂小五郎,明治维新后,他受到大久保利通的排挤,愤而下野,最终于明治十年(1877年)病殁于京都,享年四十五岁。
  大久保利通不仅排挤长藩的木户孝允,还同时打压原本志同道合的西乡隆盛,据说因为隆盛提出“征韩论”(主张利用对朝鲜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大久保利通认为此乃不智之举,遂联合木户孝允等人把隆盛赶出了政府——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所谓“征韩论”最早并不是西乡隆盛提出的,而要说隆盛力主发动侵略战争,或许也只是刻意往他头上扣的屎盆子。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的真正矛盾,其实是在于对待旧武士的态度方面,利通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就该全部清除掉,而隆盛则同情那些毫无谋生手段,即将因为废黜旧封建制度而变得一贫如洗的中下级武士们。于是最终隆盛离开政府回到萨摩鹿儿岛,聚集落魄武士,开办军校、维持治安,实际是建立了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王国。明治十年(1877年)二月,心怀不满的旧武士拥立隆盛为主,发动了对政府的叛乱,也即“西南战争”。叛乱失败后,西乡隆盛切腹自杀。
  旧武士家族的后裔因此对这位失败的曾经想开历史倒车的家伙格外崇敬,一直到今天,日本人都称西乡隆盛为“庶民的英雄”。确实,大久保利通所掌控的独裁政府绝不是人民的救星,然而隆盛发动叛乱的目的又怎会是为了拯救普通的民众呢?
  且说西乡隆盛被赶下台后,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独掌政府实权。当时的内务省,其权限除行政外,还包括治安、工商业及部分财政、司法权,大久保利通以大隈重信(大藏卿)和伊藤博文(工部卿)为左右手,建立了完整的独裁体系。
  当时局势混乱,晦暗不明的日本确实需要一个独裁者,但这样一个独裁者,其下场也肯定是悲惨的。就在西南战争结束后的翌年(1878年)五月,大久保利通在行路途中被刺,刺客据传是西乡隆盛的余党岛田一郎。
  同样遇刺的还有足智多谋的大村益次郎,他在明治维新后担任兵部大辅一职,大力推动军事改革,吸纳各阶层民众从军,从而惹怒了保守派旧武士们,终遭暗杀。可怜的是,益次郎当时并没有被杀死,在病床上足足折腾了一个月,最终却因伤口感染而一命呜呼了。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宛如梦幻

三十六章、戊辰战争

文赤军长胜
夺“玉”行动

  孝明天皇庆应二年(1866年)六到八月间爆发的第二次“征长战争”,以十五万幕府军被四千长州军击败而告终。从此幕府威望直落谷底,家茂将军去世后,其后见人德川庆喜被迫下令终止战争,全线撤退。十二月五日,德川庆喜继任为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也是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
  长州之所以能够在“四境战争”中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在于幕府的腐朽、诸藩联军的装备既差,配合度又不高,而长州则经过军制改革,装备精良,同时上下一心,士气高涨。此外,萨摩以及英国对长州的暗中支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英、法两国争夺对日本的控制权,英国认为幕府已经彻底腐朽,无法利用它来统治整个日本,因此转而支持藩政开明,并且逐渐打开国门的萨摩、长州等藩,希望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雄藩联合体制——也就是坂本龙马所设想的那一套。而法国看到英国这种态度,反倒加强了支持幕府的力度。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人掺和,长州未必能够轻松打赢“四境战争”,而如果法国人不在其中搅事,大概高杉晋作在战胜后会趁胜追击,直薄京都去吧。
  且说这位志气冲天的高杉晋作,在“四境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呕血卧床,随即在第二年也就是庆应三年(1867年)四月十四日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仅二十九岁——查其病因,乃是慢性的肺结核。
  而另一方面,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继位前不久就开始了一系列幕政改革,内容包括购买武器,改革军制,改组幕府,以五位老中分掌五局,等等,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颇有振作自雄,重新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意愿。这次改革能否最终成功暂且不论,但很明显的,一旦幕府统治稍有起色,庆喜将军很可能再开征长之役。
  正因如此,萨摩、长州等藩丝毫也不敢因为幕府军被击退而大松一口气,他们计划着乘胜追击,从政治和武力两个方面彻底颠覆幕府的统治。说来也巧,就在家茂将军去世后不到半年,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明天皇也猝然驾崩了,终年三十六岁。
  孝明天皇是坚定的攘夷论者,但同时也是佐幕派,他仍想维持传统的幕藩体制,只不过希望幕府对朝廷的态度更为恭顺,自己对政治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已。尊攘派数次遭到迫害驱逐甚至杀戮,除了幕府在挥舞屠刀外,孝明天皇其实也“功不可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天皇才是倒幕派的最大敌人,所以也有天皇实际是被倒幕派暗杀的说法流传至今。
  继承天皇宝座的乃是孝明之子睦仁亲王,继位一年零九个月后改年号为明治,故称明治天皇,而所谓的“明治维新”也正是由此得名的。这位天皇继位时年仅十六岁,说不上幼小无知,可也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这使得倒幕派大为欢喜,认为这才是自己应该夺取的一块良“玉”。
  明治天皇才一继位,倒幕派公卿立刻行动了起来,其核心人物乃是蛰居在家的下级公家岩仓具视。岩仓具视本是中纳言堀河康亲的次子,后来过继给岩仓家,因为受到关白鹰司政通的器重而担任朝官。他原本是支持公武合体论的,因为推动“和宫降嫁”而成为尊攘派的眼中钉,被剥夺官位,勒令蛰居。大概遭此大难后,具视终于看清了天下大势,认识到公武合体断不能行,而尊攘派势力庞大,并且日益倾向颠覆幕府,这是历史潮流,根本无法阻遏,于是思想逐渐转向尊王倒幕。
  庆应三年(1867年)元月,明治天皇登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掌握了朝政。这位炽仁亲王曾与和宫有过婚约,但被幕府横插一刀,搞了个“和宫降嫁”,把未婚妻掳到江户去了,亲王当时是敢怒而不敢言,等到孝明天皇一咽气,立刻就跳了出来,把矛头直指幕府。在炽仁亲王的努力下,朝廷颁下诏旨,赦免了从前被处罚和放逐的大批公卿,岩仓具视以及流亡在外的三条实美等人得以重归政治舞台。
  且说当年“七卿落难”,逃离京都,往依长州毛利氏,但随即因为第一次“征长战争”,幕府命令长州交出剩下的五卿,把他们流放去了北九州。庆应三年(1867年)三月,在炽仁亲王和静宫清保亲王(晃亲王)的奏议下,这五卿终于重归朝廷,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等人就和萨、长势力联起手来,准备收拾残局,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人被称为“王政复古派”。
  所谓“王政复古”,表面上的意思是恢复古代的天皇制,在天皇朝廷和百姓之间不再插进一个武家的幕府,天皇成为实至名归的国家最高首脑,然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打着天皇的旗号来倒幕,想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西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已。
  在朝廷的支持下,上下两股势力开始积极活动。在上,岛津久光、伊达宗城、松平庆永等藩主先后率兵上洛,尊攘派基本控制了京都及其附近地区;在下,萨摩、长州、土佐、安艺等藩的实权人物先后达成联兵倒幕的密约。眼看全国性倒幕大势将成,倒幕派就要动手,突然间,三不知跳出一个山内容堂来,几乎坏了大事。

  ●小御所会议

  山内容堂本名丰信,乃是南海雄藩土佐高知的前任当主,据说酒量很大,人称“鲸海醉侯”,是公武合体论的积极鼓吹者。当初黑船来航,国门被迫打开,山内丰信立刻重用吉田东洋等开国派进行藩政改革,成效卓著。不过东洋对内思想是倾向于佐幕的,山内丰信也与之相同。传说水户藩尊攘派领袖藤田东湖与丰信交好,曾经秘密对丰信说:“我藩是御三家之一,不能采取过激行动,而作为外样的土佐就当以谋反为主要目标了。”丰信闻言“哈哈”大笑,说:“诚之进(东湖)又在胡说八道了。”
  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兴起“安政大狱”,作为“一桥派”的干将山内丰信当然无法幸免,被迫把家督之位让给儿子山内丰范,自己退居二线,改名为“容堂”。井伊大老被刺后,山内容堂重登政治舞台,大力推动“和宫降嫁”和公武合体。然而他不在位的这段时间内,土佐藩内的激进尊攘派已经得势,他们刺杀了吉田东洋,而以武市半平太(瑞山)主持藩政。
  山内容堂着力打压激进尊攘派,终于在庆应元年(1865年)的闰五月,也就是第二次“征长战争”爆发前不久,将武市半平太下狱处死,一扫激进尊攘派的势力,改以态度温和的后藤象二郎主持藩中政务。后藤象二郎随即和坂本龙马合作完成了“船中八策”,想要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来完成政治改革。
  “船中八策”深得山内容堂之心,为了避免倒幕派引发战争,容堂就派后藤象二郎拿着自己的计划书去京都游说。这套计划的中心思想为“大政奉还”,即让幕府把现有的统治权名义上奉还给天皇朝廷,由天皇指定设立一个以幕府将军为议长,包括各地雄藩大名在内的“列侯会议”。山内容堂认为这样就可以在不引发流血战争,不颠覆幕府,“忠义两全”的情况下改革朝政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一套分明还是“公武合体”的老花样,所以后藤象二郎到处游说,却到处碰壁,就连土佐藩军事总裁坂垣退助也说:“奉还大政之言虽美,却全是空话。德川氏从马上得天下,若不能在马上将其夺回,就不能打倒其数百年来的霸业!”山内容堂大骂退助所言是“暴论”,立刻将其解职,同时命令后藤象二郎以土佐一藩的名义直接把计划书提交给朝廷和幕府。
  幕府立刻牢牢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十四日,德川庆喜将军上奏请求“大政奉还”,并表示愿意辞去征夷大将军之位。面对幕府的这种恭顺姿态,部分决心不够坚定的倒幕派公卿和大名表示可以接受,而态度坚决者则趁机更加紧对京都地区的控制。十一月十三日,萨摩藩主岛津茂久(即岛津久光之子岛津忠义)领兵上洛,要求朝廷召开会议,下达“王政复古”的大号令。
  十二月九日早晨,朝廷下达“王政复古令”,同时在小御所召开会议,齐集公卿百官和有力大名,商讨改组政府的问题,最终决定撤销传统的关白和各种养老令官职,以炽仁亲王为总裁,公卿中山忠能、三条实爱等人,以及大名松平庆永、山内容堂等人为议定,组成新的政府,岩仓具视、后藤象二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则担任参与,负责具体事务
  会议开了一整天,到了晚间,开始商讨如何处置德川幕府的问题,岩仓具视侃侃而谈,提出勒令幕府“辞官纳地”,即要求德川氏辞去世袭的征夷大将军职务和朝廷所授予的官职,同时交出所有幕府直辖地,等候新政府裁处。
  此言一出,山内容堂第一个跳出来表示反对,说这分明是一场政变,是“暴举”,随即前越前藩主松平庆永也指责这是“刑名为先,道义为后”,要求立招德川庆喜与会——德川庆喜本人和佐幕的急先锋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桑名藩主松平定敬害怕遇害而不敢出席小御所会议——否则就是不公平。西乡隆盛并没有正式参与会议,而负责在外守卫宫门,他在听说上述争吵后,冷冷地说:“此时口舌无用,当用刀剑!”有了这位实权人物撑腰,岩仓具视的态度更为强硬了,后藤象二郎急忙提醒家主山内容堂:“大势已定,强争无益。”山内容堂被迫退缩,于是公武合体派全面罢战,倒幕派占据了主动,最终确定了“辞官纳地”的决议。
  小御所会议的决定传到二条城、大坂和江户,德川庆喜茫然失措,而其手下幕臣无不怒发如狂。幕府时代改易大名,造成很多藩士变成生活窘迫的浪人,没想到这种境况今日会返还幕府本身,如果真的把“天领”(幕府直辖地)都交了出去,旗本们还有什么活路呀!于是幕臣们集体鼓噪,到处作乱,江户城中的萨摩藩邸首先受到冲击。
  这是庆应三年(1867年)十二月底的事情。第二年为庆应四年(1868年),九月改元明治,农历是戊辰年,倒幕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史称“戊辰战争”。

  ●江户无血开城

  小御所会议召开后,德川庆喜拒不接受命令,不肯“辞官纳地”,他反过来还指斥倒幕派为“奸”,从二条城退至大坂,聚集兵马,打算“清君侧”。在幕府武力威胁和山内容堂等人的内部破坏下,朝廷态度趋软,决定将“辞官”之官改为“前内大臣”,“纳地”之地改为“政务费用”。眼看小御所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即将全面流产,西乡隆盛就指示尊攘志士在江户城内引发暴动,逼迫幕府抢先开战。
  庆应四年(1868年)元旦,幕府发布“讨萨表”,命令诸藩联合出兵,把萨摩藩的势力从京都驱逐出去。一月三日,幕府军一万五千人经鸟羽街道北上进攻京都。此时守卫京都的倒幕方只有长州一千五百人和萨摩三千五百人,兵力对比为三比一。
  在鸟羽口四塚关门,包括会津藩兵、新选组在内的幕府军遭到萨摩藩士椎原小弥太所部的阻拦,战斗在一月三日下午五时正式打响。几乎同时,守备伏见御宫的长州军也和幕府部队交上了火,是为“伏见·鸟羽之战”。
  虽然武器精良,组织严密,终究众寡悬殊,萨、长两军打得极为艰苦,西乡隆盛已经做好了让明治天皇乔装成女官逃出京都,退往长州的准备——天皇男扮女装逃亡,似乎也是日本历史上的惯例。
  正在危急之时,大久保利通向新政府方面的总大将仁和宫嘉彰亲王献上一捆“御旗”——这是他和岩仓具视早就准备好的,上绣有日、月或者皇家纹章十六瓣菊的十二面旗帜。据说当年后鸟羽上皇发动“承久之乱”,谋划打倒镰仓幕府的时候,就曾向部队颁发过“御旗”,其后后醍醐天皇也玩过这一招,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现在萨、长联军也打出了这些旗帜。
  新政府下令,宣布德川氏为“朝敌”,幕府军为“贼军”,相对的,打着御旗的新政府主力萨、长联军自然就是“官军”了。“御旗”在前线高高举起,受过多年朱子学尊王思想洗脑的幕府军见之大惊失色,士气瞬间崩溃,于是乎狼狈后撤。
  一月六日晚间,知道大势已去的德川庆喜、松平容保等人秘密潜出大坂城,乘坐军舰“开阳丸”逃往江户。主帅临阵脱逃,幕府军更无复振的希望,将士们纷纷议论:“大树(指幕府将军)已去,咱们还怎么打仗?”于是四散逃离。
  就这样,仅仅经过了四天的激战,“伏见·鸟羽之战”以新政府军大获全胜而告终,随即西国、近畿各藩全都声明拥护新政府。在一月七日的小御所会议上,商议追讨幕府之事,山内容堂还想顽抗,高叫说:“庆喜不是贼臣,这是萨、长引发的私斗!”结果遭到岩仓具视的怒斥,最终被迫俯首认输。
  新政府决定剥夺德川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等二十六人的官职,将旧幕府“天领”直接划归朝廷直辖——你既然不肯“辞官纳地”,那我就直接剥夺好了。同时新政府还下令以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发兵分东山、东海、北陆三道讨伐江户幕府。
  且说德川庆喜是一月十一日回到江户城的,他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经过去年的幕府改革,此时那些世袭老中、重臣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掌握幕府军队权力的分别是勘定奉行小栗忠顺、步兵奉行大鸟圭介、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以及军舰奉行胜海舟。前三人主战,只有胜海舟主和,最终德川庆喜采纳了海舟的建议,自动离开江户城,前往上野的宽永寺“谨慎”。
  二月十五日,新政府五万大军离开京都,三月五日进入骏府城,把此处作为进攻江户的大本营。幕府先后派了多批包括僧侣在内的社会人士前往骏府,请求议和退兵,都被东征大总督炽仁亲王严辞拒绝了。留在江户主持大局的胜海舟无耐之下,只得搬出了“精锐队”头领山冈铁舟。
  胜海舟、山冈铁舟与另外一位高桥泥舟,并称为“幕末三舟”。且说这位山冈铁舟奉命前去和东征军参谋西乡隆盛交涉,态度不卑不亢,时人都称“朝敌德川庆喜有家臣山冈铁舟盛风凛凛。”在山冈铁舟的努力下,西乡隆盛答应维持德川家系,并且留下德川庆喜一条小命,送他去水户藩待罪,而幕府方则答应打开江户城门,把包括军舰在内的所有武器都移交给新政府军。
  三月十四日,胜海舟亲往江户城下萨摩藩邸会见西乡隆盛,最后敲定了“江户无血开城”——本来次日就是新政府军对江户展开全面进攻的日子。思想开放,曾经暗中支持过尊攘派,同时也是幕府海军的缔造者的胜麟太郎海舟,因为此举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而得以垂名青史。

  ●上野和北越

  新政府军占领江户城,并不是战争的最后终结。且说大军一进城,立刻派尾张藩兵巡查城防,派肥后藩兵收缴武器和收容旧幕府军,但结果肥后藩兵一共才找到七百二十二梃各式火铳和收容了两百名旧幕府士兵。武器和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德川庆喜跑去上野宽永寺“谨慎”的时候,幕臣十七人组成了“尊王恭顺有志会”,立誓要维护幕府的统治。二月底,这个组织扩大到两百余人,随即由涩泽成一郎和天野八郎将其改组为军队,固守宽永寺警护将军,起名为“彰义队”。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庆喜前往水户以后,“彰义队”仍然不肯散去,聚众两千余人,日夜骚扰江户城的安全。西乡隆盛数次派兵前往镇压,却始终无法将其剿灭。
  闰四月,朝廷任命大村益次郎为军防事务局判事,单骑东下,前来解决上野“彰义队”的问题。于是西乡隆盛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大村益次郎,商定调动主力从西、南两面进攻宽永寺,于五月十五日晨展开猛烈进攻。
  宽永寺防备严密,两千余“彰义队”固守西、南方向各门。新政府军总共三千人,大村益次郎安排战斗力最强的萨摩、肥后、因幡三藩兵马攻击南方的黑门,对战敌军主力,长州军则进攻西方的清水、谷中二门以为牵制,此外,肥前、尾张、备前等藩兵马在宽永寺西南方向构筑炮兵阵地,掩护前线部队的进攻。
  三千攻,两千守,本来这仗是很难打的,然而因为肥后等藩的远程炮火支援,使得武器装备较差的“彰义队”很快就落在了下风。战斗从早晨七时打响,到了午后,长州军终于突破谷中门进入宽永寺,正在与萨摩军鏖战的“彰义队”腹背受敌,在下午五时左右扔下两百多具尸体,四散奔逃。
  “彰义队”的首脑天野八郎逃进江户城中躲藏了起来,数日后被新政府军捜出关入监狱,不久后死于狱中。
  前面提到过,“彰义队”的开创者本是涩泽成一郎,他因为受到天野八郎的排挤而被迫退出,另外组建了“振武军”。“彰义队”在五月十五日覆灭,余党很多都加入了“振武军”,数量激增到一千余。五月二十三日,大村益次郎率领三千新政府军猛攻“振武军”,将其击溃,涩泽成一郎逃亡东北地区。就这样,江户周边地区终于基本稳定了下来。
  然而,就在大村益次郎横扫关东的时候,新政府军在北陆地区却陷入了苦战。且说当年的四月二十七日,新政府军北陆方面军占领了越后中西部的小千谷,传令附近诸侯迅速表明态度,是支持新政府,还是支持“朝敌”德川氏。
  消息传到七万石的幕府谱代长冈牧野藩,家老河井继之助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部分家臣倾向于新政府,部分倾向于旧幕府,互相攻讦不休。最终河井继之助敲定了“武装中立”的方针,并且亲自前往小千谷去和新政府军谈判。
  河井继之助希望新政府军考虑长冈藩内舆论无法统一的矛盾处境,暂且绕过长冈藩东进,然而这个要求却被新政府军军监岩村精一郎一口回绝了。继之助劝说道:“德川氏已经表示恭顺,江户城也打开了城门,时至今日,战争已经毫无必要了。如果开战,只能导致生灵涂炭和国家疲弱,西方列强趁虚而入。贵军暂且绕路而行,以待本藩内部继续讨论对策,又有何不可?”
  继之助所言很有道理,然而从新政府军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不能在长冈藩向背不明的情况下轻率东进的,那样等于在自己背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最终谈判破裂,恼羞成怒的河井继之助回到长冈,立刻秣兵厉马,准备和新政府军恶战一场。
  当然,以区区长冈七万石,虽然经过河井继之助多年经营,兵强马壮,也终究是无法与新政府大军相抗衡的,于是继之助就加入了以北陆和东北地区旧幕府亲藩、谱代为主体所组成的“奥、羽、越列藩同盟”,求取援兵,共同拒敌。
  同盟军北陆地区的主将就是河井继之助,而新政府军的实际指挥者是北陆道镇抚总督府参谋、长州重臣山县狂介。双方于五月十日首先在信浓川边交上了火,第一回合,因为尾张藩兵的临阵退缩,新政府军吃了个大败仗,随即山县狂介率领长州军于十一日展开全面反攻,占领朝日山制高点,扭转了败局。
  十三日凌晨,同盟军对朝日山发动猛烈攻击,新政府军不敌败退。十九日,山县狂介率军绕道奇袭并且攻占了长冈城,给同盟军造成了心理上的沉重打击。
  六月份,奥、羽、越各地同盟诸侯的援军纷纷开到前线,而解决了上野“彰义队”问题的新政府东海方面部队也陆续向北增援,双方实力同时壮大,新的激战一触即发。七月二十七日,河井继之助利用对附近地理非常熟悉的优势,派兵奇袭长冈,夺回了藩城。然而正当他想要乘胜追击,彻底击溃新政府军的时候,却发现战斗力闻名天下的萨摩军大举来援,并且已经逼降了长冈西面的新发田沟口藩。
  在与萨摩军的恶战中,河井继之助腿部中弹,被迫退离战场。失去了主将的同盟军就此分崩离析,各藩逐一被新政府军或攻破,或逼降,二十九日,新政府军第二次攻占长冈城,宣布了“北越战争”的终结。
  河井继之助在战败后逃到会津藩领内,八月十六日因伤势恶化而撒手尘寰,享年四十二岁。虽然被迫做了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绊脚石,但作为一藩家老,继之助这种可悲的命运恐怕是无法随心改变的吧。
  
  ●从会津到箱馆

  旧日本的统治者是德川幕府,其统治中心在江户城,“王政复古”以后,仍以天皇为名义上的领袖,而以萨、长、土、肥等西南藩阀为核心的新政府在京都成立,随即新政府挥师东征,庆应四年(1868年)三月进入江户,可以说新旧两大势力的斗争至此已经大局底定,战争应该可以结束了。
  然而日本东部的诸侯们可以容忍新政府的产生,却不能容忍新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西南藩阀手中,他们要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那些倒幕派志士真的为国为民,毫无私心的话,这一问题本是很好解决的,当然,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那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萨、长之间矛盾重重,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一直想要把实权都抓在萨藩志士手中,着力排挤和打压长藩志士,而长藩的大村益次郎数次指挥战斗,都以萨摩兵为先导,表面上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实际却是想用萨摩人的性命为长州执政铺平道路。新政府一成立,自己人就开始争权夺利了,怎么还可能容许外人来分一杯羹呢?
  我们忠诚尊王,不惜抛头洒血,你们东国各藩一直当幕府的走狗,现在却想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一员,世上哪有这种惠而不费的美事?西南藩阀们一定都是这样想的吧。
  且说庆应四年(1868年)五月,仙台藩主伊达庆邦、米泽藩主上杉齐宪向新政府奥羽镇抚总督九条道孝提出,希望宽大处理会津藩。会津乃是幕府的亲藩,藩祖保科正之本是德川秀忠的第四个儿子,过继给谱代保科正光,继承保科的苗字,保科氏先被封在信浓高远,继而移封出羽山形,最后换到富庶的陆奥会津,并且恢复了本家松平的苗字。当时的会津藩主是松平容保,他是佐幕的急先锋,尊攘志士无不对其恨之切齿,非要除之而后快。
  其实仙台、米泽这些外样又何有爱于会津松平?他们不过是藉此来观察新政府的态度,看看新政府将会怎样处理东北各藩而已。结果九条道孝悍然拒绝了两家的请求,于是以会津松平氏、出羽庄内酒井氏两藩为首,于六月二十二日成立了“奥羽同盟”,共同抗拒新政府军的北上。其后北越后长冈、新发田等藩也陆续加入,是为“奥羽越列藩同盟”,总共大小三十一家诸侯。
  新政府方面,自大村益次郎结束上野战争以后,东山道和东海道两军就陆续北上进攻东北地区,五月夺取了南陆奥的重镇白河城,七月攻占二本松城,直薄会津藩领,希望能够在年内结束这场战争。
  同时在北陆战区,五月十九日,山县狂介奇袭并且占领了长冈城,同盟军总大将河井继之助向新发田等藩求救,然而新发田藩主沟口直正在出阵当日却遭到领内数百农民的阻拦。这些农民以大庄屋(地主)小川五兵卫为首,手持木棒和竹枪,拦在城门前高呼道:“不能和官军为敌,否则定将灭亡!”沟口直正无奈,只得退入城中,随即就与山县狂介暗通款曲,投降了新政府军。
  如上节所述,新发田藩的投降产生了连锁效应,北陆形势急转直下。七月中旬,河井继之助负伤逃遁,新政府军第二次攻占长冈城,宣布了北越战争的终结。山县狂介随即挥兵东北地区,想要翻越高山进入出羽国。消息传来,大村益次郎传令各部暂停进攻,因为他预计等北陆援军赶到时已是冬季,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将使来自西南地区的萨、长等军寸步难行。既然如此,不如等到明年开春再进攻会津若松城。
  土佐的坂垣退助和萨摩的伊地治正知反对大村益次郎的决定,一方面,他们想尽快结束战争,另方面,也希望能够为本藩抢得首功,于是建议不等北陆方面军前来会合,而由东山道方面军单独进攻会津领。大村益次郎虽然认为此着过于凶险,但在萨、土两藩的压力下,还是被迫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八月二十日,新政府军三千人从二本松城出发,直扑地势险要的母成峠。当时守备母成峠的乃是大鸟圭介的传习步兵队,以及会津、仙台等藩兵,新选组和二本松藩的残兵,总共八百人左右。
  这位大鸟圭介本是德川幕府的步兵奉行,江户无血开城后,他率领以江户町平民组成的传习步兵队北上依附会津藩。此时奥、羽同盟诸侯的目光都盯在西面,集合重兵防备山县狂介进入出羽,而对南线的母成峠则不够重视,派了些散兵游勇配合传习步兵队前去守备。
  前此幕府在法国人的支持下购进了大量新式武器,这些武器大多握在大鸟圭介和传习步兵队的手中,所以两军一交上火,新政府军吃了很大的亏。不过会津、二本松等兵马却毫无战意,一遇敌军就仓惶撤退,使得大鸟圭介也只得在激战后放弃了母成峠。随即新政府军又攻占了十六桥,控制交通要道,直指会津藩城若松。
  为了抵抗新政府军的进攻,松平容保把老弱妇孺全都赶上了战场。且说会津藩前此进行军制改革,设立了青龙、玄武、朱雀、白虎四支军队,其中白虎队相当于少年预备队,都由十五到十七岁的少年藩士组成,总共三百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些少年也全都被拉上了战场,他们头缠白带子,奋勇为藩主而战,最终大多战死或切腹,成为封建愚忠的牺牲品。
  九月八日,天皇下诏改元为明治,是为明治元年(1868年)。二十二日,会津藩终于被迫投降,“奥羽越列藩同盟”就此瓦解,奥羽地区的战争结束了。然而,大鸟圭介、榎本武扬等旧幕臣却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撤退到虾夷地也即北海道地区继续顽抗,并且还建立了一个奇怪的“虾夷共和国”——箱馆战争就此发端。

  ●最后的五稜郭

  为了消除抵抗势力,尽快稳定局势,明治新政府于庆应四年(1868年)五月二十四日宣布了对德川氏的最终处分决定:勒令德川庆喜隐居,由德川氏宗家的田安龟之助继承家督之位,改名为德川家达,改封骏府附近七十万石。然而这一决定并未能使不满西南藩阀掌握新政府的旧幕臣们安下心来,八月十九日深夜,前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突然发动叛乱,率领八艘战舰拔锚北上,前去与会津等奥羽诸侯会合。
  榎本舰队的旗舰“开阳号”本是幕府在戊辰战争前不久才从西方购得的新式战舰,可以说是当时日本战斗力最强的水面舰艇。榎本就这样几乎把新政府的海军力量全都掏空了,他于九月三日航至仙台藩的青叶城,与大鸟圭介、土方岁三等旧幕府残余军队会合。经过几个人的反复商讨,最终决定前往虾夷地创立新的国家、新的政府,以与明治政府分庭抗礼。
  临近冬季,天气寒冷,加上海上风暴毫不可测,当榎本舰队于十月二十日终于在虾夷地内浦湾靠岸的时候,八艘战舰只剩下了五艘。不过两千多旧幕府军还是士气昂扬地登上了陆地,十月二十六日开进了防备松懈的五稜郭,新政府委派的箱馆府知事清水谷公考逃亡。
  五稜郭乃是江户幕府在安政四年(1857年)开始动工建造的西式要塞,其目的是阻遏沙皇俄国染指虾夷地。整个要塞呈五角形状,每个角上都设置有新式炮台,外有深深的战壕围绕,可谓是易守难攻的无敌坚城。
  榎本等人占领五稜郭后,立刻进兵松前藩的福山城——松前藩曾一度被移封至出羽,其后不久又挪了回来——毫无准备而又兵少将弱的福山城很快就陷落了。十二月十五日,榎本武扬等人发表《箱馆宣言》,宣布成立虾夷共和国,选举榎本武扬为总裁,大鸟圭介为陆军参谋,土方岁三为陆军奉行并。
  然而这个虾夷共和国,可悲地从成立之初就笼罩在重重乌云之中,首先是在宣言发布的一个月前,旗舰“开阳”触礁沉没,其次在宣言发布后,西方列强不肯承认虾夷政府是德川幕府的继承人,从而放弃了局外中立的立场,站到了明治政府一边。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国把一艘铁甲巨舰卖给了明治政府,随即这艘军舰就被定名为“甲铁”,明治政府决定以此舰为主力,击破榎本舰队,攻克虾夷地。
  明治二年(1869年)三月二十日,榎本舰队的三艘战舰——回天、蟠龙、高雄——离开箱馆南下,准备奇袭并捕捉北上的“甲铁”。然而倒霉的是,三舰还没能看到“甲铁”的影子,先就碰上了暴风雨,蟠龙和高雄全都不知道漂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回天舰在舰长甲贺源吾的指挥下,依旧执着地想要完成使命,于是在三月二十五日单独冲入宫古湾,向以“甲铁”为首的明治政府八艘战舰发动袭击。
  虽然甲贺源吾及其部下作战英勇,但想依靠一艘老式木体舰,以传统的接弦战方式去俘虏铁甲舰“甲铁”,本身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更何况“甲铁”身边还有七艘护卫僚舰。战斗仅仅持续了三十分钟,就以甲贺源吾等十三人战死,三十余人负伤,回天舰被俘虏而宣告了计划的失败。
  经过此战,榎本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明治政府军得到了制海权,随即就于四月九日登陆虾夷地,对“虾夷共和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甲铁”等战舰的炮击配合下,政府军很快就攻陷了弁天岬台场炮兵阵地,以及新近修筑的五稜郭北方防御工事“四稜郭”,把五稜郭团团包围了起来。
  土方岁三率领“额兵队”冲出五稜郭,想要夺回弁天岬台场,结果不幸中弹身亡。惨烈的战斗一直延续到五月十八日,政府军派出黑田清隆等人前去和榎本武扬谈判——这位黑田清隆本是萨摩藩士,曾经作为西乡隆盛的使者前往与长州藩秘密接洽——已经穷途末路的虾夷政府被迫低头,五稜郭终于打开了大门,日本全境得到统一。
  就这样,延续了整整一年半的戊辰战争终于结束了,但这只是“明治维新”的开端而已。从此日本就从古代进入了近现代,向着一个谁都难以预料结局的新方向迈开大步。西南藩阀掌控的这个明治政府,就其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协力强国而又勾心斗角的政权,是一个封建残余浓厚而又希望全盘西化的政权,也是一个军国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权。它将给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带来什么样的悲剧呢?高杉晋作是想不到也看不到了,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却用他们自己的笔调,描下了这个悲剧的开端……

  “赤报队”的悲剧

  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将日本带入近代社会的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戊辰战争,前后不过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已,然后就是漫长而艰难的制度改革、经济改革阶段。对比世界各国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往往血流成河,战争旷日持久,新旧势力反复占据上风,日本的这场革命无疑要迅速得多也温和得多。然而,不管采取了何等过激的手段,各国革命中总能让人看到虽然可能很幼稚也可能和僵化,却总闪烁着宝贵的理想主义的光芒。这种光芒在日本是很微弱的,明治唯新中罕有一心为国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仁人志士——偶尔有,也都被毫不留情地干掉了。
  就以“赤报队”和相乐总三为例吧。相乐总三原名小岛四郎左卫门将满,是下总国相马郡乡士小岛兵马的儿子,通称四郎。受到樱田门外事变的影响,年仅二十二岁的四郎萌生了尊王攘夷,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念头,于是拿出家中所有积蓄招募同志。文久二年(1862年),他加入了“慷慨组”,在上野国赤城山起兵倒幕。
  这次起兵失败后,四郎逃归江户,不久后又加入水户“天狗党”,在筑波山举义。“天狗党”遭到镇压,四郎在江户也存身不住,于是东上京都,在那里认识了萨藩的尊王派首脑西乡隆盛和土藩的尊王派首脑坂垣退助等人。庆应三年(1867年),西乡隆盛派四郎秘密潜回江户城,组织“浪士队”,骚扰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心区域。“浪士队”的种种举动使得幕府大怒如狂,于是在强硬派幕臣小栗上野介忠顺的指挥下,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幕府军攻击并烧毁了江户萨摩藩邸——这是戊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战争爆发后,四郎率领“浪士队”的同志重新在京都集结,并且奉侍从绫小路俊实、滋野井公寿为主,组成了“赤报队”,四郎改名相乐总三,担任“赤报队”一番队的队长。“赤报队”领自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东山道方面军的先锋,率先进入信浓、上野等国,一路宣扬新政府的仁政,号召附近诸侯归附,联兵倒幕。
  所谓新政府的“仁政”,主要是指“年贡半减”,这是相乐总三提出建议,受到西乡隆盛等人同意的政治口号。总三认为,各地农民已在幕府多年的横征暴敛下苦不堪言,如果新政府答应减少一半年贡,他们肯定会群起响应,则幕府的统治必将瞬间倾垮。
  然而,到了庆应四年(1868年)的一月下旬,京都却开始流传出“赤报队”“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听到这种谣言,已经进入信州的“赤报队”二番队、三番队在两位公卿头子的率领下,立刻转身跑回了京都。相乐总三茫然无措,于是孤身前往东山道总督府去澄清谣言。
  就趁着相乐总三离开的机会,信州各藩纷纷对“赤报队”发起突袭,将其半数杀死,半数逮捕。等到总三在东山道总督府申诉成功,乐呵呵回到信州的时候,不禁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经过他反复游说和催促,各藩终于答应将所逮捕的“赤报队”一番队队员全部释放——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而已,“赤报队”的彻底覆灭就在眼前。
  原来,有关“赤报队”“恐吓民众,掠夺财物”的谣言,根本就是新政府派人放出去的,其原因就在于新政府财政拮据,无法承担庞大的军事开销,被迫向三井等大财阀借款,而这些大财阀为了聚敛钱财,根本上反对“年贡半减”政策。基于这一因素,新政府不惜食言而肥,失信于天下百姓,“赤报队”就此变成了可悲的政治牺牲品。
  庆应四年(1868年)三月,东山道总督府突然逮捕了再度前来申诉的相乐总三及“赤报队”残余队员,随即以“伪官军”的罪名将总三及其亲信八人在信州下诹访处以斩刑——相乐总三享年仅三十岁。明治政府是以此向农民们表示:政府根本就没有发出过“年贡半减”的承诺,这都是“赤报队”这些伪官军混淆视听的谣言。咱们仗照打,幕府照倒,年贡照收,以为在新政府统治下农民们能过好日子,那只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一直到六十年后的1928年,日本政府才终于为相乐总三和“赤报队”恢复了名誉。这一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冤狱,非常鲜明而透彻地揭示了明治维新以及维新政府的垃圾本质。
EQ中文世纪地图集地址:
www.ceqmap.com
Back to 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