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 钓鱼, 巨人, 赫连勃勃, 忽必烈, 伤心事

我爱崔颖

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目录：
　序：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

　南朝千古伤心事每思豪杰泪满襟——南宋的文天祥们
　　临安城上竖降旗——南宋都城的陷落
　　苦战扬州的英雄——李庭芝
　　江西的游击苦战——文天祥的最后努力
　　靖江的誓死抵抗——马笙与娄钤辖
　　重庆的五路被围——张珏（钓鱼城）
　　悲壮的压山之役——陆秀夫与张世杰;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最后岁月

　泥足的巨人——忽必烈的“政治遗产”

　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敛财三贼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五百美女的“主人”——阿合马
　　肆无忌惮的短命鬼——卢世荣
　　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
　　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占城爪哇，铩羽而归
　　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战场的狼狈

　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佞佛滥施

　虚幻的“大一统”——忽必烈死亡时的政治现实

　TO BE OR NOT T0 BE——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谢枋得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赵孟颊
　　歧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汪元量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郑思肖

　百炼难柔铁石肠——甘为鹰犬的蒙元初期汉人：张弘范、史天泽、郝经,
　　死而后已的灭宋鹰犬——张弘范
　　急流勇退的“郭子仪”——史天泽
　　被遗忘的“苏武”——郝经

　挣开人性的枷锁——《窦娥冤》的背后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
　　不朽的名剧——《窦娥冤》

　“八百媳妇”的密林——元成宗“守成”时代的蹉跌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
　　海都之死——西北诸王的最后“归顺”

　兄终弟及后患无极——元武宗与元仁宗兄弟
　　武宗未必“武”——海山时代的瞎折腾
　　仁宗不尽“仁”——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期的政治得失
　　　　附：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

　生如夏花：汉化帝王的悲剧——“南坡之变”前后事
　　少年帝王少年臣——元英宗、拜住的政治改革
　　天上掉来一顶大皇冠——元英宗的被弑与泰定帝的登基

　帝位至尊手足相残——元文宗、元明宗兄弟的“礼让”
　　耀日干戈两京间——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较量
　　骨肉至亲不相容——元明宗的“暴崩”与元文宗的“复位”

　绿睛“色目”亦能诗——苜云石、萨都剌、马祖常、迺贤
　　情深不寿贵公子——贯云石
　　浩歌笑舞真诗人——萨都剌
　　正直不阿大元官——马祖常
　　谈辩悬河突厥种——迺贤

　“二把手”的下场——权臣燕帖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身后事
　　热火烹油——权臣燕帖木儿家族的覆灭
　　重蹈覆辙——权臣伯颜的倒台
　　为善不终——权臣脱脱的贬死
　　自食其果——权臣哈麻的杖死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杀身殉国的元末士人
　　大义殉国显赤诚——汉人樊执敬
　　忠魂俊骨堕深渊——泰不华与余阏
　　不为异朝太平臣——伯颜子中与王翰

　歌尽桃花扇底风——元朝的覆灭
　　沉迷于古怪性爱和精细制作的皇帝
　　乱哄哄自己人杀自己人
　　惨兮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北元”的延绵余绪

　跋：思考的病痛
　附录：蒙古历史大事年表

我爱崔颖

序：壮丽的废墟——回望元朝
　
　　当我们言及元朝，总是在眼前闪现出这样一个想头：那是个野蛮的、英雄的、摧毁的时代。其实，我们对元朝的这种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种误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过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过汹涌，致使我们后人（包括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扩张史看成了元帝国的全部精华所在。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关于元朝的历史作品中，无论是教授学者的“正史”，还是影视编剧、半吊子历史学家的“戏说”，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皆是描绘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一段时间的蒙元征服史。所有的职业和“业余”作者们如此不吝惜笔墨肆意描画征服者的历史，确实因为那些血与火的壮丽戏幕吸引住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可悲的是，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走，认定元朝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帝国”的附属部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元史，并非是蒙古史。元史，主体其实应该是从忽必烈开始到妥欢贴睦尔为结束的本土中国史。忆往昔，蒙古帝国的触角伸得太辽阔太辽阔，以至于后人总是乐于眺望本土以外几大汗国的金碧辉煌，并津津乐道那些奇异的异域故事。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如果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那么到元顺帝惶惶然逃出大都为止的1368年，总共有134年历史；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则只有92年的历史。无论怎样计算，可以基本圈定“蒙元在中国”这样的时期是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几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不算长。但这百年沧桑，对中国历史的日后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元朝版图之广大，他们自己说了不算，有吹牛之嫌，但可以从明朝人的感叹中得到证明：“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成宗时代，当漠北诸王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之时，元朝的理论疆域，包括中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高丽、东南亚、海外诸岛，等等。如此，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帜迎风猎猎飘扬，真正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罗斯、钦察草原、乃至两河流域，大元的驿马，在金光大道上可以没有阻障地撒欢驰骋。

　　中国历史，正是凭借元朝这个伟大的必不可缺的辉煌过度时代，我们的版图才能禁受后世不肖的继承者们一次又一次“挥霍”。大元的融炉，把一个又一个曾经野蛮的民族，包括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数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统统融化掉，昔日显赫一时的民族皆成为了今天的“汉族”，虽然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初衷，但却极大促进了日后主体民族国家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至于后世成为中华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也是拜元朝所“赐”。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强吸附力，西藏高原、云南高原、蒙古高原，铸就了中国版图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护墙。

　　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值得后人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压迫这一致命的症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帝国的结局一定是个巨大的历史废墟。蒙古统治者没有抓住“汉化”的历史机遇，他们太多的精力，都浪费在消受和享乐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虽然非常辽阔，却没有给“黄金家族”赋予优秀而又辽阔的政治视野的基因。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晚期带来的血与火，从某种意义上也涤荡了汉民族的颓靡苟全与委曲求全。残酷有时促人警省，杀戮有时会让复仇的雄心苏醒。相比满清，蒙古统治者人群本质上仍存有草原蓝天下那种质朴的野蛮和不加掩饰的爽朗，他们来得急，去得快，输得起，放得下。所以，在历史的丛林中，骄傲的蒙古雄狮是那样阳刚，白山黑水中大辫子的群狼阴柔却更具破坏力。

　　有一种悲怆值得人们原谅：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轰然达至巅峰之后，无论前瞻还是后顾，都将是往下而行。时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剑仍旧那样锋利无比，只不过它们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帜从大都消失之后，几百年过去，出于政治原因，出于民族偏见，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对于元朝，除过激的、以偏概全的“讴歌”以外，无外乎就是更加矫枉过正地把它“一团漆黑”化。其实，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治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积火药与弹道技术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可以想见，虽然号称“停滞”，但时代，一直在进步着。

　　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均创作于元末。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正统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有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剌、贯云石、于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让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十三世纪，蒙古的铁蹄声中，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西方人更是恶毒地诅咒这股强大的熔岩流为“黄祸”。其实，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蒙古西征最有利于后来西欧诸国的崛起，因为正是蒙古人给予了当时的穆斯林以沉重打击，并让东罗马帝国藉此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特别是他们在今天俄罗斯地区的统治所造的“后遗症”，更间接地帮了西欧国家率先进步的“大忙”。相较而言，北中国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的程度和被屠杀的人都相对减低。许多学者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朋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迸裂的局面。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蛮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以吸收。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然，凭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十四世纪前五十年，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无止的暴乱。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四世纪的西晋、十二世纪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纪的明朝，都曾经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草原的沙漠化、干旱化和各种天灾把这些骑马的蛮族推向耕地，周期性的抢掠忽然变成了征服。无知、蛮力加上运气，马上民族会以连他们自己也惊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宝座上。这一次，却是相反。

　　“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们势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溃逃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后，草原祖先们的记忆积淀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这些马背民族的头脑中。宽广的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进中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游逛中使草原民族能变得更加警省和团结。所以，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民族未在改朝换代中灭绝，他们以退为进，走回“长生天”的保护圈，耐心等待着下一个轮回。

　　往事如风。赫赫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可叹的是，只要是言及大元，人们总是联想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追思它短暂、辉煌而又近乎“理论性”版图的骄傲，却忽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本土中国区域内百年间曾经发生过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

　　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热带丛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八思巴大和尚对帝国政治影响之深达到宗教和文字的深度；五百个美女的“主人”阿合马敛财招恨最终尸体喂狗；赵孟与谢枋得这两个宋朝遗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甘充蒙古鹰犬的中国北方汉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隐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间荣光与“八百媳妇”丛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间北族模式的帝位传授弊病留遗后世；“南坡之变”中元英宗这一年轻帝王汉化改革未成而导致身死臣亡的悲剧；色目诗人萨都剌的“时代诗史”所展现的崭新诗风和震撼；权臣燕贴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后的凄凉寂寞；元顺帝对“大喜乐”房中术的迷狂和高丽母子对帝位的觊觎；元朝北方军阀们在关内只争“闲气”而你死我活的无意义内耗；辉煌大都城在明军潮水攻势下无可奈何的崩溃；以及，新旧帝国破坏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学史上失踪的诗人背影……

　　惊回首，环宇罡风一百年。元帝国虽然变成了巨大的废墟，但后来者能够更容易地在硝烟散后继承巨大的版图、辽阔的疆域、多变的统治术等等珍贵的政治遗产。在那个看似野蛮的时代里，火药、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还有其他富含革命性的文明之花，以前所未有的迅疾速度向西方扩散开去。

　　在人们对庞然帝国轰然坍塌后的陌生世界瞠目结舌之际，东西方文明和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悄悄来临。

我爱崔颖

南朝千古伤心事，每思豪杰泪满襟——南宋的文天祥们
　
　　2006年5月1日，我驾车从深圳到江西。主要目的地，是南宋大英雄文天祥的家乡富田。

　　去富田前，我先去了位于吉安县城边上的文天祥纪念馆。纪念馆规模不大，非常残旧。正庭之中，有一座文天祥的高大塑像，近前抚摩，似乎不是汉白玉材料，而是一种近乎化学喷塑的东西制作而成。细看台座，还是台湾的吉安同乡会捐资兴建。不过，这座塑像很大气，把宋朝美男子大丈夫文天祥的精神状态能展现尽致。可惜的是，伟大民族英雄的纪念馆门庭冷落，只有大概五六个人参观。其中，还有两个远道而来的韩国人。至于国人，大多翻蹄亮掌挤到各地的旅游景点加入人肉盛宴，没有什么人想来拜祭这位民族大英雄。

　　距离吉安市57公里的富田村，有埋葬文天祥尸骨的墓地。非常庆幸的是，有一条乡村水泥公路，一直修到文天祥的墓地尽头。由于路上一直下大雨，我本来想开到墓地所在的村子再买酒吊祭文天祥。不料，进入村子，问一个妇人农户，对方说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没有小卖部。我说要拜文天祥，问是否有酒卖我。这个农村妇女恍然，说你要拜神啊，就送给我一瓶她家自制的米酒。拿着这瓶浊酒，满怀一腔敬意，我祭奠了文天祥。

　　文天祥的墓地非常干净、整洁，只是太岑寂了些。2006年的五一假日，估计我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吊祭文天祥墓地的人。我一向不信“怪力乱神”，奇怪的是，五一这天，我开车从井冈山出发，一路暴雨，可到了吉安的文天祥纪念馆时，天气忽然放晴，甚至出了太阳；再往文天祥墓地走，大概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一直是大暴雨。甚至距离文天祥墓地两公里的地方，还是暴雨如泼。当时，我心中暗暗祈祷，如果文丞相在天有灵，应该会保佑我拜祭时停雨。果然，行至墓地，天虽然阴的厉害，却无点滴雨落。刚刚拜祭完毕，开车走出两公里，忽然又降暴雨。这种奇遇，让我这个无神论者感慨万千。

　　“红帜已歇歌声消，环宇梵音飘九霄”。如今，各地动辄花数亿、数十亿的金钱修庙。企业、达人、老百姓皆捐款捐物给菩萨，大家都“高兴”，安稳了，做功德了，天下太平了。仔细想想，真正的“功德”，正是文天祥这样的人，是他，才保证了中国精神的不死，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不死，民族精神的不死。宋朝、明朝灭亡之际，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之所以那么多人慷慨赴义，那么多人挺身殉难，绝对不是什么菩萨保佑国家，而是人的精神，是不屈的凛然，是文天祥的英雄大义所感召。如果有一天，老百姓像拜佛那样开始拜文天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真正到来。

　　回想2006年1月28日，农历乙酉年除夕。是夜，在最“物质”的中国南方城市深圳，我手持一卷宋诗品读。信手乱翻，确实觉得不少宋诗书卷气过于浓厚，多数作品用典繁复，诗意平凡。特别是南宋末朝的诗作，境界狭小，诗风浮弱，诚无大可观之句。忽然，文天祥一首《除夜》赫然入目：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此诗作于元朝至元十八年，即公元1281年，是文天祥平生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夜。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恰恰是在丹心如铁男儿这一柔情的刹那，反衬出勃勃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于是，时隔725年，我，一个客居岭南的天津士子，依旧在一个岑寂除夕夜晚，为这位江西籍的中华伟男子洒下数滴热泪。

　　《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高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年不朽，颠扑不灭，仍会在日后成为无数个世代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

我爱崔颖

1、临安城上竖降旗——南宋都城的陷落

　　1276年，随着元军铁蹄的步步逼近，宋廷方面，已经是惊惧至极，朝中乱成一锅粥。当朝宰相陈宜中派陆秀夫去平江见伯颜，表示宋朝可以向元朝称侄或称侄孙，哪怕最后“奉表求封为小国”，只要元朝能止兵，一切都答应。

　　伯颜仍不答应，非坚持要宋“称臣”。陆秀夫归临安复命，谢太后泣言：“苟存社稷，称臣也可以。”当时，谢太后等人还存幻想，以为对元朝奉表称臣上尊号献岁币，还可以保存原有境土。

　　入朝不久的文天祥很有远虑，他深知元人无信，上疏请谢太后允许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吉王赵昰赴闽，信王赵昺赴广。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由此，两个娃娃王爷，也即将开始了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

　　陈宜中见元人不允和议，计无所出，只得率群臣入宫见谢太后，请迁都避祸。谢太后开始不允，陈宜中等人“恸哭以请”，太后终于答应，回内宫立命宦者、宫人收拾行装。

　　结果，等到夜晚，却不见陈宜中等人来接驾。谢太后大怒：“我本不想廷都，大臣数以为请。今我欲行，众人又不至，是骗我这个老妇人吗！”急怒之下，谢太后“脱簪珥，投之地，遂闭阁，群臣请见，皆不纳。”其实，陈宜中本来是想转天一早成行，情急苍猝之下，忘了告知谢太后出发时间，使得太后因空等大发雷霆。

　　元军方面，在正月十八已经三路会师，扎营于临安以北的阜亭山，真正是兵临城下。文天祥、张世杰上疏请帝室入海避兵锋，表示他们二人率守军背城一战。陈宜中不许，经与谢太后商量，派人携传国玺出城交与伯颜，准备投降。至此，宋廷由议和，变成了议降。

　　伯颜让人译读宋朝降表，结果，他对以宋恭帝名义上呈的降表内容非常满意：

　　“宋国主（赵）显谨百拜言：（显）眇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显非不欲迁避以求苟全，柰天命有归，显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四川、两淮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三百馀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本来，身为首相的陈宜中应亲自出城到元营议降。此人奸诈加胆小，竟然在定下投降“大计”后，置帝室及临安于不顾，连夜逃走，跑到自己老家温州清澳躲避。

　　宋将张世杰见宋廷不战而降，率所部离去，屯军定海，以观形势。

　　文天祥等人出城，在明因寺见伯颜。文丞相状元出身，起初还想以口辩说服伯颜退军，保全残宋社稷：“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指元朝）将以本国为属国呢，还是想毁我社稷宗庙呢？”

　　伯颜：“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北朝若有意保存本朝，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再商议岁币与犒师之事。如此，北朝可全兵而返，此为上策；如果北朝想毁我宗庙，灭我国家，则淮、浙、闽、广等地大多未下，成败还不可知，如此，兵连祸结，胜负难料！”

　　出乎伯颜意料，文天祥这个“亡国宰相”如此抗言直陈，让人愠怒。于是，伯颜语气强硬，以死相逼，威嚇文天祥。

　　文天祥大怒曰：“我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之逼，又有何惧！”

　　一句话，噎得伯颜辞屈。在座元朝诸将面面相顾，数人按剑而起，大有杀文天祥之意。

　　伯颜见文天祥风仪俊爽，举动不常，心知此人定是豪杰人士。他呵呵一笑，遣返其他宋使，独留文天祥于元营。

　　文天祥大怒，数次请归，诘问伯颜：“我来此议两国大事，为何扣留我？”伯颜笑称：“请君勿怒。君为宋大臣，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话虽如此说，伯颜令元军两名大将率军卒严加看守文天祥。

　　临安方面知事不妙，驸马都尉杨镇等人忙乘间奉益王、广王两个孩童出走婺州。伯颜闻讯，立刻派范文虎率军追赶。

　　公元1276年阴历二月初五，宋恭帝率百官“诣祥曦殿望元阙上表”，正式举行了投降仪式。

　　伯颜取南宋谢太后手诏，“谕天下州郡降附”。南宋的宫廷琴师汪元量为此有诗讽曰：“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请。”（《醉歌•之五》）

　　而后，宋廷罢遣文天祥等部勤王兵，以贾余庆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此举并非实际意义，只是表示宋廷告降官员品级之高），刘岊同签枢密院事，与吴坚等人并充“祈请使”，准备诣元大都告降。“（贾）余庆凶狡残忍，（刘）岊狎邪小人，皆乘时窃美官，（自）谓使毕即归，不以为意。”

　　至此，伯颜引文天祥与即将前往大都告降的宋臣共座。文天祥悲愤至极，面斥贾余庆等人卖国，并指责伯颜失信。陪坐的吕文焕充好人，从旁劝解。文天祥瞠目斥之：“汝吕氏家族世代受国厚恩，不能以死报国也罢，竟肯阖族为逆，岂不羞乎！”言毕，文天祥离席而去。惭怒之下，吕文焕与贾余庆等人共劝伯颜拘押文天祥，把他押往大都拘禁。

　　受降当日，元朝大军皆屯于钱塘江沙岸上。临安宋人皆希望时节潮至，可把元兵“一洗空之”。奇怪的是，本该生潮的钱塘江，竟然“潮三日不至”，真让人怀疑是否天道冥冥，听任宋朝亡国。

　　伯颜遣人入临安，尽收宋朝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宫廷禁物，催促全太后、宋恭帝、宗室高官以及“三学士诸生”皆北行大都“入觐”忽必烈（谢太后因病暂不行）。为此，汪元量有诗叹曰：“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是幼君。”

　　伯颜自入临安，建大将旗鼓，“观潮于浙江。又登狮子峰，观临安形势。”可以说是志满意盈。

　　南宋大将李庭芝在扬州闻知宋帝、宗室被掠北去，涕泣誓师，率四万人夜捣瓜洲，准备夺回被俘的少帝及全太后等人。元军防备森然，不果。

　　宋恭帝北迁大都后，被忽必烈封为“瀛国公”。1282年，他又被元人迁往上都（今内蒙正蓝旗）。青年时代，为避免被害，赵显自求为僧，往吐蕃习学佛法，终成一代高僧，修订翻译了《百法明门论》等不少佛经。至治三年，思宋亡国旧事，赵显（时法名合尊）作诗云：“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结果有人持诗上告，元廷认为赵显其有复国招贤之意，下诏把他赐死，时年五十二。宋朝以文教而兴，以文过于武而亡。可叹的是，其末帝之死，也缘于一首诗，真让人扼腕低回，思索久之。

　　益王、广王被转移途中，刚刚投附元朝的原宋将范文虎（奸臣贾似道女婿）将兵追之甚急。杨镇一时间奋不顾身，让杨淑妃的哥哥杨亮节掩护二王及杨淑妃先逃，自己断后，表示：“我将死于彼，以缓追兵”。途中诸人狼狈不堪，无马无轿，皆徒步而逃。最危急时刻，二王等人躲于山中七日，断水绝粮，几乎饥渴而死。凑巧的是，宋朝统制张全与数十军卒恰好往南逃，于是众人汇合，一同逃奔温州。不久，宋臣陆秀夫等人闻讯追至，并召陈宜中来见。

　　于是，众人推益王赵显为天下兵马都元师，“檄召诸路忠义，同奖王室”。张世杰在定海接报，率军来赴。

　　本来，元朝已经在实际上灭亡了南宋，元军诸将皆不愿再驰往南荒继续战斗，元朝行省官员也大多想放弃肇庆、德庆、封州、梧州等地，认为那些地方地处僻远，没有太大军事、政治价值。大汉奸史天泽的长子史格当时任广西宣慰使，力排众议，坚决不同意在两广一带弃戌，并上疏忽必烈，为之分析天下形势，认定穷寇必追。结果，元朝最终向当地增兵益戌，致使南宋最后一丝复国的希望很快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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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苦战扬州的英雄——李庭芝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大都途中，至镇江，趁看守不备，又有手下侠客杜浒等人相助，文天祥连夜逃出，跑到真州（今江苏仪征）。时为安抚使的苗再成闻讯心开城迎接，喜极而泣，表示说：“两淮之兵足以兴复国家，只因二帅关系不睦（二帅指李庭芝和夏贵，当时苗再成还不知夏贵已降元），如能合纵连横，一心抗敌，取胜不难。”文天祥闻言也很兴奋，问：“苗安抚您有何计策？”苗再成答：“当今之计，先约淮西兵直趋建康，元军闻知必调集部队阻挡。我趁此机会可指挥淮东诸将，以通州、寿州之兵攻袭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扬子桥，以扬州兵攻瓜步，再以水军直捣镇江，同时举兵，大张声势。如此，湾头、扬子桥一带，元兵留守不多，当地人又多盼我大军返攻，肯定能一举克之。然后，三面合攻瓜步，我本人指挥水军自水上进逼，瓜步必能攻下。如取瓜步，以淮东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扼断元军归路，定可擒其主帅，收复失地。”文天祥闻言，非常赞许，忙写信给死守扬州的李庭芝，并派出信使四处约结未降的宋将。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战乱四起，信息不通，文天祥本人先前参加与元军的“议和”，致使李庭芝对他本人存有极大的戒心和误解。宋军又有败兵逃归扬州，报告说元军派投降后的一个丞相到真州说降。接到文天祥书信，李庭芝认定说降的“丞相”肯定是文天祥，并忖度文天祥是以计诱他出扬州，然后趁机让元军来攻。于是，李庭芝派人送密信，命令苗再成杀掉文天祥。

　　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元人派来诱降的奸细，又不敢违背李庭芝的命令，就亲自把文天祥骗至真州城外，示之以制置司“格杀勿论”的命令，让文天祥自寻出路。回城后，苗再成不放心，怕文天祥真是元军招降的奸细，派出两路人试探文天祥，“果说降者即杀之”。两路人佯装出城降元的溃兵，向文天祥打招呼。文天祥不知是苗再成试探他的“计谋”，苦口婆心以忠义苦劝要外出“降元”的士兵为国尽忠，两路士兵大受感动，不仅没有杀文天祥，反而为他们一行人带路直到扬州城下。

　　四鼓时分，文天祥诸人抵至扬州城门，赫然见到四周贴了数张悬赏捉拿“文丞相”的告示，写明了“死活皆赏”，“众人相顾吐舌”，只得窜身向东，准备从海道逃走。途中，又遇络绎不绝开拔的元兵，一行人慌忙躲入烧毁的墙壁中潜伏。藏了两、三天，几个人差点饿死，幸亏遇见几个樵夫，乞得几口干粮得以幸免。逃至板桥，元军忽至，一行人又窜入灌木丛中。元兵看得真切，往灌木丛中射了一阵乱箭，并活捉了杜浒等三、四个人。幸亏捉人的元兵是汉军，得了杜浒等人的银两后就偷放了他们。几个人回到原地，把饿得已经奄奄一息的文天祥用木棍制成的简单担架抬至高邮稽家庄。当地庄主是位义士，派人护送文天祥等人先至寿州，然后由通州入海，一行人终于得达温州。

　　对于此次嫌猜、历险，文天祥有《出真州》诗十三首感怀，真实再现了当时的苍惶和狼狈：

　　出真州1
　　早约戎装去看城，联镳壕上叹风尘。谁知关出西门外，憔悴世间无告人。

　　出真州2
　　扬州昨夜有人来，误把忠良按剑猜。怪道使君无见解，城门前日不应开。

　　出真州3
　　琼花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泪彻泉。赖有使君知义者，人方欲杀我犹怜。

　　出真州4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讶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义苦，平生只少两淮缘。

　　出真州5
　　一别迎銮十八秋，重来意气落旄头。平山老子不收拾，南望端门泪雨流。

　　出真州6
　　天地沉沉夜泝舟，鬼神未觉走何州。明朝遣间应无是，莫恐元戎逐客不。

　　出真州7
　　人人争劝走淮西，莫犯翁翁按剑疑。我问平山堂下路，忠臣见诎有天知。

　　出真州8
　　千金犯险脱旃裘，谁料南冠反见雠。记取小西门外事，年年上巳哭江头。

　　出真州9
　　荒郊下马问何之，死活元来任便宜。不是白兵生眼孔，一团冤血有谁知。

　　出真州10
　　戎衣啧啧叹忠臣，为说城头不识人。押出相公州界去，真州城里榜安民。

　　出真州11
　　有客仓皇欲赴壕，一行性命等鸿毛。白兵送我扬州去，惟恐北军来捉逃。

　　出真州12
　　瓜洲相望隔山椒，烟树光中扬子桥。夜静衔枚莫轻语，草间惟恐有鸱鹗。

　　出真州13
　　真州送骏已回城，暗里依随马垛行。一阵西州三十里，摘星楼下打初更。

　　公元1276年夏六月，陈宜中、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进封皇弟赵昺为卫王。升福州为福安府。以陈宜中为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直学士。不久，文天祥赶至，诏拜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由于陈宜中主持“国事”，文天祥怕引起内部纷争，对右丞相一职“固辞不拜”。小朝廷便授文天祥为“枢密使同都督”。

　　众人出计献策，下诏各地，以图兴复。恰于此时，留于江南的南宋故相留梦炎“响应”元朝招唤，自动出降，充当新朝鹰犬爪牙。

　　扬州方面，李庭芝凛凛忠臣，一直浴血死守。

　　李庭芝，本汴梁人，十二世同居一门，号“义门李氏”。北宋末期战乱起，李氏家族迁至应山。金国被灭后，襄汉之地兵戈四起，李氏又徙随州。宋将孟珙守江南时，李庭芝乡试不中，弃文就武，谒见孟珙。由于李庭芝相貌魁伟，孟珙一见奇之，马上提拔他充当军中将校，才能尽显。淳佑年间，李庭芝又考中进士，得功名后，复入孟珙府幕，成为高级参谋。孟珙去世前，上表朝廷荐贾似道代替自己的军职，又向贾似道推荐李庭芝。由此，可见李庭芝与贾似道二人渊源不浅，但这种关系并不能以之来判别二人人品的忠奸。感恩孟珙知遇之恩，李庭芝弃官不作，扶孟珙灵柩归葬，并为其守墓三年。贾似道掌国后，李庭芝得展大才，一直为南宋效力疆场。鄂州第一次解围，当时的宋理宗亲自下诏任李庭芝为两淮制置使，开府扬州。后来，大草包范文虎一败再败，襄阳失陷，李庭芝曾一度被贬。由于元军咄咄逼人势迫，宋廷很快就重新启用李庭芝，诏令其制置两淮。

　　为了专心守淮东，不存私心的李庭芝上书请夏贵分任淮西事务。德佑初，贾似道兵溃芜湖，沿江诸郡宋军守将逃的逃，降的降，李庭芝不为所动，多次斩杀元朝劝降的使人，固守扬州。

　　元军攻陷临安后，命谢太后与宋恭帝相继“下诏”，派人持至扬州城下喊话，让李庭芝开城投降。李庭芝登城高呼：“我奉诏守城，从未听说过有诏旨要臣子献城投降的！”

　　不久，宋恭帝等人北迁，谢太后又写亲笔诏书，表示：“先前诏谕爱卿向大元纳款，日久未报，不知是否明悉吾意。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大元，爱卿固守扬州，不知是为谁守城？”李庭芝立于城头，静听城下使者宣诏已毕，并不答应，下令城上守军以劲弩向使者一行人发射，立毙一人，余皆慌忙退走。

　　不久，他又派姜才出军，想从元军手中夺取少帝及全太后，不果，“复闭城守”。

　　宋朝守将夏贵降元后，元军统帅阿术玩心理战，尽驱身着宋朝军服的淮西降卒至扬州城下，“旌旗蔽野”。当时的场面既壮观又令人气愤，数万宋军降卒身着齐整的军服，排列整齐，在扬州城下立定，一言不发望向扬州城头。在他们身后，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元军骑兵，皆手执利刃，虎视眈眈。

　　见此情状，李庭芝惨然一笑，对身边幕僚说：“我只有一死报国！”

　　阿术见扬州城上没动静，忙遣使者持忽必烈诏书招降。李庭芝命士兵开城门，迎入使者。然后，李庭芝命人把元军使者押上城头，当着数万淮西降兵与元军骑兵的面，一刀砍落使者的人头扔下，并焚烧了招降的“诏书”。阿术无奈，只得暂挥兵回返。

　　不久，见元军势盛，宋朝的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刘光祖等人，皆以粮尽为由向元军投降。

　　李庭芝在扬州城内括栗以充军食。“栗尽，又令官人出粟；又尽，令将校出粟，杂牛皮、趜稗以给之。”胶着相持之间，食尽粮绝，宋军将士中甚至有杀子充食者，“然犹力战不屈”。

　　元朝统帅阿术不仅从水路断绝高邮方向的宋军运粮船，又在陆路邀击宋军运粮兵卒，杀死宋军数千，最终完全断绝了扬州守军的粮草供应。

　　在此情况下，为了能使扬州降附，阿术又派人从大都的忽必烈处取得特赦诏书，“赦（李）庭芝焚诏、杀使之罪”，当然，元军这次不敢再派人送入城中，只敢城下喊话，以箭射诏书于城上。李庭芝看也不看，命人立焚诏书于城上。

　　听闻赵昰即位消息，李庭芝响应勤王诏，留制置副使朱焕守扬州，他自己与大将姜才率七千兵座突围奔泰州，想取道通州入海，南下福州。孰料，李庭芝刚刚率兵出城，朱焕就以扬州向元军投降。阿术一面分派精兵入扬州，一面指挥劲骑追击宋军，沿路杀掉千余人。李庭芝所将宋军腹空体乏，好不容易进入寿州，被元军团团包围。

　　阿术入扬州后，俘虏了李庭芝的妻儿，命人押至寿州城下，向城头喊话招降。大将姜才因病重不能出战，宋军只得死守孤城。

　　李庭芝本人对妻儿被俘并不理会，仍在城内指挥抵抗。结果，泰州裨将孙贵等四人知扬州不守，又见元军四涌如潮，大惧之下，这几个败类开北门纳元兵入城，向元军投降。

　　知事不济，李庭芝情急之下冲出户外，投入府院的莲花池中自杀。水浅，李庭芝自杀未成，被元军生擒。病重之中的大将姜才也被活捉，与李庭芝一起被押回扬州。

　　阿术见二人，责斥二人坚守不降，姜才大骂道：“胡奴，不降者我也！”这句话说得不假，扬州被围的最后关头，李庭芝曾召姜才一人议事，大概是想商量以诈降之计突围，姜才大呼：“相公不过忍片时之痛耳！”坚决不同意诈降，要光明磊落去赴死。

　　李庭芝自有大帅风度，傲立一旁不言。阿术爱惜二人才勇，仍想劝降，姜才骂不绝口。最终，站在一旁的以扬州献降的叛贼朱焕上前进言：“扬州自用兵以来，积尸遍野，皆李庭芝与姜才所为，不杀之何待！”

　　于是，元军命军士押二人于扬州闹市。李庭芝首先被斩首。临刑，大英雄神色怡然。姜才被剐杀，仍旧骂不绝口。剐刑严酷，时间又长，其间，降元的老匹夫夏贵也来看热闹，姜才切齿嗔目，骂道：“见我如此，老贼你能不愧死！”（夏贵这个老匹夫以淮西之地归降元朝，时年已过八十。由于他降元，在《宋史》中无传；他降元后，又无事迹，故《元史》中也无传。夏贵此人，人品虽不好，但二十年间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终日与元军角战，攻略八方，战阿术，败董文炳，斗刘整，敌伯颜，南宋半壁河山之苟延，实有他一大份功劳。当然，比起吕文焕、范文虎、刘整等人，夏贵延至宋亡后方降，似乎有可取之处，但五十步何可笑百步！此人不能守义徇节，保全初志，致使数十年功业付之东流。夏贵苟活才两、三年，即生病而死。时人讥讽他为臣不忠，作诗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另外一首诗更直白，指斥其在元人许其以淮西一道“养老”的利诱下而投降的丑恶：“节楼高耸与云平，卖国谁能有此荣。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相比文天祥、李庭芝、李芾等忠烈宋臣，夏贵老将白忙了半世，最后关头掉链子，确实让人可发一叹。）

　　两位英雄慷慨就义之时，扬州人民“闻者莫不泣下”。

　　破扬州后，元兵集中兵力猛攻真州。众寡如此悬殊，趁天降大雾，宋军参谋赵孟锦率少数宋兵忽然击袭元军大营，趁乱杀死不少元兵。可叹的是，大雾不久即散，元军望见宋军人少，立刻来了精神，组织反攻，赵孟锦登舟败走之际失足堕水而死。元军乘势攻城。城破后，安抚使苗再成血战，力竭而死。此后，通州、滁州、高邮军等相继降元，淮东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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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西的游击苦战——文天祥的最后努力

　　文天祥到福州后，本来提出要回温州组织舟师，由海道而进收复两浙。陈宜中不同意，文天祥只得作罢。陈宜中的想法，是放弃温州，把大本营全移至闽地，欲依靠张世杰收复两浙以自洗其先前弃都亡命之罪。出于这种私心，他当然不想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文天祥立功。于是，陈宜中就把文天祥外派，让他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招募士兵。

　　在福州的短暂准备期间，九死一生的文天祥把先前所写的诗歌编为一集，名《指南录》，皆为向南奔君的纪实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诗文字字带血，句句含悲，特别是文天祥所写的《指南录后序》，高度而形象地概括了他自德佑二年以来元军兵临城下至他最终逃往永嘉整个过程：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

　　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钞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不久，文天祥转战至汀州（今福建长汀），派赵时赏率一部军士去取宁都（今江西境内），派吴俊章取雩都（今江西于都），同时，在江西坚持抗元的刘洙等人闻文天祥开府，纷纷提兵来会。

　　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五月，文天祥集结部伍，自梅州出江西，吉州、赣州坚持抗元的宋军皆来赴，合军收复会昌县。八月间，文天祥部下赵时赏等人分道攻取了吉、赣周围的不少地区，把赣州包围起来。闻听文天祥在江西声势大震，衡山、抚州等地残余宋军也纷纷加入进来，一时间士气高昂。

　　元廷闻报，非常紧张，忙在江西置行中书省，以塔出为右丞，敏珠尔丹（又译“麦术丁”）为右丞，李恒为参知政事，下决心扑灭江西的反元宋军。

　　九月间，在元军诸道四出江西的同时，元将李恒自将一军精骑，出奇不意地向身在兴国的文天祥发起进攻。文天祥没有料到李恒这么快就杀到，猝不及防，慌忙应战，首战不利。

　　听说邹沨部宋军有数万屯于永丰，文天祥携败兵向永丰方向败退。结果，行至半路，正遇上被元军杀得大败而逃的邹沨部队，双方相遇，慌不择路，便又汇合一处，夺路接着跑。

　　逃至方石岭（今江西吉安东南），率少数兵士殿后的宋将巩信与元兵短兵相接，殊死格斗，相战多时。元将李恒疑有伏兵，鸣金收兵。良久，见山后并无声息，李恒才敢率元兵呐喊杀入。结果，见巩信端坐一巨石之上，仅剩的十余名残兵立其左右，嗔目怒视元军。李恒忙命放箭，箭雨密集，巩信等人屹立不动，中箭如猬，至死不仆。

　　文天祥逃至空坑（仍在吉安境内），军士多散，身边只有杜浒，邹沨等几个人相随。宋将赵时赏为使文天祥等人有时间逃走，他故意令人用肩舆把自己抬上，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地行走。元军大队士兵追至，持枪挺刀，喝向肩舆之上是何人，赵时赏朗声答言：“我姓文”。元军大喜，以为生擒了文丞相。忙令数百人看守，把赵时赏押至隆兴。一路上，多有五花大绑的文天祥僚属被押至肩舆前，元军迫使赵时赏（以为他是文天祥）辩认，皆被赵时赏“不屑”斥喝：“小小牙官，抓这种人做什么！”由此，“得脱者甚众”。即使如此，文天祥本人的妻儿皆被元军抓住，被李恒送往大都。途中，文天祥二子皆不堪折磨，病死于道中。

　　不久，得知被抓的“文天祥”乃赵时赏，李恒气恼，立即斩杀。赵时赏乃宋朝宗室子弟，临刑大笑，慷慨就义。

　　文天祥逃脱后，辗转至南岭（今广东紫金），重新集结队伍。

　　身在石冈州的小皇帝赵昰因奔波惊吓，患病而死，时年十一。众臣便拥卫王赵昺为帝，时年八岁。文天祥闻新主即位，上表自劾江西败兵之罪，并请入朝觐见。恰值军中发生瘟疫，文天祥身边刚刚聚集的残军一下子病死不少，其老母与长子也相继染病而亡，雪上加霜，亡国丧亲，大英雄痛不可堪。

　　公元1278年（帝昺祥兴元年）年底，文天祥屯军于潮阳，邹沨、刘子俊等人率众相会。由于当地盗贼陈懿、刘兴为害一方，形同割据，文天祥便先向这两个巨盗发动进攻，杀掉了刘兴，却漏跑了另一个匪首陈懿。陈懿海盗出身，马上投降了正率舟师由海路入潮州的元军大将张弘范。熟门熟路，这个强盗头子为元军充当向导，在潮阳大举登陆。众寡不敌，文天祥败走海丰。

　　张弘范之弟张弘正率一部精骑，穷追不舍。逃至五坡岭（今海丰以北），文天祥一行人正喘息想吃口饭，张弘正的元军骑兵猝然杀到，宋军来不及接战，多数被杀，文天祥被生擒。情急之下，他忙掏出一直随身携带的冰片自杀，由于存放日久，药效丧失，文天祥自杀未成。宋将邹沨刚烈，未待元兵近身，以佩刀自刭而死。

　　宋将刘子俊在附近也被另一部元军抓获，他忙大叫，自称是文天祥，冀以缓兵，想使文天祥有机会再逃走。结果，两部元军抓了两个“文天祥”，“相遇于途，各争真伪”，都坚称自己是“文天祥”。元将唤至几个宋军俘虏，边问边杀，终于得知了他们要抓的真文天祥。然后，元军在当地架起大锅，烹杀刘子俊。烹刑残酷，使人慢慢煎熬而死，刘子俊一直骂不绝口，至死不屈。

　　文天祥被押送到潮阳，见张弘范。元兵叱之下拜，文天祥不屈。张弘范虽是元朝得力鹰犬，内心也敬佩这样的铮铮男儿，叹赞道：“真忠义人也！”命左右为文天祥释缚，待以客礼。文天祥固求一死，张弘范不许。由于宋军势力还未尽灭，张弘范深知文天祥还“有用”，命人把他拘于军船之上，好吃好喝，严加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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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靖江的誓死抵抗——马墍与娄钤辖

　　伯颜占领临安后，文天祥、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为了彻底根除南宋流亡政权，元廷一面下令诸将入闽追击二王，一面派大将阿里海涯领数万元军，大举进攻广西。

　　静江（今桂林）府守乃宋将马墍，他总领屯戌诸军，兼掌广右经略司，一直坚持抗元。阿里海涯初定湖南，就曾派人携信劝降，被马墍立即杀掉。临安失陷，谢太后派僧人持手诏到靖江劝降，也被杀掉。劝降不成，阿里海涯只得率元军对广西进行武力强攻。进至严关（今广西兴安以西），见大山夹峙，中间窄道已由马墍严加防守，知不可破，阿里海涯只得率一部偏师迂回至平乐，溯漓江而上，过临桂，然后掉头北进，与屯于严关之前正和宋军相持的元军主力前后夹击。马墍兵少不支，顽强抵抗后，退保静江。

　　阿里海涯亲自写信给马墍，答应对方投降后，会立授广西大都督一职。见计不成，阿里海涯又请忽必烈“降手诏谕之”，马墍做事果绝，焚诏斩使，坚决不降。

　　狂怒之下，阿里海涯挥元军攻城。静江依水为固，确实易守难攻。元军猛攻三个月，前后百余战，死伤无数，仍不能克城。1276年年底，阿里海涯在当地汉奸建议下，筑起大堰，“断大阳、小溶二江以遏上流”，又掘开东南埭坝引干靖江护城河水。由此，元军终于能进抵城下，大竖攻具，展开人海战术进攻。元军蚁附登城，宋军死战，不支，战溃。

　　马墍见外城破，率军闭内城拒斗，又被破。马墍仍坚持，领数百军士与元军巷战。杀伤多人后，马墍手臂受重创，依残壁犹头，被蜂拥而上的元军杀害，“断其首，犹握拳奋起，立逾时始仆”，忠烈之气，难以言表。

　　城中的宋将黄文政拒战力竭被生俘，大骂不屈，元军残酷，先断其舌，后割其鼻，继之又砍断他的双膝。黄文政喷血含混，至死骂声不绝。

　　邕州（南宁）方面，主将马成旺其及子马应麟胆怯，未待阿里海涯攻城，即以城献降。惟独马墍部将娄钤辖率二百五十个宋军，坚守月城不降。阿里海涯见状大笑，对左右讲：“小小月城，何足进攻！”下令元军把月城团团包围，准备以饥渴交困的方法最终逼降娄钤辖。

　　缺水缺粮十多天后，娄钤辖立于城墙上向外高声呼道：“我们饿极，不能出降。如果能送我们一些食物，吃饱后当听汝等处置。”阿里海涯大喜，忙命人送去活牛数头，米数斛。

　　东西运到城门，宋军一位小校打开月城城门，收取牛米后，立即又关闭了城门。

　　元兵元将大讶，均登高临视。但见饿极的宋兵立刻分取生米，烧火蒸饭。米还未熟，诸士卒军将皆以手抓取，一面吞吃半生不熟的米饭，一面用刀割取活牛身上的肉，啖之立尽。一顿豪食之后，吃饭的宋军忽然呜角击鼓，集结队伍。

　　元军大惊，以为宋军要出战，整个军营上下立刻束甲持兵，如临大敌。

　　结果，娄钤辖下令二百多名士兵聚集在一个巨炮周围，握手而立，堆满火药后，纵火燃之，“声如雷霆，震城堞皆崩，烟气涨天”，城外围城的元兵也被震死不少。

　　火熄后，元军入视，娄铃辖等二百多精忠之士“灰烬无遗”。

　　狂怒之下，阿里海涯下令屠城，把邕州人民杀戮无遗。有七百多人先前在双方交战中逃入西山，阿里海涯派人招降，许以不杀，结果，“七百人皆自杀，无一降者”。

　　此后，广南西路十五州，皆由元军占取。但静江、邕州的宋朝守将和人民的顽强抵拒，真正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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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庆的五路被围——张珏（钓鱼城）

　　公元1275年（德佑元年），元军在向临安进逼的同时，为防四川宋军出援，忽必烈下令东西川行枢密院统领大军主动进攻四川。时任宋朝四川制置副使的张珏以钓鱼城和重庆为根据地，拼死抗元。转年，即公元1276年，张珏审时度势，派出一支奇军忽袭了元朝东川行院的治所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并乘元军回救之机，派猛将张万率水军由水上入重庆增援。同年夏，趁元朝东、西两川行院矛盾重重、互相观望逗留之机，张珏又派出军队收复了泸州，杀掉降元的原宋将梅应春以及元将熊耳，并俘虏了不少元将家属。在此情形下，元军不得不从重庆撤围。年底，张珏命手下将领王立守卫钓鱼城，他本人入重庆指挥，并迅速收复了涪州（今四川涪陵）。

　　1277年（景炎二年），元军重新收取涪州。同年冬，元军又破泸州。深知四川的战略重要性，忽必烈亲自下诏向四川增兵数万，命西川行枢密院使不花率数万元军再攻重庆。不花抵达重庆附近后，分兵布将，把重庆围个密不透风。元西川行院副使李德辉亲笔写信招降张珏：“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宋朝）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元朝），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忠于所事，不亦惑乎！”这个元廷的汉人鹰犬所述，其实也不无道理。

　　张珏不答，悉力指挥宋军守城。1278年（祥兴元年）正月，张珏派一部宋军出击，被元军杀个干净。不花本人抵至城下，指挥诸将攻城。元军汉将汪良臣大造云梯、鹅车等攻城器械，亲自冲锋登城。张珏立于城墙，指挥守军激战。混战之中，汪良臣身中四箭，元军未能占得任何便宜。转日，张珏又率军出城，与元军猛将也速答儿在扶桑坝（今重庆以东）激战，不料汪良臣等人带兵从后夹击，宋军不支，大溃，张珏率残兵复入重庆城死守。

　　当夜，宋军都统赵安向元军献城投降。张珏闻讯悲愤，率余兵巷战，同时派人索取鸩酒想自杀，不得而已。

　　苦战一夜，张珏只得率几个亲随和家属乘船顺流想奔往涪州方向。船开不久，张珏突然为自己不能死于重庆而后悔，用手中大斧猛砍舱底想举家自沉，被船工夺去斧头扔入江中。张珏又想跳江自杀，为家人所挽持，不得死。半路，张珏所乘船为不花手下的元军水师邀击，张珏被俘。

　　攻陷重庆后，元军一鼓作气，齐集大军进攻当年蒙哥汗被打死的钓鱼城。宋将王立自1276年底起开始守城，奋战两年多，最终不支，在得到忽必烈同意不屠城的允诺下，王立于1279年四月终于出降。大名鼎鼎的钓鱼城，终于落入元军手中。从此，川蜀广大地区皆落入元朝版图。

　　张珏被元军押至安西（今西安）赵老庵，他的一名老友前来探望，对他说：“您为宋室尽一世，以报国家。今日行至此处，纵然能不死，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张珏闻言颔首。

　　待老友走后，趁元兵看守不备，张珏解下弓弦，自缢而死，最终殉国而不降元。

　　从窝阔台开始，蒙古军队就多次攻入四川。端平年间，蒙军曾陷成都等五十四州郡，铁骑到处，屠城放火，杀人无算，流血有声，仅成都一地就曾杀汉人一百四十万，“城外荡荡为丘墟，积骸飘血为田里”。经蒙古兵士几十年间的反复入侵，四川到处“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青容居士集》）。忽必烈时代，虽屠城方面有所收敛，仍旧杀人无数，把大数四川蹂躏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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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悲壮的厓山之役——陆秀夫与张世杰

　　公元1277年，九月，为和当时在江西的文天祥相呼应，张世杰派出十万大军，遣两位都统率领，想克复建昌。结果，宋军遭遇元将李恒，宋军大败。

　　元军进逼，又破建宁府、邵武军，陈宜中、张世杰等人不得不奉幼帝及卫王与杨太妃登舟逃跑。当时，宋方有军人十七万，民兵三十万，还有从两淮战场撤退下来的残兵一万多，共近五十万人马，乘战船从海上撤退。

　　半路，宋船与元军水师相遇，由于当时大雾，又值傍晚，元军竟然没有发现浩浩荡荡撤退的宋军海船。南宋这只残军，终于暂时逃过一次大劫。

　　行至泉州泊岸，驻守当地的安抚使蒲寿庚前来谒见，并请幼帝驻跸泉州。张世杰不放心，没有答应。这位蒲寿庚乃阿拉伯商人后裔，世居泉州，“提举市舶，擅利者三十年”，家趁人值，不仅仅有军职，还是当地豪富之首。当时，张世杰身边的参谋人员就劝说，应该趁谒见之机把蒲寿庚留下，或趁势收取他辖下的数百艘巨大的海船，留作军用。张世杰没远见，不听，很快就放蒲寿庚回泉州。

　　不久，由于宋朝的撤退人员太多，舟船严重不足，张世杰部下宋军出掠蒲寿庚的船只，并没收了船上的金银财物。闻此，嗜财如命的蒲寿庚大怒，突然宣布降元，并在泉州城内大杀赵宋在当地的宗室以及士大夫几千人。

　　陈宜中等人着慌，忙拥宋帝乘船逃往潮州。拥军在外的张世杰自将淮兵进讨薄寿庚，这个狡猾的阿拉伯商人闭城自守，始终不出战。不久，元军来救泉州，张世杰只得退军浅湾。

　　元军不依不饶，猛攻浅湾，张世杰不敌，奉宋帝逃往秀山。由于军中流行疫症，兵士病死不少，张世杰又奉宋帝逃往井澳。

　　陈宜中见势不妙，遁往占城（今越南中部）以避兵锋。

　　宋少帝赵昰至井澳（今广东大小横琴岛之间的海湾），忽遇飓风，其所乘巨舟被巨浪击翻，小孩子几乎被淹死，惊悸成疾。过后，张世杰点算兵数，发觉死者过半。

　　由于元军穷追不舍，众人拥宋帝入海而逃，在海上又被元军大败一场，宋帝的舅舅俞如珪也被元军生俘。南宋残军本想拥宋帝入占城，因风大而不行。

　　公元1277年五月，宋帝赵昰病死于石冈州（今广东吴川西南面一个小岛）。“群臣多欲散去”，陆秀夫挺身而出，劝阻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置其何地！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备，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立国？”于是，众人拥立年方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

　　由于当时陈宜中外逃占城不归，陆秀夫与张世杰一内一外，共辅南宋幼帝。

　　陆秀夫，字君实，盐城人。景定年间，陆秀夫得中进士。当时，状元是文天祥，二甲第一名是日后绝食殉国的谢枋得，陆秀夫名列二甲第二十七名，“忠节萃于一榜，洵千古美谈”。李庭芝闻其名，辟为幕僚。陆秀夫为人，“才思清丽，一时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静，不苟求人知，矜庄终日。”故而深得李庭之器重。德佑元年，元军侵逼江南甚急，军中文武僚属多遁逃，惟独陆秀夫等数人始终坚守岗位。感动之余，李庭芝荐其入朝，累官至宗正少卿。德佑二年，陆秀夫不畏艰险，亲入元营议和。二王逃温州时，陆秀夫闻讯追从，与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由于陆秀夫久在军中任高级参谋，陈宜中开始时还常常向他咨询行军意见。不久，陈宜中恨陆秀夫梗直，就阴遣言官弹劾他，罢陆秀夫于外。张世杰闻知，写信斥责陈宜中说：“现在什么时候了，还动不动以台谏罢斥正人！”陈宜中害怕手中握兵的张世杰，慌忙把陆秀夫召还于朝中。当时，朝廷草创，君臣播越，陆秀夫每临朝会，“俨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时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泪，衣尽湿，左右无不悲恸者。”高风亮节，是宋朝具有高尚情操的真士大夫。

　　七月间，张世杰等人奉宋帝驻泊于新会的厓山。厓山位于今天广东新会南端，北扼海港，南连大海，西面与汤瓶山对峙如门，“每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半日皆有潮，实际上是舟师屯结的险地。张世杰人虽然忠勇，但确实没有什么军事才略，“以为天险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千间……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多居于舟，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海外四州，复遣人匠，造舟辑，制器械，至十月始罢”。

　　时任元朝江东宣慰使的汉将张弘范立功心切，他回大都入觐忽必烈，建议说：“张世杰立广王（赵昺）于海上。闽、广响应，宜派大军剿灭，免留后患！”忽必烈大喜，立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陛辞之日，张弘范这个蒙古鹰犬深知韬晦之策，假意推辞主帅之职：“国朝军制，无汉人典蒙古军者。臣乃汉人，恐乖节度，愿陛下派亲信蒙古大臣为帅，与我一道南征。”忽必烈深知张氏家族二世为蒙古效命，赐锦衣、玉带以表示对他的绝大信任。张弘范不要锦衣、玉带，提出：“奉命远征，无所事于衣带也。如能得陛下赐以剑甲，则为臣可仗圣上威灵，令行禁止，无往不克！”忽必烈闻言壮之，赐张弘范尚方宝剑，表示：“剑，汝之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处之！”于是，张弘范荐李恒为自己的副手，至扬州后，发水陆精兵二万，分道南下。

　　元军舟帅四至，从海道攻袭漳州、潮州、惠州等地，数败宋军，并最终在海丰生擒了文天祥。步军方面，元将李恒越过大庾岭，攻占广州。

　　节节失利之余，张世杰本人也从潮阳港乘舟入海，退保崖山。

　　张世杰手下有谋士相劝：“北兵以舟帅堵塞海口，则我军进退失据，不如率先主动出击，占据海口要地。如果得胜，国之福也；如果不胜，犹可西走。”

　　张世杰思之良久，自忖宋军久漂海上，士卒离心，怕主动进攻失败后，会导致军卒立刻溃散，便表示不同意。“频年航海，何时可已！今须与北军正面一决胜负！”于是，他命人焚毁岸上所建数千间简易房屋，把千余艘大船牢结成一字阵，沉锚于海，“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栅如城堞，奉宋帝居其间”，以必死之态，以求决战。

　　此前，宋军已被阿术纵火烧船而得惨败，张世杰不汲取教训，仍旧出此下策，真是天时人事，均使宋朝一步一步踏向覆亡深渊。当然，张世杰已考虑到既是族弟又是敌将的张弘范火攻的可能性，命人在战舰外皆涂满厚厚一层湿泥，又“缚长木以拒火”。

　　1279年正月，元军统帅张弘范指挥元军进攻。

　　厓山以北水浅，元军大舟怕搁浅，便从崖山以东转而南驶，入大海后，从海口进薄宋军水城。同时，元军又出奇兵，断绝宋军陆上的汲水之路。由于宋军船大阵牢，元军水军冲撞不成，张弘范就派人在木柴上浇上膏油，乘风纵火。甭说，由于张世杰事先派人在各船外层涂泥，元军火攻并未得手。

　　猛攻不成功，张弘范派在自己军中任职的张世杰外甥三入宋营，劝降这位族兄。虽与张弘范同族，又有外甥相劝，张世杰仍旧凛然正气，对外甥说：“我知道，如果投降，不仅能保命，还能得享富贵荣华。但我已经立下誓愿，定以死报答宋恩，此志难移！”

　　见张世杰外甥说降不成，张弘范又逼迫被俘的文天祥写信招降。文丞相不从，表示：“我不能捍卫父母社稷，却教人背叛父母社稷，绝对不可能！”张弘范再三催迫，文天祥便当其面书写《过零丁洋诗》示之。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不得不肃然起敬。苦笑之余，他不再强求文天祥写招降书。

　　即使如此，张弘范仍派人多次临阵向崖山宋军喊话：“汝陈丞相（宜中）已逃，文丞相（文天祥）已被执，汝等又欲何为！”崖山士民皆不答，无一人叛降。

　　猛攻不成，张弘范命元军水军封锁海口。由于汲水道绝，张世杰手下的宋军只得喝海水，皆困于呕泄，战斗力剧减。即使如此，张世杰仍率宋军与元兵“旦夕大战”。不久，元将李恒也将兵自广州来会，与张弘范一起合攻厓山之北。本来，元军诸将建议居高临下，发炮狂攻宋军水城。张弘范不同意，怕炮击后宋军散舟，浮海分逃，不能全歼，“不如以计聚留而与战也。”李恒观察形势后，建议元军合力与宋军水帅“相直对攻”。

　　阴历二月初六早晨，张弘范分元军诸将为四军，相距里许，张弘范与李恒自当一面，乘潮退之时，李恒一军自北而南，顺流乘舟直杀宋军水寨。张世杰自将淮兵，殊死抵拒。

　　战至日中，潮水又涨，元军南面一军又乘流而进，“（张）世杰腹背受敌，战益力。”李恒虽勇，仍不能胜。

　　张弘范施计，命人以布障把其指挥大舰的四面遮蔽严实，又令船上将士伏盾埋伏，然后大奏音乐。张世杰误认为元军休军要聚宴，精神上稍稍有些懈怠。宋军将士刚刚喘了口气，忽然见张弘范的指挥舰忽然冲击宋军左侧水寨山栏。宋军齐发弩箭，全部射在了大船的布障上。估计宋军箭矢已尽，张弘范下令撤去布障。埋伏的元兵矢石俱发，压制住宋军气势后，纷纷跳上宋军阵左最大的堡垒大舰，攻陷水寨一角。

　　元军诸将乘势，呼声震天，纷纷冲入水寨，杀人斩帆，不可遏制。张世杰见状，知大势已去，便抽调精兵入中军。见状，宋军诸军大溃，翟国秀等数位宋将解甲向元军投降。

　　时值薄暮时分，“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辩”。张世杰派军士划小船至小皇帝所在的大船，想接他向外逃走。陆秀夫“恐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接应之人无奈，只得返回张世杰处复命。张世杰无奈，率十余艘战船，保护杨太妃突围而去。

　　喊杀阵阵，烟火四溢，陆秀夫见少帝所居舟船甚大，诸舟环结，逃走难比登天。于是，他先驱直自己的妻儿跳海，然后，他入船舱，把小皇帝抱上船头，叩头再拜，泣言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佑皇帝（宋恭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小孩子惊惶，根本不明白周遭发生什么事情。

　　哀嚎之余，陆秀夫把小皇帝背在身上，毅然纵身蹈海，上演了南宋王朝最后悲壮的一幕。

　　至此，宋朝终于亡国。七天之后，厓山一带海上浮尸十余万人。元军乘船在尸堆中觅取财物，发现一小孩尸体，衣黄色衣，肤色白皙，身上有玉玺。军卒忙进呈玉玺，张弘范知是宋朝小皇帝尸体，派人往取，遍寻不获。至此，他才敢上报忽必烈，称宋朝末帝已溺死于海上。

　　崖山宋军惨败，被拘于元军舟中的文天祥对全部过程看得一清二楚，心如刀割。为此，大悲之余，他作诗壮描他当时的心情和所见所闻：

　　《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
　　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
　　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咫尺长安不得睹。
　　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蝟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
　　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兹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后来，南宋遗民林景熙有《题陆秀夫负帝蹈海图》一诗，对陆秀夫大义殉国之举表示了无比崇高之情：

　　“紫宸黄阁共楼船，海气昏昏日月偏。平地已无行在所，丹心犹存中兴年。生藏鱼腹不见水，死抱龙髯直上天。板荡纯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无前”。

　　杨太妃逃亡期间得知赵昺死讯，拊膺大恸：“我忍死间关至此，只为赵氏一块肉耳。如今绝望矣！”言毕，纵身赴海自杀。

　　张世杰率残余宋军，本想奔占城，但军中多广东军卒，不愿前往。无奈，张世杰不得不调转船头，收集溃兵，游荡于沿海。不久，忽遇飓风，将士心劝张世杰靠岸。这位豪杰一声长叹，大叫“无以为也！”于是，他登上柁楼，燃香祈天：“我为赵氏，仁至义尽。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当时不死，只望敌兵退后，别立赵氏后人以存社稷。今又遇此，岂非天意！”飓风狂刮，巨浪涛天，舟船全部倾覆，张世杰及残余宋军均溺水而死。

　　痛定之后，文天祥又有《哭厓山》一诗：

　　宝藏如山席六宗，楼船千叠水晶宫。吴儿进退寻常事，汉氏存亡顷刻中。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泪洒南风。早来朝市今何处，如悟人间万法空。

　　大宋王朝，在自己的眼前覆灭，不得不让大英雄顿起人生如梦之感。此情此景，无论是谁，都有产生万念俱灰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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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最后岁月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庐陵人（今江西吉安）。其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是个魁伟白皙的美男子。二十岁时，文天祥举进士，对策集英殿，以“法天不息”为题，洋洋万言，一挥而就。宋理宗奇其才，大喜，钦点文天祥为第一，成为御题状元。不久，因丁父忧（为父守丧），文天祥归乡。二十五岁时，时为刑部郎官的文天祥直言上书，请斩主张迁都避敌的太监董宋臣。而后，宦海沉浮，因敢言有为，“屡为台臣论罢”。贾似道秉政要君，文天祥行制文，言多讥讽。贾似道大怒，指使台谏罢斥文天祥，迫其“致仕”，时年才三十七。德佑初年，新君即位，诏天下勤王，本来退陷于乡两年之久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终于踏上了光耀万世的不归之路。文天祥原字履善，宋理宗钦点其为状元后，叹其名佳，“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故而文天祥又字宋瑞。

　　厓山大胜后，张弘范在元军大营摆下丰盛的庆功宴，招待“劳苦功高”的诸位蒙、汉将领（包括西夏、女真、契丹、回回等）。同时，也让兵士把文天祥“邀请”来。席间，张弘范酒酣之际，对文天祥言道：“国家已亡，文丞相可谓尽忠尽孝！如能以事宋之心改事大元，仍旧可作丞相。”一直枯坐不食的文天祥闻言，泫然流泪，表示：“国亡而不能救，我为宋臣，死有余罪，又怎敢逃死而怀贰心事人！”听此言，不仅仅是张弘范，在座的各族诸将皆低下头，深为面前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汉族文人丞相所感动。无论是汉族出身的张弘范，还是西夏皇族血统的李恒，他们自幼或多或少都受过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所以，功劳再大，事主再忠，也掩饰不掉他们内心深入对“胡主”正统性的疑惑。而且，作为胡人作鹰犬，灭掉衣冠礼义之国，如此“丰功伟绩”，更凭添了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认真的尴尬。矛盾之中，为了平衡内心深处的冲突，他们心中对文天祥敬意与恶意相交织：一方面希望这位汉族士人能继续“守忠”循袭儒家道德的精髓，另一方面也希望文天祥在最后观头改弦易辙投靠新主。如果这样，宋朝丞相的“投诚”多多少少会减轻他们内心深处的罪恶感。

　　当然，张弘范毕竟不死心，宴后他单独见文天祥，说：“文丞相，国家已经灭亡，您杀身成仁，赤胆忠心，又有谁为您记载此事呢？”文天祥泫然，回答道：“为人臣子，尽心尽力而后已，后人书与不书，记载或遗忘，又有何关！”闻此言，张弘范悚然动容，心中更加敬重文天祥是真忠臣。当时心志，文丞相在其诗中表露无遗：“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智灭犹吞炭，商亡正采薇。岂因徼后福，其肯蹈危机！万古春秋义，悠悠只泪挥。”叹哀之余，文天祥也表露出要象春秋时豫让为智伯复仇以及商朝亡之后伯夷、叔齐二人宁死不肯食周粟那样的忠烈之士看齐，表明其铮铮事宋之心。

　　其实，在文天祥第一次被伯颜软禁于临安附近的元营时，负责监视他的元军将领唆都就在伯颜指使下不停劝降，表示：“丞相您在大宋为状元宰相，入我大元也定为宰相！”为此，文天祥一笑拒之，表示：“但愿扶桑红日上，江南匹士死犹荣！”特别是在得知了吉王、信王两个小王爷逃出临安的消息，文天祥更是喜不自胜，认定宋朝中兴有望，赋诗道：“一马渡江开晋土，五龙夹日复唐天。内家苗裔真隆准，虏运从来无百年！”诗中大宋中兴的美好希望最后破碎，但却准确预言了“虏无百年运”，元人自灭宋至元顺帝退出大都，总共统治中国九十四年，真的没有冲出百年怪圈。

　　就在崖山之战结束的转天，张弘范刚刚派人在山崖陆壁上刻字：“镇国上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一行炫耀的大字，其实也是这位汉族元将的一种心理鸦片，想以所谓的“不世之功”，抵销他戮杀同胞、灭父母之国的负疚感。为此，明朝儒士陈献章就在同一块大石的下面刻诗讽刺：勒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张弘范回朝不久，受到忽必烈的厚赐与嘉奖，但他不久就身染重病，一命归西，年仅四十三岁。他的死，不知是天谴还是真的“瘴疠疾作”，忽必烈的贴身御医也不能把这位浑身沾满同族人鲜血的刽子手从鬼门关拉回来。论军事方面的才略、武功，张弘范比起他的族兄张世杰不知高出多少倍。但是，论起千秋万世英名，虽然有着平灭一国的不世“功勋”，又有元朝“武烈”的谥号，张弘范却在本质上根本难与宋朝的忠臣张世杰比肩。同样是死，张世杰惊天动地，张弘范罪有应得。死生，亦大矣！

　　灭宋后，张弘范派重兵，“护送”文天祥回大都。他本意有二，一是送如此高规格的丞相级俘囚邀功，二是希望文天祥到大都后改意事元，此举，正是为为“国家”贡献人才。行至吉州，文天祥亡国之恨陡增，八日不食，想绝食死在家乡附近。英雄真非凡人身，绝食八日，仍旧不死。文天祥若有所思，又开始进食。

　　在绝食的第五天，文天祥行至泰和（今天有泰井高速，从泰和直通井岗山），作诗言志：“书生曾拥碧玉幢，耻与群儿共竖降。汉节几回登快阁，楚囚今度过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谊，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有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蓬窗。”英雄遗恨，泪洒故乡。而后，囚臣孤旅，渐行渐北，又回到了几年前万苦千辛的经历地真州，文天祥百感交集，写《真州驿》一诗：

　　山川如识我，故旧更无人。俯仰干戈迹，往来车马尘。英雄遗算晚，天地暗愁新。北首燕山路，凄凉夜向晨。

　　英雄也是血肉身。坐囚车一路北行，经山东后，有感自己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文天祥仿杜甫《同谷七歌》，作《六歌》诗，悲怀满萦，叹述自己的妻子、妹妹、女儿、儿子、妾以及他自身的遭遇，忧情满纸，亲情顿呈：

　　效同谷歌体六歌（宋•文天祥）

　　一歌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结发不下堂。
　　乱离中道逢虎狼，凤飞翩翩失其凰。
　　将雏一二去何方，岂料国破家亦亡。
　　不忍舍君罗襦裳，天长地久终茫茫，牛女夜夜遥相望。
　　呜呼一歌兮歌正长，悲风北来起彷徨。

　　二歌

　　有妹有妹家流离，良人去后携诸儿。
　　北风吹沙塞草凄，穷猿惨淡将安归？
　　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歔欷。
　　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岂有瞑目时。
　　呜呼再歌兮歌孔悲，鹡鸰在原我何为。

　　三歌

　　有女有女婉清扬，大者学帖临钟王，小者读字声琅琅。
　　朔风吹衣白日黄，一双白璧委道旁。
　　雁儿啄啄秋无粱，随母北首谁人将？
　　呜呼三歌兮歌愈伤，非为儿女泪淋浪。

　　四歌

　　有子有子风骨殊，释氏抱送徐卿雏，四月八日摩尼珠。
　　榴花犀钱落绣襦，兰汤百沸香似酥，欻随飞电飘泥涂。
　　汝兄十三骑鲸鱼，汝今知在三岁无。
　　呜呼四歌兮歌以吁，灯前老我明月孤。

　　五歌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将玉蟾蜍，次者亲抱汗血驹。
　　晨妆靓服临西湖，英英雁落飘璚琚，风花飞坠鸟鸣呼，金茎沆瀣浮汙渠。
　　天摧地裂龙凤殂，美人尘土何代无。
　　呜呼五歌兮歌郁纡，为尔朔风立斯须。

　　六歌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识桃李春。
　　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风随我铁马尘。
　　初怜骨肉钟奇祸，而今骨肉相怜我。
　　汝在北兮婴我怀，我死谁当收我骸？
　　人生百年何丑好，黄粱得丧俱草草。
　　呜呼六歌兮勿复道，出门一笑天地老。

　　后人评价此诗：“少陵（杜甫）犹是英雄落魄之常。文山（文天祥）所处，则糜躯湛族而终无可济者，不更不可痛乎！”儿女情长的哀呼，血肉之躯的灵性，更从一个侧面反衬出世间大英雄的真实性，而最后一句“出门一笑天地老”，则展现出文天祥最终的“理智战胜情感”的超然顿悟！惟大英雄真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痛苦，悲伤，绝望，消沉，波浪般层涌而至，但到了最后，这一切并不能把文天祥击倒。特别是当他最终被押入大都后，心宇澄明，几臻化境：

　　久矣忘荣辱，今兹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气还清。欲了男儿事，几无妻子情。出门天宇阔，一笑暮云横！《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

　　1279年冬十一月，文天祥终于到达大都。开始，元人腾出最高级的驿舍给他住，“供张甚盛”，但文天祥“不宿处，坐达旦”，并作《南楼令》一词：

　　雨过水明霞，迴岸带沙，叶声寒飞透窗纱。懊恼西风吹世换，又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华，乌衣又日斜，说兴亡，燕入谁家？只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入芦花。

　　一笔挥就后，文天祥恨救国不成，又题诗一首：“悠悠成败百年中，弹指柯山局已终。金马旧游成胜雨，铜驼遗恨泣西风。”明白无误表明自己不易志、不投降的决心。

　　元人无奈，“遂移（文天祥于）兵马司，设卒守之”，开始以俘囚身份对待他。

　　元朝的丞相孛罗大集元朝臣僚，在枢密院招见文天祥，想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这位亡国丞相予以精神凌蔑，顺便也想煞一煞这位汉族士大夫不可销磨的锐气。

　　文天祥昂首进入森然堂皇的“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的元朝枢密院，见殿上高坐一人，此人身穿大袖盘领紫罗衣，胸前绣大独科花，腰围玉带，倨于中座之上。知是元丞相孛罗，文天祥很有礼貌地对其施长揖之礼。孛罗登时大恼，文天祥这样一个亡国之臣竟敢对自己堂堂大元宰相不行跪拜礼，简直是目中无人。元廷卫士见状，忙喝令下跪，文天祥冷静言道：“南人行揖，北人下跪，我乃南人，当然行南礼，岂可对你下跪！”

　　孛罗更气，叱令左右强把文天祥按伏在地让他下跪。“或抑项，或扼其背”。

　　文天祥始终不屈，仰头高言：“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文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愿求早死！”

　　孛罗见硬不行，就想在交谈中以气势压倒文天祥。他哈哈一笑，自忖儒学、历史功底不薄，便语带讥讽地问：“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帝王至今日，几帝几王？一一为我言之。”

　　文天祥轻蔑一笑，不屑回答这种小儿科问题。“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吾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神童科，何暇泛论。”

　　孛罗：“汝不肯说兴废事，且道自古以来，有以宗庙、土地与人而复逃者乎？”

　　文天祥正色答道：“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之有所利而为之，必不离去。离去者必非卖国之人。吾先前辞宰相不拜，奉使军前（指入伯颜兀营议和），不久即被拘执。后有贼臣献国，国亡，吾当死，所以不即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及老母在广之故耳。”

　　孛罗听文天祥说到二王，觉得终于抓到了话柄，忙问：“弃德佑嗣君（投降的宋恭帝）而立二王，此举是忠臣所为吗？”

　　文天祥义正严辞：“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新君，乃出于宗庙、社稷之大计。昔日晋朝，从怀、愍二帝（被匈奴俘掠的二帝）北去者非忠臣，从元帝（逃亡江南建立东晋的司马睿）者为忠臣。而我大宋，从徽、钦二帝北去非忠臣，从高宗皇帝者为忠臣。”

　　此语，有理有节，一时间孛罗语塞。低头思虑半天，孛罗忽然开言指斥：“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即二帝都有被掠走皇帝的口诏或笔诏令其继位），二王继位非正，无所受命，所以可称是篡位之举。”

　　文天祥：“景炎（指赵昰）皇帝乃度宗长子，德佑（宋恭帝）亲兄，不可谓不正。且登极于德佑去位（指其降元）之后，不可谓篡位。陈丞相（陈宜中）当时以太皇太后之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谓无所受命。”

　　“孛罗等皆无辞，但以无受命为解”。当时情形很是可笑，元丞相孛罗率一帮蒙、汉及诸族元臣，你一言，我一语，又是蒙语又是汉话，指斥驳责半天，绕来绕去也找不出说服文天祥的理由，只能在二王“无所受命”这一问题上强辩。

　　文天祥心平气和，正气在胸，自然口出成章。“天与之，人归之，虽无传位授统之命，众臣推拥戴立，有何不可！”

　　孛罗见文天祥依旧口硬，大怒而起，斥喝道：“尔立二王，竟成何功？”

　　文天祥闻言，悲怆泪涌，说：“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一日臣子之责，何言成功！”

　　孛罗得意，“既知其不可，又何必为之？”

　　文天祥泪下沾襟。“譬如父母有疾，虽不可疗治，但无不下药医治之理。吾已尽心尽力，国亡，乃天命也。今日我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一席话，噎得元丞相孛罗直翻白眼倒咽气，直欲杀之。可是，杀文天祥这么高级别的人物，孛罗还真没这种权限，而“元主（忽必烈）及大臣皆不可”。特别是张弘范，人病得马上要蹬腿，还不忘上表要求忽必烈不要杀文天祥。此位蒙古鹰犬，在成全文天祥千秋万世英名方面，不乏有让人嘉许称道之处。

　　孛罗本来想挣个大脸挫文天祥锐气，结果反而悻悻而归。杀之不能，只得把文天祥关进条件更加恶劣的牢狱之中。

　　其间，宋朝数位宰执级降臣，包括同为状元宰相的留梦炎，皆入狱中劝降。文天祥或讥、或讽、或骂，这些小人无不灰溜溜羞惭而去。特别是看到与自己同为“状元宰相”的留梦炎劝降，文天祥心中充满了不屑与嘲讽，他作《为或人赋》一诗，记载了此次“会见”：

　　悠悠成败百年中，
　　笑看柯山局未终。
　　金马胜游成旧雨，
　　铜驼遗恨付西风。
　　黑头尔自夸江总，
　　冷齿人能说褚公。
　　龙首黄扉真一梦，
　　梦回何面见江东。

　　诗之起首，文天祥点明成败不可依一时而论，胜负未终。接着，他指讥留梦炎忘大宋恩荣，没有羞耻感。第三联中，又嘲讽老留在新朝为官的洋洋得意，老不要脸。最末一联，文丞相痛斥这位“留丞相”，无颜见江东父老，认定他今日的荣华只是黄扉一梦。果然，这位老留成为“两浙之羞”，后来，在明朝数百年间，凡对姓留的考生都有一则告示：“非留梦炎子孙，方许入场！”

　　万般无奈之下，忽必烈甚至派被俘的宋恭帝也亲自劝降。文天祥耸然动容，起身行礼，口中连称“圣驾请回，圣驾请回”，使得年少的宋恭帝根本没有劝降的机会。

　　1280年秋，在大都监牢的文天祥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柳娘还活着，大英雄悲不自胜，泪下如雨，写信给家人道：“收柳女信，痛割肝肠！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一纸书信，泪痕斑斑，竟不能写完。骨肉至情，相比为国家为民族殉身立节，仍旧在文丞相心中退而居其次。当然，草木非是英雄心，文天祥为此作《得儿女消息》一诗：

　　故国斜阳草自春，争元作相总成尘。孔明已负金刀志，元亮犹怜典午身。
　　抗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元朝官员一直封锁文天祥与家人的书信往来，之所以允许其女儿柳娘写信，无外乎是为了以骨肉亲情动摇文天祥的心志。但是，文丞相在诗中表示，虽然孔明（诸葛亮）未能复汉（“金刀志”即兴复刘氏之志，“刘”字繁体拆开后是“卯金刀”），但元亮（陶渊明）犹怜惜自己一心向晋的声名（“典午”乃晋朝司马氏的隐指），不肯轻向篡晋的刘裕委身。为此，文天祥表明自己要做顶天立地男子汉，绝不以媚态向新朝献降。最后两句，峰回路转，英雄生悲，仍旧希望与女儿来世代再为父女，以补偿此生对她的亏欠。豪杰气短，读之使人泪下沾襟。

　　两年多时间，文天祥被囚于斗室，心志不移，并写《正气歌并序》，表露了这位“三千年不两见”的耿耿忠臣的拳拳报国忠心：

　　正气歌并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

　　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礡，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在诗中，他列举了中国古代诸多忠直臣子：春秋齐国不畏死亡直书权臣弑君的太史兄弟，春秋晋国不畏权贵直书历史的董狐，秦末在博浪沙行刺暴君秦始皇的张良，西汉出使匈奴被扣多年始终不背国的苏武，三国时大义凛然的巴郡太守严颜，西晋时以身蔽帝的侍中嵇绍，唐朝“安史之乱”抗击逆贼于睢阳的守将张巡，唐朝宁死不屈临死大骂胡贼的常山太守颜杳卿，接着，笔锋一转，他又列举怀有高洁心志的古人数名：东汉末年避乱辽东不肯同流合污出仕的管宁，誓讨篡国贼的诸葛亮，西晋击楫中流、一心收复国土的祖逖，不肯与朱粲同流合污的唐臣段秀实——所有这些仁人志士，如同支撑天地的道德巨柱，成为人生宇宙的最根本所在。所以，虽然是阶下囚，虽然是失败者，虽然是亡国臣，文天祥一腔精忠之气，千年万世，仍不断鞭策后人，使我们在这一代完人的悲歌慷慨之中，感受我们伟大民族悲壮雄烈的人格力量。

　　在《正气歌》的序中，我们可以想见那间冬冻夏蒸、秽气逼人的酷劣环境，而这位先前过惯了奢华生活的美男子能如此安之怡然。同样，笔者又想起另外一个人，明末的大汉奸洪承畴。他刚刚被清兵生俘时，也曾想学文天祥，为国死节。可是，窥视他的满人从他在牢房中掸扫衣上尘、坐立不安的举动中，认定他不能守其初衷。果然，劝降之下，生性有“洁癖”的洪大人最终没能做成“忠臣”。其实，有无洁癖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心里是否有“洁癖”，是否存有那股冲天而上的“正气”，所以，同样是朝廷重臣，同样是读书人出身，同样有过奢华放纵的青年时代，“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生死之际，人格高下立见分晓。文天祥与洪承畴，只是一念之差！

　　由于急需治国人才，忽必烈遍访大臣，多数汉人降臣仍推荐文天祥。其实，这种心理也很微妙，似乎文天祥也降了，这些民族败类从心理上能感觉自己好过些。中国文人，只有脑袋留在脖子上，就不能不思考“身后事”的问题。

　　于是，忽必烈派那位先前以福州献降的王积翁去牢狱，劝告文天祥能到新朝为官。文天祥表示：“国亡之后，我只欠一死。倘若新朝存宽容之心，使我能以道士身份返归家乡，我当可以考虑。如此，他日也可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得备顾问。如果我现在做元朝的官，平生德业，皆一丝无存，新朝又怎能容下我这种反复之人！”文天祥此时，其实是动了以道士身份回乡重新组织抗元大业的念头。但在形式上，他坚持原则，绝意不搞假降真叛那一套。

　　王积翁倒相信了文天祥一席话，朝会上，他联合十名宋朝降官上奏，请忽必烈允许释放文天祥归乡，并允许他为道士。汉奸留梦炎智商很高，十分忌讳文天祥被释。他闻奏连忙出班，奏称：“文天祥得释，必定在江南搞恢复宋国的大事，到时，置吾十人于何地！”

　　忽必烈深觉有理，便暂时压下释放文天祥的事情。隔了一段时间，忽必烈觉得文天祥始终不屈，敬佩他的人品，便又想释放他，想依此成就元朝不杀忠臣的“美名”。朝议时，曾在江西与文天祥打过仗的宰臣麦术丁（敏珠尔丹）坚执不可，认为放文天祥就等于放虎归山。

　　有归降元朝的宋人陈贯道，把苏东坡诗中好多有“如寄”二字的诗句摘录成章，汇总送给文天祥看，以示“人生如寄”，想劝文丞相明了道家的哲学内涵：人生在世，如逆旅孤客，寄宿于世间，应该要“放达“一些，也就是说，此人暗地规劝文天祥想开些，在新朝“服务”算了。为此，文丞相濡墨挥笔，写下《浩浩歌》一首，表明其舍生取义的心志。他在诗中并未直言规降者的无耻，反而从容不迫，用庄老的达生观念坚定自己不可逆转的殉国志向：

　　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秋去来传鸿燕，朝暮出没奔羲娥。青丝冉冉上霜雪，百年欻若弹指过。封侯未必胜瓜圃，青门老子聊婆娑。江湖流浪何不可，亦曾力士为脱靴。清风明月不用买，何处不是安乐窝。鹤胫岂长凫岂短，夔足非少蚿非多。

　　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不能高飞与远举，天荒地老悬网罗。到头北邙一抙王，万事碌碌空奔波。金张许史久寂寞，古来贤圣闻丘轲。乃知世间为长物，惟有真我难灭磨。

　　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梦婆，春梦婆，拍手笑呵呵。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

　　公元1282年底，有闽僧上言忽必烈，说是“土星扰帝座”。元朝诸帝皆是大迷信之人，正惊疑间，又有人报称大都以南的中山一带有人造反，自称是宋朝皇帝，拥众千人，声称要进攻大都来劫“文丞相”。此前不久，为忽必烈敛财的权臣阿合马刚刚被汉人王著等人所杀，元廷内部诸派斗争激烈。在此情况下，为防止宋朝死灰复燃，忽必烈下令把被俘的宋恭帝及宗室人员皆迁于更北的上都。然后，他招文天祥入宫，亲自做最后的劝降。

　　望着殿下面容清癯、一身囚服褴褛的文天祥，杀人不眨眼的忽必烈心中顿生敬意，他以罕有的温和语气，劝文天祥说：“汝以事宋之心事我，当以汝为宰相。”

　　“我文天祥为宋朝宰相，安能事二姓！愿赐我一死，足矣！”文天祥朗言。忽必烈叹息，仍旧不忍心不令杀文天祥，令卫士押之回狱。朝廷之上的蒙、汉各色官员皆纷纷上奏，“力赞从其（文天祥）请”。思虑再三，忽必烈终于同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至大都柴市刑场，从容就义。临刑前，由于多年被囚禁于斗室，文天祥已经丧失方向感。于是，他问观刑之人南方故国方向何在。得到指示后，他南向再拜，礼毕，他又索笔为诗一首：“昔年单舸走淮扬，万死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嵩岳风云变，气入烟岚草木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暗淡路茫茫。”写毕，他对执刀的刽子手说：“吾事毕矣”，伏首受刑。时年四十七。

　　大都观刑百姓上万，皆感动流泪。死后，刽子手发现文天祥衣带里留有一首绝命书：

　　死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以他鲜血淋漓的大好头颅，为大宋王朝划上了一个最完美的惊叹号！

我爱崔颖

泥足的巨人——忽必烈的“政治遗产”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久，历古所无。”

　　上述“豪言壮语”，是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号诏》中的一段，经汉儒文笔铺陈，意绪淋漓，气势恢宏。不似元朝之前或之后的王朝，他们的开国君主所颁布的“建国诏”虽然都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基本都是以中原为中心，囿于亚洲东部一隅。赫赫元朝，最盛时“领土”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里之巨，其势力范围东抵太平洋西岸以及朝鲜半岛，西至多瑙河河畔，南至印度洋，北达北冰洋涵括今天的几乎整个俄罗斯，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帝国。“黄金家族”的王子们，统治着大大小小无数的王国，“长生天”的福祉，瞬间使蒙古民族达至了他们荣耀的巅峰。

　　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后，攻西夏、伐金国的同时，于1219年夏天亲自统领了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兵分四路，第一路由大汗自己与幼子拖雷率领，直捣花剌子模中心城市不花剌和麻撒儿干；第二路由长子术赤带领，突往毡的和洋吉干；第三路由二儿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统掌，围攻讹营剌；第四路由大将阿剌黑带军，直扑忽毡别克纳忒。蒙古军一路势如破竹，杀人无数，各个击破，终于灭亡了花剌子模，使得其国王最后像耗子一样卑微地死于里海中一个孤岛上。三年多时间，花剌子模王国几乎所有境土（包括今天的乌兹别克、塔吉克、阿富汗、土库曼、巴基斯坦、以及伊朗、伊拉克、印度等部分地区），皆飘扬着成吉思汗的旗帜。1222年，成吉思汗自己率军东归，他的两名得力战将哲别和速不台率三万多兵士，继续往西北方向杀进，一路打败诸族部队，翻过高加索山脉，直扑俄罗斯大地。先前各怀鬼胎的基辅大公、莫斯科大公等人慌忙以“血比水浓”为号召，组成八万多人的“联军”，试图阻拦这支从天而至的风暴“黄”流。其结果，蒙军以少胜多，窝阔台像凭借他们灵活机动的“曼古歹”战术和独有的大型混合弓，杀得八万“联军”人仰马翻，“三王七十侯”，一日之内皆被斩掉脑袋，悬挂于蒙古士兵的马鞍之上成为“战利品”。杀戮抢劫之后，这支蒙军沿里海北岸返程，踏上归乡的征程。此次西征后的“分肥”结果，促成了日后蒙古“四大汗国”的诞生：成吉思汗自己统治如今的伊朗、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其长子术赤获得原花剌子模中心地区，即今天的乌孜别克中西部，由此奠基了日后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二儿子察合台占据有今日的伊犁周围地区，即日后的察合台汗国；三儿子窝阔台得到了塔儿巴哈台（新疆塔城）周围地区，即日后的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继位大汗后，在加紧灭亡金朝的同时，继续向波斯一带发动进攻，并在1236年发动了蒙古第二次西征，准备踏平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任何反抗势力。拔都率领的蒙古士兵嗷嗷狂叫着，在漫天的鲜血中，莫斯科、基辅、匈牙利、奥地利等地的“大公”们的家族又遭受了一次“血劫”。幸亏醇酒美人要了窝阔台大汗的性命，蒙古大军才结束了这次耀武扬威的第二次西征。

　　蒙古人两次西征的影响力极为深远。暂时不讲日后以中原地区为主要统治区的元帝国，仅仅金帐汗国就存在了约近三百年，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在波斯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察合台汗国也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

　　蒙古汗位，自铁木真于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八月暴死于六盘山后，暂时由其第四子拖雷“监国”（代理大汗）。铁木真共六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术赤（早死），二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五子兀鲁赤，六子阔列坚。拖了两年，窝阔台才继承蒙古汗位。窝阔台得立，主要归功于大臣耶律楚材，正是他力劝“监国”拖雷“以（铁木真）遗诏召诸王毕至”，在和林奉窝阔台为大汗。“时庶事草创，礼仪简率，（耶律）楚材始定册立仪，俾皇族诸王尊长皆就班列以拜”。窝阔台在位十二年，1241年因饮酒过度而死，庙号“太宗”。

　　窝阔台死前，本想立自己四儿子曲出的儿子失烈门为汗，但窝阔台的老婆乃马真不听耶律楚材劝谏，不遵遗诏，自己临朝称制。为此，被削去实权的耶律楚材没过几年就“以忧卒”。乃马真皇后称制掌权，宠信佞臣奥都剌合蛮，“专政用事，权倾中外”，老娘们儿竟然把盖有玉玺的空白制诏一大堆交予这个能敛财的床上相好，内容任他填，一时之间朝政大坏。

　　1246年秋，在蒙古诸王推拥下，乃马真皇后（又号“六皇后”）不得不把自己与窝阔台所生的长子贵由立为大汗，但实际的朝权仍把持在乃马真氏之手。贵由才立一年多即病死（庙号定宗）。以后的三年，“议所立未决”，蒙古汗位竟然一直是空置，“其行事之详，简策失书，无从考也。”蒙古内部肯定是上下违悖，一片大乱。

　　贵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怀抱窝阔台第四子曲出的儿子失列门临朝听政，由于厌倦了“太后临朝”，“诸王、大臣多不服”。1251年，在大将兀良合台与宗室木哥等人的推立下，蒙古王公把拖雷的儿子蒙哥拥为大汗，并追封先前死去的拖雷为帝（庙号睿宗）。蒙哥汗很有魄力，他一方面培植自己势力，以其弟忽必烈总治漠南事宜，一方面诛杀不服诸王，连定宗皇后和失烈门之母也加以“厌禳”之罪赐死，清除后患。率军猛攻南宋四川的蒙古大汗，正是这位“刚明雄毅”的蒙哥汗（庙号宪宗）。

　　宋朝钓鱼城守将王坚力战，蒙军久攻不下。急火攻心，蒙哥汗亲自骑马督战，一块炮石从城头上发下，把这位身穿黄金甲的大汗送上西天。由此，也消除了蒙古人第三次大规模西征的可能性，使得他们向西扩张的狂热终于收敛。虽然那一块棱角锋利的石块使得南宋又延长了二十年的国祚，也把蒙古汗位的继承者忽必烈的目光完全引向广袤的汉人大地。幸或不幸，天道冥冥。

　　忽必烈回蒙地后，打败了亲弟弟阿里不哥与侄子昔里吉（蒙哥汗第四子），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来，他又相继击败辽东的乃颜（成吉思汗幼子帖木格的玄孙）以及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海都至成宗铁穆耳时代，才最终被平灭），在表面上基本维持了自己对蒙古各部的至尊地位。

　　1271年，在汉臣的鼓励下，忽必烈把蒙古国号改为“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相较前朝，秦汉“但从初起之地（而）名”，隋唐“仅即所封之爵邑（而）名”，“大元”这个国号确实大气磅礴，以北魏孝文帝改皇族拓拔氏为“元”氏又要高出一个层次。

　　“大元”军也够厉害，元朝汉将张弘范在1279年终于把宋军聚歼，逼得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南宋灭亡。

　　特别要指出的是，端掉金国和南宋的元将是汉人，军队也以汉人为主。成吉思汗攻灭诸国最盛时，手下蒙古军队也只有十来万。蒙古人西征东讨，冲杀奋战的多是被征服各族的“雇佣兵”。忽必烈获取汗位后，手下真正的蒙古族兵将也只有六七万人，其数十万大军，大部分以汉军为主。可以想见，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归西时，整个民族的总人数不过一百万，兵士的数量仅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就靠这十来万人，蒙古铁骑横行天下，称霸欧亚，建立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帝国，不得不让后人拍案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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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敛财三贼臣：阿合巴、卢世荣、桑哥
　
　　泰极否来。南宋政权终得消灭，但支撑大元帝国骇人军事行动的财源日渐枯竭。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谁就是真正的“忠臣”。

　　1279年，元朝大军把南宋送进坟墓的同时，它自身千疮百孔的财政问题，也更显突出。

　　忽必烈像忽必烈当王子时代及治国早期，对儒生比较亲近。1242年，汉族和尚海云禅师携弟子刘秉忠至漠北。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禅师回答：“宜于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忽必烈很高兴，遂留刘秉忠于身边为参谋。刘秉忠虽释门中人，却通《易经》、儒术、天文，至于地理、律历等等，无一不精。这样的人才，深为忽必烈所喜。同年，汉族儒士赵璧、王鹗等纷纷加入忽必烈幕府，为他宣讲《孝经》、《书经》等经书。特别是王鹗，乃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观。青壮年时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听王鹗授业至夜深，感慨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可见，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当时真实状态。1252年，从前仕金的汉族士大夫张德辉、元好问二人觐进忽必烈，奉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作为“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忽必烈“悦而受之”。这一举动有两种意义：其一，蒙古贵族首次显现出对儒家思想的真诚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贵族的政治保护。而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为这位蒙古王爷手下得力的参谋顾问班子。1260年，忽必烈称帝于开平，汉族谋士，特别是刘秉忠，出力尤多。无论是典章、制度、开国国号、都城兴建、官制章服、朝仪礼制，均肇自这位亦儒亦释亦道的汉族文士。当然，开国之时在“庶务”方面出力最多的，还有日后因亲家李璮造反被处死的汉人儒士王文统，“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王）文统裁处。”可见，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记相当明显。

　　为了使得以儒治国的政治方针得到贯彻和延续，忽必烈在培养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岁开始，忽必烈的独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学教育。十岁时，汉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学业。王恂不仅向真金灌输儒家传统经书，也向他宣讲“善恶得失”和亡辽亡金的历史教训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这养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纯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当然代表。忽必烈出于切实考虑，对于蒙古贵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1265年，蒙古贵族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得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许衡为安童之师，由此，安童日后也成为“儒臣”派的中坚分子。所以说，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仅仅是亡辽亡金亡宋的汉族知识分子，还包括真金这样的“储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勋贵。

　　忽必烈对儒臣特别是汉人臣士的信任危机，随着1262年山东李璮之乱的爆发而点燃。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王文统被杀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牵连。惊惶之下，汉人将领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权。由此，忽必烈心中对汉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同时，由于灭宋战争以及对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爷的挑衅，忽必烈的银库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钱，平乱要花钱，拉拢蒙古贵族血亲所支出的大笔赏赐也要花钱，因此，“财臣”日渐任用，阿合马等色目人因能够为忽必烈敛财，日渐得到宠遇，这些人也成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动权力的有力砝码。特别是随着南宋的灭亡，大元已无任何真正有力的敌对势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黄金白银，成为忽必烈最大的心头渴恋。所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敛财高手，陆续成为忽必烈的宠臣，为害二十余年，搜刮财赋，横征暴敛，搞得天下骚然。

　　其实，忽必烈本人，早期十分憎恶贪焚暴敛之徒，并因反对其兄皇“宪宗”蒙哥汗手下左丞相阿兰答儿的“钩考钱谷”而引祸上身。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公对中原汉地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远见，只知抢掠烧杀。窝阔台汗上台后，幸亏有耶律楚材上谏以收取赋税方法代替杀掠和抢夺，中原汉地人民才有幸稍得休息。1239年开始，回回巨商奥都拉合蛮买断了中原汉地的课税权，实际上破坏了耶律楚材那种较为温和的搜刮方式。而后，花剌子模大商人牙剌瓦赤和奥都拉合蛮轮流上场，主管中原财赋及庶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贵由汗死后，蒙古内部乱成一团，贵族阶层更是混水摸鱼，你捞一笔我抢一笔，对中原汉地征求财货不绝。蒙古王公对汉族士大夫不信任也不熟悉，他们只喜欢大笔大笔奉上珍稀宝物的色目商人们，依靠他们充当“经纪人”，任凭这些人到中原搜刮，只要商人能向他们交上“份儿钱”，别的一概不管。蒙哥汗继位后，在中原汉地大肆推行“包银”制度，向中原汉人按户收取“人头费”包银。在官府催逼下，汉族人民畏于杀戮，只得向色目商人借高利贷“斡脱钱”。这种利滚利的高利贷真正宰人，一锭银子，十年内可向上滚积成一千零二十四锭。家破人亡仍旧交还不起银子，大量汉人只能选择逃亡一路，田亩荒废，良家失散，四处流离。幸亏忽必烈是蒙哥汗的亲弟，他在汉人儒士建议下，得到关中、河南等中原汉地作为封地，开府求治，使广大地区得以有效治理。1254年，忽必烈又在桓州以东、滦水以北的龙冈兴建开平新城，雄心勃勃地准备放手经营中原。

　　树大招风。蒙古贵族以及色目商人这些“既得利益者”，眼红忽必烈手中的财权，纷纷在蒙哥汗面前说他的坏话，指他有不臣之念，并诬称忽必烈王府手下人“多擅权为奸利事”。蒙哥汗震怒，在削弱忽必烈兵权的同时，派出亲信阿兰答儿等人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展开“清污”运动，想验明忽必烈是否有罪。这群人如狼似虎，大兴案狱，严刑逼供，当地官员被拷打致死的就有数十名之多。汹汹逞威之外，他们还随意向当地官吏敲诈勒索，得不到钱就把人关进监狱弄死。

　　为了在中土树立更高的威望，一直居于漠北的蒙哥汗亲征南宋，一方面想彰显他的无上威权，一方面想以灭亡南宋的胜利重新树立他本人在中原以及江南的影响力。已经丧失军权的忽必烈幸亏有汉人儒士替他出主意，送妻女至兄皇处为人质以示自己无“异图”。毕竟手足情深，二人会面后，误会暂时消除，蒙哥汗也下令停止对中原一带钱谷财赋的“钩考”。

　　1258年，进攻南宋的塔察儿一部蒙军遭挫，蒙哥汗命令忽必烈重新率军征宋。转年夏天，亲征四川的蒙哥汗在钓鱼城下被一块炮石击死。他不仅没有能灭亡南宋，自己倒死在了酷热潮湿的蜀地。喜大于忧，忽必烈终于得喘一口大气，纵马飞奔，飞也似回到草原，去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

　　中国的古代政治，向来是屁股决定脑袋。位置一变，思维也随之产生变化。忽必烈坐上大汗宝位，随着国土的扩大和战争的继续，昔日对于横征暴敛的反感，逐渐为对黄金白银的喜爱所取代。泱泱大元朝，真是太需要钱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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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美女的“主人”——阿合马

　　阿合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元史》中对他早年叙述不详。从中亚、西亚的史籍研究中发现，此人是花剌子模国费纳客忒人（今塔什干），青年时代依附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父亲，得以成为皇后斡耳朵下属侍臣。忽必烈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马开始得到重用，“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掌管财赋之务。忽必烈以“龙兴之地”开平为上都，任阿合马“同知开平府事，领左右部如故”。

　　进入忽必烈视野后，阿合马很有一番作为，“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由于敛财收赋干得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事。又过两年，忽必烈下旨任阿合马以中书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全国财权皆集于他一人之手。

　　官升得快，阿合马主意也越来越多，他以屎中捡豆的认真劲儿，一会儿上奏改铸金银，一会出主意禁止太原当地人煮盐贩卖得利，苍蝇脸上剥肉，蝴蝶翅上刮粉，很得忽必烈欢心，又以他为“平章尚书省事”。

　　阿合马并非是一般巧言令色的佞臣，他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人咸称其能”。此外，阿合马有口辩，常在廷议时与丞相安童等人争论时占尽上风，口舌如簧，滔滔不绝，忽必烈“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并向忽必烈表示：“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得自择”，忽必烈允诺。这样一来，阿合马把人事大权又抓于己手。

　　至元九年，元廷并尚书省入中书省，阿合马又被任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1260年设的中书省是当时元朝中央最高的行政机关，中书令由皇太子真金担任，但只是名誉头衔，而左、右丞相之位又常空缺，平章政事实际上就是真正的中书省主管，类似今天的国务总理和首相。元朝的尚书省原先的名字是“国使使司”，类似今天的财政部，忽必烈曾把“中书六部”改为“尚书六部”，正是想突出“财臣”的重要性。阿合马倒是挺“举贤不避亲”，转年，就把儿子忽辛任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由于行事太过擅权，右丞相安童多次向忽必烈进言，皆无效用。阿合马蹬鼻子上脸，又派枢密院的心腹上奏皇帝要以忽辛任“同佥枢密院事”，想让他兼任“国防部长”。枢密院的最高官员是“枢密使”，也是真金太子挂名，所以，如果忽辛得任“同佥枢密院事”，等于阿合马让儿子掌握了元朝的军权，那样一来，忽必烈、真金父子的“家天下”，就会成为阿合马、忽辛父子的“家天下”了。

　　忽必烈这次没有同意，他把任命予以驳回，因为老皇帝深知阿合马的草包儿子担当不了如此重任，说：“忽辛连贾胡作生意的事情都不清楚，怎能负责机要大事！”（原文是“彼贾胡事犹不知，况可责以机务耶！”不少研究者望文生义或不看原文，以为忽必烈说忽辛是个“贾胡”，纵使“彼贾胡”断句，后面也连不上说不通）。

　　此后，阿合马有所收敛。随着江南收为元朝所有，阿合马为忽必烈出主意，在南宋旧境行盐钞之法，禁止官员私自买卖药材。为了最大限度征利，他又帮忽必烈设置诸路转运司，征利颇丰。高兴之余，每遇财政问题，忽必烈都会说：“此财务事，其与阿合马议之。”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对人感慨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涯、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可见，当时在元世祖心中，阿合马名列群臣中的第一。

　　大权独揽之下，阿合马“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桢、耿仁，骤升同烈，阴谋交通……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得知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和右丞燕贴木儿不买自己账，阿合马便奏称这二人擅支钱粮，很快以贪黩罪杀掉二人。

　　元朝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最早是中统年间忽必烈为了方便统治而设立的10个临时机构，当时叫“宣抚司”。行省架构是中书省的“具体而微”，正是中书省向全国的权力延伸，下辖路、府、州、县，近乎封建，权力很大。现在的“省”，正是由当年忽必烈的“行中书省”转变而来。

　　元廷宿卫中级军校秦长卿深知阿合马奸谋，“慨然上书发其奸”，被阿合马立即下令逮捕入狱，酷刑折磨而死。秦长卿上告信中有两句写得特别好：“现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

　　纵观阿合马搜刮手段和内容，无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滥发交钞。忽必烈继位后，所颁定的中统交钞是以丝为本，交钞二两合银一两（银五十两为一锭）。1261年底，发行中统元宝钞，分为十等，以钱为准，一千文钱（一贯）相当于一两交钞。南宋灭亡后，元朝用中统钞倒换南宋的会子、交子，使币制达成统一。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阿合马大权在握后，为了敛财，滥发钞币，自1276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都是大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如此，势必造成“物重钞轻”，最终使得“公私俱弊”，使元朝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混乱。其二，阿合马大兴“理算”（又称“打勘”、“拘刷”），以检查清理政府财政收入为名实现敛财目的。其实，反贪反贪，越反越贪；理算理算，越理越乱。理算之法使得元朝各级官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最终吃大亏的还是基层官员和平民百姓。其三，阿合马大搞官卖垄断，对银、铁、盐等实行垄断权，又命官府括民铸造农器，使得农器品质相当粗劣又价格昂贵。同时，他巧立名目，增加各种税目，任意提高税金，甚至连死人也要收丧葬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无后来者。

　　阿合马致怨满天下，竭力排毁汉法以及儒士，使得儒臣与太子真金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只要老皇帝忽必烈在位一天，真金太子不敢拿他怎样，最多是“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有逸史讲真金太子曾在朝上当面殴打阿合马，似乎不是实情。真金自幼受儒家教育，温良恭俭让，不可能在父皇面前做出如此“失礼”的举动。

　　对于阿合马被杀的过程，《元史奸臣传》中这样写：

　　十九年三月，世祖（忽必烈）在上都，皇太子（真金）从。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会妖僧高和尚，以秘术行军中。无验而归，诈称死，杀其徒，以尸欺众，逃去，人亦莫知。（王）著乃与合谋，以戊寅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诣中书省，令市斋物，省中疑而讯之，不伏。及午，（王）著又遣崔总管矫传令旨，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以是夜会东宫前。（张）易莫察其伪，即令指挥使颜义领兵俱往。（王）著自驰见阿合马，诡言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阿合马遣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关，北行十余里，遇其众，伪太子者（王著徒众）责以无礼，尽杀之，夺其马，南入健德门。夜二鼓，莫敢何问，至东宫前，其徒皆下马，独伪太子者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王）著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继呼左丞郝祯至，杀之。囚右丞张惠。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官皆遥望，莫测其故。尚书张九思自宫中大呼，以为诈，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遂持梃前，击立马者坠地，弓矢乱发，众奔溃，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王）著挺身请囚。

　　《元史》的《裕宗传》中也记载：“盗（指王著一伙人）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种种记载，都讲真金太子与阿合马被杀案无牵涉。但是，“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是盖当时史臣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之尔”。其实，杀阿合马的真正幕后指挥者，肯定是真金太子及其汉人高级幕僚，否则，张易那么一个枢密副使级的高官不会参加此事（虽然《元史》称其是被“矫旨”所骗）；王著一个千户，也没那么大能耐熟门熟路计划周详地杀掉当朝宰相。

　　真金太子之所以下决心杀阿合马，也与这位权臣先前诬杀御史中丞汉人崔斌有关。崔御史曾上章弹劾阿合马，阿合马很恼怒，便公报私仇，把崔斌排挤出中央后，仍然捕风捉影寻个罪名置崔御史于死地，使得太子及其手下诸臣忍无可忍。所以，王著等人挺身而出，杀阿合马事成或不成，均不会真正把真金牵入案中。

　　大都乱起，中丞也先帖木儿跳上马，“驰奏世祖”。当时忽必烈正驻跸于察察脑儿，距上都不远。听闻自己手下“财神”宠臣阿合马被杀，“闻之震怒”，即日回到上都宫城，下令枢密副使孛罗等人率兵飞奔大都，“讨为乱者”。

　　阿合马已死，王著被擒，剩下的高和尚等人本来就是棋子，很快被悉数擒获。此时，忽必烈并没有意识到阿合马之死是真金太子及其汉人幕僚策划，还令太子名义上主持会审王著案件。当然，太子本人不办案，实际的主审官是孛罗。

　　孛罗不傻，自然不会跟“储君”真金过不去，加上他自己也憎恶阿合马的跋扈，心中对这位回回人的死亡，只有暗喜而已。

　　案件迅速得以审结，“诛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杀张易。”“醢之”，即把尸体剁成肉酱，此诏肯定是忽必烈亲自指示，可见当时他对宠臣被杀一事的悲愤。而且，张易是否主动有预谋参加杀阿合马行动，并无确凿实据，杀掉如此高级别官员，实是老皇帝震怒下的诏令。

　　王著临刑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要仁得仁，可见王义士事前早已作好舍生取义的心理准备。王著被杀时，还不到三十岁。

　　阿合马死，忽必烈“犹不深知其奸”，估计只是知道这位宠臣贪污多，念其旧功，下令中书省不要深究他的家人。待孛罗面见汇报工作，忽必烈询问案件详情。孛罗对王著、高和尚等人之事简略带过，倒大谈起审案间“讯得”的阿合马罪状情实。所谓“墙倒众人推”，阿合马已死，孛罗在推审中又深刻感觉到太子真金的倾向性，自然把阿合马多年来的所为“实话实说”。这可不得了，听完整件事情后，忽必烈激恼无比，拍案大怒：“王著杀掉他，干得好啊！”

　　于是，忽必烈下诏严审阿合马案，一定要把阿合马党人都从朝中清出。

　　抄家之后，金山银山不说，阿合马家里有小妻五十人，侍妾四百多人。四五百美女，日御一人，这位西域回回一年也轮不过来。生于花剌子模的阿合马吃羊肉长大，荷尔蒙水平高，性欲浓，加之印度、波斯等地的动植物春药，使得他权力欲以外又添勃勃的性欲。其实，权臣家中的金银美女不会招致忽必烈恼恨，阿合马最主要的罪状如下：

　　其一，阿合马爱妾有一人名叫引住，家里私藏两张鞣制过的人皮，全须全尾，“两耳俱存”，审问半天，也不知受害者是谁，引住招供说：“诅咒时，置神座其上，应验甚速。”其二，一位陈姓画师为阿合马画两幅帛画，“画甲骑数重，围守一幄殿，兵皆张弦挺刃内向，如击剌之为者。”其三，有位名叫曹震圭的人为阿合马“推算”过生辰，妄言休咎。其四，算卦人王台判为巴结阿合马，妄引图谶，称其有九五吉相。

　　忽必烈作为笃信密宗和萨满教的蒙古人，最相信“怪力乱神”，认定阿合马有诅咒自己早死之事。于是，在下令把四个人剥皮以外，又下诏捕诛阿合马在朝中位列大官的子侄，没收全部财产。这还不解恨，忽必烈命人把阿合马尸体从坟墓中挖出，在通玄门外戮尸，然后纵放皇家猎狗群扑而上，把阿合马尸身吃得一块不剩。“百官士庶，聚观称快。”

　　此次交手，真金太子派获得胜利，“沙汰省部官阿合马党七百十四人，已革者百三十三人，余五百八十一人，并黜之”，“置黑薄以籍阿合马党人之名”。由此，阿合马家族不仅灰飞烟灭，其党羽也皆上了“黑名单”，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势。

　　飘飘然之余，真金太子及其幕僚忽视了一个事实：阿合马擅取敛财近二十年，没有忽必烈背后撑腰，他可能这样为所欲为吗？行事太过，老皇帝能不产生想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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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无忌惮的短命鬼——卢世荣

　　卢世荣是出生于大名府的汉人。阿合马掌权时，卢世荣行贿得官，为江西榷茶运使。贪污了几年，被人告发丢官。

　　阿合马被杀后，元朝大臣“讳言财利事”，朝廷收入大减，使得忽必烈日感不悦。畏兀儿人桑哥时任总制院使，就向忽必烈推荐卢世荣，说此人“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忽必烈亲自招见卢世荣，“奏对称旨”。老皇帝不放心，让卢世荣与右丞相和礼霍孙当朝廷辩，“论所为之事”。卢世荣乃阿合马爪牙，巧言能辩，又精熟蒙古语，在辩论中滔滔不绝，说得和礼霍孙及右丞麦术丁等人理亏辞穷。老皇帝看在眼中，喜在心里，立命他为尚书右丞，并罢去和礼霍孙的右丞相职位，起用先前被阿合马排挤出朝的安童为右丞相。安童平定西北诸王之乱时，因蒙古贵族内讧被当作俘囚送往叛王海都处，此时被放还不久。

　　安童回朝后，虽然他属于真金太子的儒臣派，也感受到老皇帝对钱财的渴恋，于是他“配合”卢世荣一起进行经济改革，整治钞法，禁止私下贸易，并对金银重新定价。

　　说句实话，卢世荣所采取的措施，起初非常有利于民，诸如减免江南农民的租课，给内外官吏适当加俸，收赎江南失业贫困人民因贫困而卖出的妻儿，免除民间包银三年，等等。不久，针对钞法虚弊，卢世荣又提出要仿习汉唐两朝，在天下括铜铸至元铜钱，并在国内推行新的绫券，与纸钞同步使用。看到卢世荣献上的崭新绫券样币，忽必烈大喜，马上说：“便益之事，当速行之。”

　　见忽必烈如此支持自己的“改革”，卢世荣胆量倍增，脑子天天转得飞快，不久又上奏新的经济改革方案：

　　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今国家虽有常平仓，实无所畜。臣将不费一钱，但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国家虽立平准，然无晓规运者，以致钞法虚弊，诸物踊贵。宜令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又，随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经纪人），六为官吏俸。国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馈，惟资羊马，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骨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

　　忽必烈闻奏，连连点头称善，尤其卢世荣所奏出官钱买马让蒙古人蓄养而后政府收利一事更是赞赏有加，“此事亦善，太祖时欲行之而不果，朕当思之。”

　　听皇帝如此说，卢世荣喜出望外，忙叩头言道：“为臣行事，多遭人嫉恨，日后必有上言说臣坏话的人，为臣十分害怕，请陛下做主。”

　　忽必烈闻言，忙为卢世荣打气：“你别害怕朕对你有什么不利，还是小心爱卿你自己的饮食起居吧。善跑猎犬，狐狸肯定不喜欢，主人又怎能不喜欢！爱卿所行之事，皆出自朕意。现朕为你增加从人侍卫，爱卿可小心自卫门户。”不仅言语上支持，忽必烈还亲自下旨安童给卢世荣增派侍从，可见这位财臣当时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

　　卢世荣为了增加自己在朝廷中的力量，奏升六部为二品官衔。而后，忽必烈又依从卢世荣所奏，罢停行台，并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兼任钱谷财赋之事。不久，卢世荣又设立“规措所”新机构，选取的官吏皆是些“善贾”的买卖人。忽必烈阅奏，不清楚“规措所”这个新增的秩五品机构是干什么的，卢世荣忙解释说此所用以“规画钱谷”。老皇帝立刻批准成立。

　　得寸进尺之余，卢世荣又上奏：“天下能理财者，从前皆奔走于阿合马门下，现在他们都被划入黑簿中，怎能因一人之故而尽废其才。为臣我想从中择选一些有用之人，又怕有人说我是任用罪人。”

　　忽必烈觉得卢世荣言之有理，表示“可用者用之”。

　　于是，昔日与卢世荣同甘共肥的一帮阿合马死党，纷纷得到重新的擢用。

　　卢世荣的理财改革，真正实施之后，好多事情根本行不通。皇太子真金就明白表示反对，“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卢世荣）实国之大蠹”。

　　从前推荐卢世荣的桑哥，听闻真金太子如此说，也急忙中止了与老卢的密切联系。

　　忽必烈对卢世荣百依百从，“你办事，我放心”，于是老皇帝又去上都巡游。元朝在忽必烈时代实行两都体制，一般来讲，每年三月份至九月份，忽必烈住在上都（开平），其余时间，则居于大都处理公务。这种体制，取源于辽朝皇帝的五都“纳钵”（捺钵）。由于同为游牧民族，蒙古人把契丹人的这种四季纳钵制加以引用，只不过是由“五都”改为“两都”。满清帝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也类似这种“两都制”。

　　“（卢）世荣居中书（省）才数日，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视丞相犹虚位也。”大臣有人与卢世荣意见稍不合，即被诬“废格诏旨”，旋即被杀。如此一来，“朝中凛凛”，丞相安童等人见卢世荣作为一个汉人，如此擅权越职，非常不满。而且，“经济改革”实施数月，安童等人发现根本不起效应，怕日后对自己有所拖累，就派御史上章弹劾卢世荣，罪状大抵如下：

　　“（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三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令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令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若不早为更张，待其自败，正犹蠹虽除而木已病矣。”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御史大夫转呈的奏状，自然非常恼怒，即日派人带诏旨命右丞相安童召集官员大臣，研究对卢世荣的弹章。而后，又命人把卢世荣押上都审讯。

　　经过审讯，卢世荣主要罪状如下：第一，不经丞相安童同意，私自支钞二十万锭；第二，擅升六部为二品；第三，未与枢密院商议，擅自征调行省一万二千人置济州；第四，擢用阿合马党人，害公扰民。

　　元大都平面复原图不久，皇帝和众臣廷对时，已为犯人的卢世荣在忽必烈面前“一一款服”，其实，他这招儿装可怜也是想自揽责任为老皇帝“遮丑”，因为他罪名中的第二项和第四项都是忽必烈照准的。别说，这招儿起先还管用，忽必烈没有立即杀掉卢世荣，只是下命：把他收押下狱。

　　由于得知真金太子深恨卢世荣，推荐老卢上台的桑哥也“钳口不敢言”，没有“挺身”而出搭救老卢。

　　延至年底，忽必烈见敛财无方，愈想愈气，就问身边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看法。大臣自然厌憎这位敛财损人的汉人，忙回禀说：“近日听新入中书省的汉官议论，他们说卢世荣已经认罪，件件罪名属实，却仍旧被养在监狱里，白白浪费粮食。”

　　又老又胖的皇帝闻言很是上火，立刻下令把卢世荣押到闹市开斩，并派人把老卢一身上下百多斤肥肉割下，带到御苑去喂驯养的飞禽和水獭。

　　阿合马便宜了狗肚子，卢世荣养肥了禽獭，二位“财神爷”的下场真可谓殊途同归。但阿合马荣华富贵十九年，卢世荣从上台到被处死才一年的时间。

　　卢世荣被逮治，也触发了元廷中儒臣和财臣之间的更加尖锐的矛盾。相互斗争之下，真金皇太子反倒成为牺牲品。真金太子生母察必在1281年病死，忽必烈便于两年后立弘吉剌氏南必为皇后。由于年岁已高，忽必烈非重大事不见群臣，南必皇后频频现身。为此，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曾经有人封章上奏：“帝（忽必烈）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南必）不宜外预。”此种腐儒之见，在从前的汉族朝代尚可容忍，但对于蒙古帝王来讲，却是令人大恼火不可恕之事。

　　阿合马党羽塔即古等人得悉此事后，认为有私可乘，便借理算为名突然封存御史台奏章，把此事上报给忽必烈。

　　老皇帝一直担心自己被架空，听说有人要自己禅位于太子真金之事后，怒火攻心，立刻派人前往御史台查阅奏章。眼见纸包不住火，御史大夫月律鲁只得急忙向丞相安童求救，于是二人入宫面见忽必烈请罪，把事情原委一一奏明，并指出塔即古本来就是阿合马的奸党，想搞出事端来陷害皇太子。经心腹大臣一番解劝，忽必烈怒火稍息。但是，皇太子真金因数日忧惧，身体抵抗力奇差，不久即染病而亡，年仅四十三岁。元成宗继位后，追谥真金太子（自己父亲）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所以，元朝朝廷内儒臣派虽然取得暂时胜利，却丧失了他们的领军人物皇太子，损失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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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树“功德碑”的吐蕃人——桑哥

　　桑哥，吐蕃人，其发迹之始，“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是个有语言天赋的“高级翻译”。当然，在元朝仅仅是个“舌人”翻译是混不出名堂的，即使是会造抛石机的“高工”，攻城缺材料时也会被蒙古人扔入濠沟充当填充物。桑哥之所以能接近帝室，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是蒙古国师胆巴的弟子。

　　胆巴之名，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但在元朝时，他的大名仅次于八思巴。胆巴本人是“法王上师”萨班的高徒，中统年间（也可能是圣元年间）由帝师八思巴推荐，得以面见忽必烈，得到信任，奉诏居于五台山主持佛事。由于他名气大，常往来京城间，为蒙古王公们授法灌顶，加上他能以藏药治病什么的，很受器重。胆巴的相貌很特别，长有两颗大而长的暴牙，露于齿外。这种大眦牙，在当时蒙古人眼中都被视为“异相”。这哥们一张大脸虽然有些像鼹鼠，为人却很正直。

　　至于桑哥，由于一直“狡黠豪横”，胆巴对这个徒弟日益生出反感，斥责并与之疏远。但是，桑哥“好言财利事”，正得忽必烈欢心，先把他升为“总制院使”，类似今天“宗教事务局”的主管，“兼治土蕃之事”，又有治理藏地的实权，地位越来越高。他入相后，向忽必烈进谗言，把胆巴国师外贬，一会把这位高僧贬往临洮，一会儿又把他流往潮州，很想在途中使胆巴劳累得疾而死。

　　恶徒欺师，从此即可看出桑哥卑劣的人品。不过，胆巴命大，桑哥被诛后，终于活着回到大都。

　　其实，阿合马、卢世荣被诛后，忽必烈也意识到儒臣的重要性，并任命程文海（字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派他到江南招募汉族名儒。

　　台臣对奏，表示说程文海是“南人”，年纪又轻，“不可用”。忽必烈大怒，叱责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以此，忽必烈也想平衡西藏色目“财臣”和汉人儒臣在朝中的政治势力。

　　行诏江南时，忽必烈一改昔日蒙古文书，“特命以汉字书之”。

　　程文海此次江南之行收获颇丰，为元朝网罗招致了叶李（曾在南宋上书指斥贾似道）、赵孟（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等二十多位名儒，惟独南宋旧臣谢枋得坚守臣节，力辞不至。

　　汉人儒臣虽得任用，儒户御役也得减免，但元朝兵戈繁兴，维护帝国如许大的摊子，没钱万万不行。于是，吐蕃人桑哥又被忽必烈当作新一位“财神爷”。

　　公元1287年初（至元二十四年），在麦术丁建议下，忽必烈任桑哥和铁木儿为平章政事，重新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更定钞法，在朝境内颁行“至元宝钞”。

　　桑哥这位吐蕃人翻脸不认人，上任后首先检核中书省账目，查出中书省“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时任尚书省平章的麦术丁自认倒霉，只得“自伏”，心中暗悔日前荐引桑哥当“理财”大臣。于是，桑哥雷厉风行，在省部及各地大行“钩考”，当众命从人殴打汉族大臣，杀了不少与己议不和的人立威。

　　由于桑哥敛财有道，为元廷在半年多时间内增加了不少收入。汉人左丞叶李等人希旨，上奏忽必烈认为桑哥应该任“右丞相”。所以，同年十一月，元廷就诏任桑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桑哥乘机又擢升了好几个私人党羽。

　　纵观桑哥的“经济改革”措施，其实与阿合马如出一辙。其一，“以理算为事”，设征理司这样的新部门，对江淮、四川等六个行省财赋进行理算，“钩考”地方仓库，大肆搜刮，“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而避之”，天下骚然。其二，更定钞法，发行“至元宝钞”新钞。新钞折中统旧钞一贯文折五贯文。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增加课税，盐引由三十贯增为一锭，茶引由五贯增至十贯，商税方面更是大幅增收，江南地区增至由先前十五万锭至二十五万锭，内地由五万锭增至二十万锭。“世祖（忽必烈）皆从之”。

　　其实，桑哥“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钞法”，原意是想“新者（至元钞）无冗，旧者（中统钞）无废。”但岁赐和饷军等事皆以中统钞为准。百官会议时，桑哥等人提出“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众人唯唯之时，新入朝的赵孟年轻气锐，高言道：“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又二十年后，至元钞必复如中统（钞）。使民计钞（以钞额数量）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相比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值），虽升降有实，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钞额）断人死命，似未可也。”这位宋朝王孙以刑名说事，实际上是他已经指出了桑哥“钞法”的虚弊。

　　大臣中有人为巴结桑哥，又欺赵孟是新入朝的“南人”，厉声指斥说：“现在朝廷推行至元钞，所以犯法者以此钞来计赃论罪，你这么一个黄口孺子，怎敢有异议，难道是想阻碍至元钞的颁行吗？”

　　赵孟气势仍盛，据理力争道：“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我此来乃奉诏参与议论，不敢不言其真。今中统钞虚，故改（为）至元钞，如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您不与我相较财理，而空口陵蔑，可乎？”一席话，说得对方愧然而退。虽如此，蒙汉色目大臣皆知桑哥有忽必烈撑腰，基本没什么人出头对“新法”说不字。

　　“桑哥即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宣其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忽必烈）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所以，桑哥专政后，“组织部”归于“财物部”，又兼“国务院”功能，桑哥把朝廷当成了市场，官位当成了商品，卖官鬻爵，肆无忌惮。

　　当婊子不忘立牌坊。为相两年后，他差使手下谄谀小人上“万民书”，要求元廷为桑哥“立石颂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对这个能为他敛财的“大狼狗”很支持，吩咐说：“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为此，翰林院蒙汉高手奋笔疾书，详列桑哥功德，在中书省府院前坚立一巨石，上题“王公辅政之碑”，规模还不小，“楼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类的鲜红涂料，在此名词动用，是讲元廷在“桑哥辅政碑”的大石头外面又盖了色彩鲜艳的宏丽阁子，雕镂精细，惟恐内外不知桑哥的“政绩”。

　　折腾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后，还是赵孟对忽必烈的高级侍卫彻里（奉御官，“怯萨”的一种）讲：“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赵孟一番激励，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猎心情好的机会，彻里纵言桑哥误国害民，“辞语激烈”。起初，忽必烈闻言即大怒，责斥彻里“诋毁大臣”，命令左右卫士猛搧彻里嘴巴，“血涌口鼻，委顿地上。”稍停，忽必烈又问彻里是否知罪，彻里“辩愈力”，朗声言道：“为臣我与桑哥无任何私怨，现不顾生死揭发他的罪状，实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谏，奸臣何得而除，万民何得而息！”

　　闻此言，忽必烈沉吟。随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贵族也里审班、也先帖儿等人见状，也一同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忽必烈还是不大相信，急召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来问情实。不忽木在行宫营帐里见皇帝，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如不诛桑哥，恐此人将为陛下深忧！”在场的贺伯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见这么多蒙古贵族指斥桑哥，当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统治，忽必烈就下决心把“财神爷”送入阎罗殿。于是，他下诏御史台及中书省辩论桑哥之罪，并命人毁弃“桑哥辅政碑”。

　　怯萨，从职责看仅仅是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诸王贵族身边皆有“怯萨”。与历朝历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萨”源由蒙古旧制，其组成人员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贵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长官子弟。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贴心人，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宫廷内事务，基本把太监该干的活计都干了，这也是有元一代没有太多宦官乱政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萨不仅仅是充当皇帝禁卫军那么简单，他们常常出任地方高级官员，或口含天宪巡视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萨入仕”这个名词。当然，“怯萨”到了元朝后期，滥竽充数者不计其数，只要花钱就能买这个“身份”。忽必烈时代，怯萨可说是除亲王、嫔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员，所以赵孟才激身为怯萨的彻里前去说服忽必烈。如果换了汉人官员在忽必烈面前讲正当红的桑哥坏话，估计会立时被砍掉脑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财竟然“半于大内”，皇帝首富，他第二。

　　几个月后，元廷有诏斩这个吐蕃人于闹市。金山银山，地狱里也享受不到分毫。恼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彻里到江南行省，把桑哥的妻党要束木以及忻都、王巨济等党羽押还大都，审问之后，均送闹市开斩。

我爱崔颖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
　
　　忽必烈继位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1282年进攻占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时，元军又试图征服流求（台湾）。所以，海上扩张，是忽必烈中后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些进攻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1、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二次海上远征，不得不先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今朝鲜釜山以西的马山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交待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朝）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应该交待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著“三韩”种，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张口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射猎场，每每满载而归。被逼无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交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乖乖当孙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籓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王倎在蒙古呆过，深知蒙军的实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他当“国王”后，对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贡不说，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贡奉，自己改名王禃，顺便通报忽必烈。九年后，高丽内乱，大臣林衍废王禃拥立其弟王涡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军入高丽，拥王禃复位。感激之余，王禃谨修贡献，恨不得把自己卖了也送往大汗处。他派儿子王愖等充当人质之余，又乞求忽必烈“赐婚”。见王禃如此恭顺，忽必烈大喜，于1274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这位公主命好，刚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国继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变成了王后。通过裙带，低三下四的高丽小国王终于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他才敢在与元朝官员见面时“分庭抗礼”。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达鲁花赤”，见高丽王时都是坐上首。以后，高丽王知道当“女婿”的好处，王璋、王焘等国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圣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柔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宝，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帝王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全然露于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于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攻日本的“战绩”，《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蒙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一当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日本这个国家挺有意思，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良好实验场。七百多年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又让日本人开了眼。不知日后它是否还会有这样被“试验”的好机会。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这疙瘩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像也不咋地，獐头鼠目，个头比蒙古人还矮。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博多湾。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元贼谋取日本》，郑思肖）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请自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丝万缕，“廷议姑少缓之”。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此外，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来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还是一个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他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阴历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蒙古将忻都贪功，自忖轻舟熟路，首先从合浦起航，拥千艘战舰打下壹岐岛。然后，他也不等江南军的到来，径自扑向博多湾。但是，元军忽然发现日本人早已在沿海滩头砌筑了层层石坝，战舰根本靠不了岸。无奈，元军只得强攻志贺岛，得手后却无任何便宜可占。由于补给困难，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岛，与范文虎的右路军会师，伺机再战。

　　范文虎方面，元军的“总司令”阿剌罕病死，军中无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专军政，不待新任“总司令”阿塔海到来，发号施令，过足了“一把手”的瘾。这位老范，乃南宋大奸臣贾似道的女婿，是个人品超差的“百败将军”，忽必烈选他当“副总司令”，其实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诸将陛辞时，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忧之，恐卿辈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轻之。”

　　所以，战争真正开始后，由于无所统领，诸将确实心怀鬼胎。范文虎草包自不必说，高丽将金方庆与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贪功冒进之辈，没有一个能主持大局。双方合军后，进屯五龙山（今日本佐贺县西北伊万湾）。如果当时元军立刻进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计日本现在就是中国的日本省或海东省或东瀛省了。正是由于诸将意见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说，加上江南军远航疲惫，确实也要休整一下。

　　日本人方面，也是听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头祈祷上天。

　　八、九月间本来就是刮飓风的季节，虽然有将领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听。当时，海上“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琉璜气”，飓风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为“保险”起见，他们还下令诸将把海船结扎在一起。这种联船法，对付一般的海风还尚可，遇到飓风，就等于是为自己做好了“连锅端”的物质准备。对于台风、飓风的心理准备欠缺，范文虎方面，这个草包还可原谅；但忻都上次吃过一次大亏，估计这蒙古人脑满肠肥喝酒太多，没长什么脑子，竟然也好了伤疤忘了痛。

　　于是，一夜飓风来袭，元军大小船只倾覆殆尽，特别是高丽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时为了省工采用“鱼鳞式”结构，大浪拍击即碎。范文虎江南军的战船质量不错，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风，也十损八九。“军士嚎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等人也落水，被手下救起。

　　捡得一命后，元军诸将想到的只有两个字：逃命！“（范）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只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也就是说，元军虽被淹死万人，其实由于水营靠岸，剩下的人还不少。如果以破釜沉舟之心背水一战，结果还真不一定。

　　诸大将虽然逃跑，元军士卒多有战心，推一名“张百户”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由于人多食乏，元军体力消耗很快。大家于是伐木造船，准备乘这种“临时”船逃回。

　　风息之后，日本人来了精神，特别是“神风”再临，小矬子们觉得天神青睐，挥着大刀嗷嗷冲杀过来。元军体弱力疲，大部分战死，最终剩下两万多人，皆为倭人所俘。

　　于是，这大群元军俘虏被押至八角岛依次甄别，凡是蒙古人、高丽人、北方汉人，皆就地杀头，只留下几千新附军，倭人认为这些江南人是“唐人”，“不杀而奴之”，充当奴隶使用。

　　范文虎、忻都等人将残军回合浦，上报忽必烈说途中遇风，数将不听节制，暂时回军，隐瞒大败的实情。

　　不久，被倭人俘为奴隶的江南汉人于阊逃回国内，尽报实情，忽必烈这才得知，他的征日十万大军被范文虎等人皆弃于波涛狂浪之间，“得还者三人耳”，这三个人还在“青史”中留下姓名：于阊、莫青、吴万五。

　　此役，日本人称之为“弘安之役”。

　　忽必烈吃了如此一个大哑巴亏，很想三征日本。但不久元军发动对占城和安南的战争，内部儒臣派、财臣派内斗激烈，出现了阿合马被杀事件，使得元世祖暂时不得不放弃重新组织大规模的攻倭战争。至元二十年后忽必烈数兴征倭之意，皆半途而废。这种尴尬结局，正应了范文虎等人启航前翰林学士王磐的一番谏言：“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不武，不胜则损国威。”

　　奇怪的是，范文虎事后并未受严惩，罢职而已。至元二十年，忽必烈还让他“立功自赎”，在扬州整治军械操练人马。

　　日本方面，举国若狂。“神风”两次救了日本，倭人们的脑袋瓜里再次使“神国”的理念悲壮地扎下根，觉得他们的蕞尔小岛是“天照大神”最眷顾的“神土”。这种盲目的“理念”，让他们的头脑一烧再烧，直烧到丰臣秀吉时代敢于主动出击明朝的藩属朝鲜。二战最后关头，日本人把他们最后的自杀性攻击飞机也命名为“神风”，透露出绝望中残存的希望。

　　宋遗民郑思肖听到元军败讯，仍旧大喜，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此诗的前序简明扼要，除数字有出入外，简捷明了地勾勒了元朝二次征倭的史实：

　　“元贼闻其富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办舟舰往攻焉，欲空其国所有而归。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贼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只，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筑土城驻兵对垒。晦日，大风雨作，雹大如拳，船为大浪掀播沉坏，鞑军半没于海，船仅回四百余只。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无船渡归，为倭人尽剿。山上素无人居，唯多巨蛇，相传唐东征军士咸陨命于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髅山。”

　　此诗开头，即讲明倭国乃远方九夷之一，又相隔大海，不易攻取：“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飞宇。”在描述倭国道远国瘠之后，诗人笔锋一转，指斥犬羊（元朝统治者）欲心过炽，徒取污辱与失败：

　　“厥今犬羊贪犹炽，瞠目东望心如虎。驱兵驾海气吞空，势力虽强天弗与。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犬羊发怒与天敌，又谋竭力必于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并户抽厂语。凶焰烧眼口竟哑，志士闷闷病如蛊。”

我爱崔颖

3、西南森林的泥沼——安南战场的狼狈

　　安南，乃古交趾地。秦朝统一时，势力范围已经从今天的广东广西延伸至安南。秦亡后，秦朝的南海尉赵佗对交趾发动进攻，“击并之”。汉朝时，交趾成为正式的郡。征侧姐妹叛乱，大将马援（马革裹尸那位爷）率军击灭之，并立铜柱纪功标界。唐朝时，交趾归岭南节度。至宋建国，敕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三世之后，其臣李公蕴纂位，宋朝做顺水人情，封李公蕴为交趾王。李氏安南共传八代，至李时，他的女婿陈日煚推翻老丈人的李氏王朝，自己为王，进入陈氏安南时代。

　　蒙哥汗时，忽必烈带领众将平定大理后，留大将兀良合占“攻诸夷之未附者”。这位元将能战，见所遣信使未返，便在1257年秋发大军进攻安南。时值蒙古兵盛锐之时，双方甫一交手，“交人震骇”，水陆军大败。蒙军杀人无算不说，又缴获大量战船，一鼓作气，直入安南国都。国王陈日煚篡国在行，打仗不是很行，撒丫子就跑到海岛上躲避元军。蒙军入城后，发现先前所派的两个信使被安南人关在狱中，“以破竹束体入肤”，其中，一个人已经被折磨至死。蒙古人最不能忍受“杀使”之辱，马上做出他们最本能的反应：屠城。大杀九天后，“以气候郁热，乃班师”。行前，又派二个信使持信招安南国王归降。

　　陈日煚回到国都，见满城死人，宫殿尽毁，悲愤至极。不过，他再不敢杀使，只是派人把两个元使捆上遣送出去。

　　经过这次打击，陈日煚受刺激不小，转年即传位于自己的独生子陈光昺。陈光昺知道蒙古人不好惹，主动派人向蒙古纳款。

　　忽必烈即汗位后，马上派出使臣往谕安南，封陈光昺为安南国王，并准许其“三年一贡”。果然，时隔三年，忽必烈十分“惦记”安南，降诏其国，让安南国王每三年都要晋献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犀角、象牙等物品，并要各选儒士、医人、巫师及“诸色人匠”各三人。同时，忽必烈又派讷剌丁佩虎符充当“达鲁花赤”去监察安南。陈光昺惊畏之余，派人带大量方物贡献，但上书请求忽必烈免索儒士土匠等人。忽必烈“答诏许之”，随即想出更为苛刻的“六事”：一、君长亲朝（国王亲自入都朝见）；二，子弟入质；三，上呈编民户籍；四，出军役助蒙军攻伐；五，输纳税赋；六，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除此而外，忽必烈还要安南进献巨象数头。

　　安南国王很恼火，受诏时只是一揖而受，并未跪拜。同时，他采用一个“拖”字诀，除贡献土产外，“六事”之中其它过分的要求一概敷衍，并声称象奴恋家，故而大象也不能及时贡献给元朝。反正天高皇帝远，当时蒙古人又忙于攻伐诸国，安南人事情能拖就拖，东西能不给就不给，并于至元十二年上表，“请罢本国达鲁花赤”。

　　忽必烈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严诏安南依“六事”行事。

　　圣元十四年，安南王陈光昺病死，世子陈日烜继位。元廷知悉后，马上遣使臣来。

　　陈日烜态度很恭敬，亲自到驿馆奉迎国使，拜读诏书。元使柴椿很不客气，对他说：“汝国内附大元二十余年，六事从未毕从。如果你不入朝面君，马上修城整军，以待大元天军来讨！”陈日烜很会装可怜，哀乞道：“先君弃世，我初继位，闻皇帝诏书来，喜惧交集。我生长于深宫之中，不习乘骑，不谙风土，如果上路往朝皇帝，恐怕会病死在路上。希望您回京转达，我们一定按时贡献异宝奇珍。”柴椿不听这套，严斥道：“宋主（被俘的宋恭帝）年未十岁，亦生长于深宫，如何能亲至京师！我等此事，只为召你入京，非为珍宝而来！”

　　陈日烜学他老爸，又用“拖”字诀，派三个大臣随柴椿等人还大都，“兼贡方物及二驯象”，他自己装病，上表忽必烈哀求说：“孤臣廪气软弱，恐道路艰难，徒暴白骨，致陛下哀伤，而无益于朝之万一。伏望陛下怜小国之辽远，令臣得与鳏寡孤独保其性命，以终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国生灵之大福也。”

　　忽必烈平生见硬口刚强的不多，这种“可怜”装孙子可是见多了。见到安南使臣后，他丝毫不为所动，认定陈日烜是“饰辞托故，延岁引时”，并表示：“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话虽严厉，满含威胁，实际上也做出了让步，只要派子弟工匠带着与安南王身量一样大的纯金人来献，就饶你可以不亲来大都。

　　陈日烜当然不来，也不敢来，但胳膊又拧不过大腿，便派自己的叔叔陈遗爱来朝，自己在国内装病。

　　忽必烈不高兴，宣诏立陈遗爱为安南国王，准备发兵讨安南。

　　但安南并未明叛，元廷就以讨伐占城为名，要安南出兵出粮助战，还要“借道”安南。

　　占城是安南的附庸，陈日烜当然不干，他一方面上表元朝哀求皇帝大慈大悲放过占城，一面暗中派两万兵及二百战船帮助占城抵抗元军。见安南如此“执迷不悟”，元世祖决定用兵。不久，陈日烜的弟弟陈璨向元朝荆湖行省写信，“自愿纳款归降”。元朝的荆湖行省右丞唆都也上奏：“交趾（安南）与占腊、占城、云南、暹、缅诸国接壤，可即其地立省；及于越里、潮州、毗兰三道屯军镇戌，因其粮饷以给士卒，庶免海道传输之劳。”

　　元军由忽必烈儿子镇南王脱欢率领，在至元二十一年向安南进发。当然，元军声称是借道安南攻占城，并要安南提供粮草支援。安南王不傻，下令其堂兄光道王陈峻提兵在边界戒候元军。元军两道进击，安南人也调兵拒守丘温（今琼山北）、丘急岭等隘路险关，元军过可离隘，在油板隘大败安南军，杀其大将。不久，元军又分六路攻击，陈峻不敌，慌忙遁逃，元军追至万劫，攻破诸隘，直逼富良江（今红河），并缚筏为桥，大败安南水陆军。安南军抵抗一阵后，不敌，皆败走。元军乘胜，直抵其都城升龙（今河内），安南王弃都而逃。

　　这位安南王也很有意思，败逃之余，他先自称“大越国王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又改名为“陈威晃”，接着，他做惊人之举，自称太上皇，禅位于自己的儿子。而且，陈日烜还命人四处张贴告示，不许安南人投降。由于元军一向残暴，安南的百姓投降者甚寡，倒是王室宗亲及南宋败逃到这里的汉官有不少人入元营投降。

　　元军“自入其境，大小七战，取地二千余里、王宫四所”。陈日烜和他爸一样，不羞逃跑，反正安南水阔林密，往来走匿，和元军捉起了迷藏。最后，陈日烜的弟弟陈益稷“率其本宗与其妻子官吏来降”。

　　表面上看，元军形势大好，屡战屡胜，其实处境非常不妙。时至夏季，大军深入，久战兵疲，给养困难。安南兵“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特别是当地的地形，“蒙古军马不能施其技”，崎岖湿滑，昔日战无不胜的蒙古铁骑根本不能施展。于是，诸将集议后，元军放弃升龙，渡江北岸，开始撤军。

　　回撤途中，安南军一路追堵截杀，元军或被杀、或溺死，损失惨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狼狈撤退中，元朝名将李恒、唆都二人皆丧命。李恒是为了保护镇南王脱欢，自告奋勇率兵殿后，被安南人用毒箭射死。唆都不知元军主力回撤，领兵趋奔乾满江附近时，为安南军邀击，力战不支被杀。

　　李恒本西夏皇族，七岁时城陷被俘，被蒙古宗王收为养子。后来，在灭南宋战役中，李恒数败宋将，特别是在江西等地，追杀文天祥一部宋军不遗余力，并在厓山充当张弘范副手最终灭亡了南宋，可称是蒙古人的最得力鹰犬。李恒在安南撤退时，只是腿部中箭，但安南人使用了环保的“生物武器”，使得这位元将在思明州（今广西宁明）毒发身亡，时年五十。

　　唆都乃蒙古扎剌儿部人，骁勇善战，禁卫军出身。他在元朝平宋过程中获功不小，曾大败宋将范文虎的舟师，并随伯颜一路攻城掠地，直杀到临安城下，也曾当过主要负责监视文天祥的“馆伴”。张世杰在福州等地抗元，唆都在福建大肆杀人，兴化、漳州等地的居民全部被他屠杀一空。而后，他又率兵攻打潮州，城陷后故伎重施，遍屠当地居民。后来，元朝攻占城，唆都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把号称有众二十万的占城兵杀得大败，首战得捷，“斩首并溺死者五万余人”，百战良将，凶神恶煞，竟然也在仓皇撤军途中遭遇安南兵，浑身被捅成血窟窿。

　　从这两个大将之死，就可见出此次元军安南之役的损失之大。

　　本来，忽必烈已经设立征东行省，准备派众将三征日本，正是因为安南失利，忽必烈才不得已取消此次征日行动。元朝吏部尚书刘宣也力谏：

　　“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唆都建伐占城，（阿里）海涯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需、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即日连兵未解。且交趾（安南）与我接境，蕞尔小邦，遣亲王（脱欢）提兵深入，未见报功；唆都为贼所杀，自遗羞辱。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众履险，纵不遇风，可致彼岸，倭国地广，徒众猥多，彼兵四集，我师无授，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隋伐高丽，三次大举，数见败北，丧师百万；唐太宗以英武自负，亲征高丽，虽取数城而还，徒增追悔。且高丽平壤诸城，皆居陆地，去中原不远，以二国之众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

　　安南之役的失败和刘宣一席话，其实也是一轮“神风”，又一次使倭国列岛免于灭顶之灾。

　　元军各行省军在潭州修整后，为报“奇耻大辱”，在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大举南伐，下命镇南王脱欢和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安南后，扶投降元朝的陈益稷为安南国王。

　　六月，元朝大军一入境，安南王陈日烜“复弃城遁”，逃跑成习惯。

　　由于太子真金的病亡以及卢世荣被杀后元朝财力的捉襟见肘，忽必烈对安南之征心存犹豫。为此，吏部尚书刘宣又上言，指出：

　　“安南臣事已久，岁贡未尝愆期，往者用兵无功，疮痍未复，今又下令再征，闻者莫不恐惧。且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会诸道兵于静江，比至安南，病死必众，缓急遇敌，何以应之？又，交趾无粮，水路难通，不免陆运。兼无车牛驮载，一夫担米五斗，往还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万石用四十万人，止可供一二月军粮，搬载船料军需，通用五六十万众。广西、湖南，调度频数，民多离散，户令供役，亦不能办。况湖广密迩溪洞，寇盗常多，万一奸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变，虽有留后人马，疲弱衰老，卒难应变。何不与彼中军官深知事体者，论量万全方略！不然，将复蹈前辙矣。”

　　元朝的湖广宣慰司也上奏说民力已尽，不胜其困，希望“俟来岁天时稍利”再南伐。思考后，忽必烈同意，下诏止军，暂停伐安南。

　　但是，转年正月（至元二十四年，1286年），元朝“发新附军千人从阿八赤讨安南。又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五千，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费拱辰、陶大明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进”，并设征交趾行尚省，由镇南王脱欢节制。

　　此次元军十万左右大军进攻安南，准备充足，水陆并进。除在思明州派人留守辎重外，脱欢自率一道兵马由东道女儿关入击，程鹏飞等人领兵从西道永平进攻，并令阿八赤率万余精兵为前锋军，直杀安南境内。元军水军从海道出发，在安邦口遭遇安南水军四百多艘，首战克捷，斩首四千多，活捉一百多，获敌船百余艘。获胜后，直趋安南。程鹏飞一军连夺老鼠关、陷河关、茨竹关，十七战全胜，杀伤安南军甚重。镇南王脱欢一军进逼茅罗港，安南的兴道王陈峻慌忙逃遁，元军攻克浮山寨。

　　脱欢稳扎稳打，留程鹏飞率兵二万守万劫，在普赖山至灵山沿线修筑木栅工事。然后，他下令乌马儿与阿八赤率元军水陆两军，直趋交趾都城。陈日烜当然故伎重施，带着世子等人脚底抹油，弃都而逃，跑到敢喃堡固守。不久，元军攻克敢喃堡，陈日烜父子又乘船遁入茫茫大海之中。元军诸军齐追，在天长海口扎营，“不知其所之”。见追不上安南王陈氏父子，军粮马上要吃完，元军只得还军升龙，并派出乌马儿率水军出港迎接张文虎等人的粮船，同时，派数股部队入山，杀人搜粮。其间，元军各个击破，攻克个沉、魏寨、磨山等多个安南军战略据点。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脱欢自己率军往万劫方向回军，命阿八赤为前锋，又破三江口，夺取安南屯兵据点三十多处，斩首万余级，获船二百多艘，得米十余万石。乌马儿水军在海上遇安南水军千余艘，突前冲击，打破对方，并获米四万多石。但是，元朝水军并未接应到张文虎等人的运粮船，只得掉头返回万劫。其实，张文虎那只运粮船队，在绿水洋（今越南广宁）遭遇大批安南水军，只得沉粮于水中，遁回琼州。费拱辰粮队也在惠州出发后遇大风，漂往琼州。而徐庆那一只运粮船队，同样是遇海风不得进，被吹至占城，最后也只得去琼州靠岸。由此，元军的补给基本无望。

　　至此，元军在战争中虽获军粮十多万石，屡战屡胜，但进入安南的元军人数太多，人吃马喂，粮草后勤很快就成了大问题。更可怕的是，天气渐热，安南的气候对于蒙古人、北方汉人等兵士来讲是最大的敌人，很快疾疫流行，元军减员严重。与此同时，“诸蛮复叛，所得险隘皆失守”。

　　在这种情况下，诸将不得不向脱欢直言：“交趾无城池可守，无仓庚可食，张文虎等人粮船又不至。天时已热，恐粮尽兵疲，不能久支。为避免朝廷蒙羞，宜全师而还。”

　　镇南王脱欢很郁闷，老父忽必烈这次给自己第二次机会来攻安南，正是想让自己戴罪立功挣回面子，殊不料又无功而返。审时度势，他也只能下令退军。于是，四月间，脱欢命乌马儿率水军先还，并派程鹏飞等人将兵护送。他本人率军从陆道往回撤。

　　安南王陈日烜此时来了精神，集散兵三十万守御东关，控扼元军归路，“诸军且战且行，日数十合”，元军撤军路上危险重重，安南兵又在暗处，挖陷阱，放毒箭，元军死伤无数。脱欢运气好，最终从单已县走小路逃往盝州，最终得还思明州。但是，乌马儿一部水军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他们在白藤江正中安南军队的埋伏，又遭火攻，元军不是被杀死就是被烧死，命好的掉入江中淹死得全尸。乌马儿等将领也在交战中被杀，几万人的水军全被安南人包了“饺子”。

　　虽然取得大胜，安南王陈日烜也怕元军第四次重来，他得便宜卖乖，“遣使来谢，进金人以代己罪”，总算让忽必烈面子上稍稍过得去，有台阶可下。

　　损兵折将不说，耗费钱财无数，大元朝的脸面丢得精光。蒙古自起兵以来，灭国无数，驰骋无敌，偏偏在安南这小河沟一而再、再而三翻船，确实让忽必烈震怒不已。特别是对儿子脱欢，更是恨他不争气，“令出镇扬州，终身不容入觐”。

　　其实，安南这只“耗子”之所以能击败元朝这只“大象”巨无霸，无非是地形、气候起了决定性因素，与战争性质的“正义”、“非正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此外，元军残暴的声名也最终使安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抗鞑”，最终阻止了元军征服的步伐。

　　老皇帝忽必烈对安南之败耿耿于怀，一直想伺机报复，并在1292年部署兵力，准备四征安南。诏令未下，忽必烈病死，安南终于躲过大劫。

　　忽必烈死后，元成宗即位，罢征安南。当时，陈日烜已死，其子陈日燇在位，遣使入贡，双方关系保持得还算可以。安南使臣也胆大，趁朝贡期间私自绘制元朝宫苑图样，暗中购买元朝地图与禁书。到元仁宗时代，安南人更加放肆，数万军队进攻镇安州，“杀掠居民，焚烧仓廪庐舍”，大掠而去。不久，安南王世子亲自带兵进犯养利州，又杀掠两千余人。此时的元朝早无昔日威风，特别“讲理”，最终双方在外交层面“解决”了问题，元朝吃下哑巴亏。但无论如何，从名义上，安南一直以元朝藩属存在着。

我爱崔颖

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佞佛滥施
　
　　蒙古帝国兴起之后，施政残酷，赋税繁重，但在宗教政策方面却出奇的开放，允许“百花齐放”。当然，一切均有一个前题：为大元帝国服务！刀光剑影之中，十字架、降魔杵、道锣袄火，好不热闹。蒙古人本身信奉的宗教，是一种多神的萨满教，即女巫跳大神的那种原始宗教，占卜烧骨，驱魔治病，祈祷“长生天”，信仰“三魂”，形式比较低级。成吉思汗时代，中原汉地的僧人海云和道士邱处机等人深得青睐，但并非是这些人的道行和佛法让铁木真开窍，主要是老可汗想从这些人身上得取“常生不长”术，典型的蒙古实用主义思想。蒙哥汗时代，密宗大和尚那摩获得信任，并在1255年僧道第一次于和林举办的“大专辩论会”上击败道士，蒙哥汗为此宣布：“佛门如掌，余皆如指”，把藏传佛教置于儒、道两教之上。三年以后，僧道第二次辩论会开平之辩，由忽必烈主持，由于他本人的“上师”就是吐蕃人八思巴，倾向性明显，自然佛教又获胜。

　　八思巴像讲起元朝的藏传佛教，必定要讲八思巴这个人。此人是萨思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七岁时即能诵经数十万言，“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萨班去世后，这位少年便被拥戴为萨迦派第五位教主。1252年，八思巴在六盘山与时任“总领漠南军事”的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相见。由于要行军经过藏地，忽必烈把八思巴请来，本是想让他协助蒙军到藏地征集军需物资。八思巴婉拒，表示说藏地地广人稀，财源稀少。忽必烈恼怒，便想马上打发八思巴回老家。但是，由于忽必烈的正妻察必信奉密宗，便劝夫君说，八思巴功德盛大，应该把他留下。此前，察必刚刚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钢灌顶”。“灌顶”本是古印度一种宗教仪式，即取四海之水灌洒于国王头顶以致福运，后为密宗借用，常以此仪式向人行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女人喜欢这些奇怪的仪式，察必受灌后把自己价值连城的一粒硕大珍珠“贡献”给八思巴，崇敬得不行。枕边风最硬，忽必烈又传八思巴入见。为了保住萨思迦派在藏的优势，八思巴历数自己宗族教派长期以来在吐蕃、西夏、印度等地的崇高地位。派人察问，一切属实，忽必烈大悦，与八思巴日见亲近。

　　在老婆察必撺掇下，忽必烈也想“灌顶”。关系好归关系好，八思巴非要忽必烈在仪式上跪受仪式，以弟子身份膜拜“上师”（即八思巴本人）。忽必烈不悦，蒙古人当时正在兴盛的巅峰，自然不愿意宗教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最后，还是察必提出一个折中方法：“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命。”这稀泥和得好，既让忽必烈脸面过得去，又给了八思巴在吐蕃“话语权”的实惠。皆大欢喜之余，1253年初，忽必烈在大营中接受“喜金钢灌顶”仪式。当时，“弟子”38岁，“上师”才16岁。

　　仪式结束后，忽必烈向八思巴“孝敬”了一块由巨大羊脂好玉雕成的印玺，并赠黄金白银珍宝袈裟无数。而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八思巴经凉州返回西藏，但师徒二人精神上的关系十分亲密。

　　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传佛教的最初出发点，无非是想“因其俗而（怀）柔其人”，统战手段而已。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级的“精神生活”，佛教又“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为真正虔诚的佛教徒。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汗位后，马上封八思巴为国师，授其白玉大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又设总制院（圣元二十五年改名为“宣政院”），负责蒙古的一切宗教事务，并让八思巴负责。所以说，忽必烈时代，八思巴成为元帝国的一切辖地的“精神领袖”，真正的“教皇”。藏传佛教，终于奠定了他们在蒙古统治地区的无上地位。

　　八思巴对元朝做的真正有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是至元六年奉诏创制蒙古新字，“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在此之前，蒙古人自己没有本民族文字，刻木结草记事而已。蒙古人兴盛后，主要以汉语和畏兀儿语传递文书和发布命令，“考诸辽（国）、金（国），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蒙古）文治浸兴，而字书有缺，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所以，八思巴的“蒙古新字”，终于填空了元朝“立国规模”的一顶大空白。由此，忽必烈“升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更赐玉印”。八思巴“新字”，实际上是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又弄出整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由于他本人精熟梵语、蒙古语，又是学者出身，在弟子帮助下，鼓捣出这种文字方案，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由于八思巴文难于习写，不能在帝国中下层以及汉人中间推行，元末渐废弃不用。现在，八思巴文的研究反而成为不少中外学者的“饭碗”，因为忽必烈时代不少公文、案牍、碑刻以及钱币上均有八思巴文，许多佛经也译成八思巴文。

　　1276年，八思巴回藏地。忽必烈依依不舍，一直把这位“精神导师”送到青海的阿尼玛卿雪山之下，二人才依依惜别。估计在大都八年多，大和尚得了“氧中毒”，四年之后，八思巴就病死，年四十六。忽必烈闻之震悼，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基本把能用上的好字都用上了。

　　从八思巴本人讲，他不仅推动了蒙藏之间的关系，又加强了吐蕃藏地依附中原帝国的纽带，确实算个“好人”。而后，清朝帝王有样学样，进一步利用宗教关系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并推陈出新，创造出达赖、班禅等转世制度，确保了对藏地的统治。

　　此外，据元末作家叶子奇的《草木子》记载，忽必烈尊崇八思巴，还有以下的一个原因：

　　世祖（忽必烈）既定天下，从容问刘太保（刘秉忠）曰：“天下无不败之家，无不亡之国，朕之天下，后当谁得之？”刘（秉忠）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八思麻（八思巴）帝师有功，佐平天下，意其类当代有天下。（忽必烈）思为子孙长久计，欲阴损其福，而泄其气。于是，尊其爵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丰其养至于东南数十郡之财不足以资之，隆其礼至于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隶。甚而为授记，藉地以发摩顶以足代马凳子以脊，极其卑贱。及其（八思巴）既死，复于西方再请一人，以袭其位，事之一遵其制。其所以待之如此者，盖所以虚隆其至贵之礼，冀阴消其天下之福，以延其（忽必烈的元朝）国家之命。岂知历数不可以虚邀，福禄为彼之妄得？

　　这种记述，很有可能也是忽必烈的一种心理因素，毕竟元朝皇帝都是大迷信之人。可见，后来的清朝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制度，最早的灵感都是源于忽必烈。

　　由于八思巴受到如此宠遇，蕃僧在元朝国内的地位日益提高。这些人自恃能为蒙古帝王祈祷行愿，恃恩恣行，成为“色目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伙儿。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颁诏书，下令各级官员、军队对藏僧“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役、赋税和劳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准向喇嘛庙“索取饮食和乌拉差役”，并且详细列明密宗寺庙不能占用的财产名目。

　　至于施舍赏赐方面，元朝皇帝对密宗僧人的滥赏，数目之巨，骇人心目。仅忽必烈对八思巴一人的赏赐，就令当时的汉人大臣感慨：“国家财赋，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琐的藏传佛教仪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宝。”由此，元朝皇帝对藏僧赐物赐田，不计其数。举例来讲，据“虞集大护国仁王寺恒方碑”记载，这一处寺庙，就在大都城外拥有水地近三万顷，陆地三万五千倾，并占有山林湖泊鱼荡竹场等二十九处；泰定帝时，大天源延寺在吉安、平江二地就有一千多亩田为“永业”；元文宗时代，川地的大承天护圣寺，一次就获赐十六万九千多顷土地为“永业”。与之相较，云南一地，建孔子庙为学校，元廷仅拔地五顷。没过几年，这五顷地仍为当地的大德寺所侵夺。

　　由于地位尊崇，有地可图，藏僧来内地也络绎不绝。元朝大德年间，藏地每年平均有千名僧人来内地，其中除一些奉召为帝王宗室做佛事外，不少人是来中原和江南贩运货物求财的。他们往返的巨额费用不仅元政府要“报销”，连交通工具都是元朝政府全程提供。由于贩运货物数目巨大，每年都累死驿马无数。为此，元朝的汉臣痛心疾首地讲：“佛以清净为本，而僧徒（包括内地的汉僧）贪慕货利，一事所需，金帛无算。生民脂膏，纵其所欲。（此辈）又复畜养妻子，行不修法，适足以亵慢天神。比来佛事愈烦，累朝享国不永。”特别可恶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圆符，“络绎道路，驺骑数百，驿舍至不能容。”气焰嚣张之外，还常常霸占民房，逼淫妇女，没有一点佛家子弟气象。

　　可笑的是，元朝统治者，不仅帝王宗室男子受戒，妃主及贵臣妻妾，也常常延诏帝师入家中“受戒”。“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闭户不入。”如此，“受戒”竟成为贵族妇女与番僧淫乱的绝佳借口，蒙古王公往往戴大绿帽也不悟。八思巴见忽必烈壁画

　　“妃王寡居者，间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往往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草木子》）。这些大和尚平日酒肉不离口，营养丰富，吃嘛嘛香，身体特棒，自然踊跃兴奋地“为淫民服务”，满足那些寡居久旷的贵族妇女欲求。由此，他们又会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薰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最嚣张时，不仅藏僧敢从监狱抢人，连宗王王妃也敢因争道而拉之下马，痛打恶骂，胆大包天。“事闻，诏释不问”。元文宗时，还颁旨令：“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骂）之者，断其舌”，对藏僧回护至极。

　　番僧中最恶者，当属杨琏真加。忽必烈时代，此人被任命为“江南释教总统”。这位杨琏真加“怙恩横肆，势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他最大的“功劳”，是在元世祖默许下，发掘南宋诸帝陵寝。穷刨深掘后，杨琏真加盗尽南宋陵墓内的珍宝，然后把诸帝尸骨混在一起，又杂置牛马枯骨埋于地下，上筑一塔，名曰镇南塔。而且，密宗习俗，“得帝王骷髅，可以厌胜致富”，所以，南宋诸帝的头盖骨，均被杨“总统”挖出镶金嵌银当成洁器和酒器。特别是宋理宗尸体，由于传说中他嘴里有大粒夜明珠，被杨琏真加派人倒悬于树上，沥干水银后，遍剖胸腔头部，探找那只大珠子。除南宋诸帝陵外，杨“总统”连南宋旧臣的坟墓也不放过，共掘坟一百一十一处，彻头彻尾一个“掘坟贼”。杭州任上，杨琏真加“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十有一、杂宝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赋税直接交他）……”这些“罪状”，只是他贪渎的很小一部分，“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对此，元廷的处理也只是“籍其妻孥田亩”，抄家了事，没过多久就把杨琏真加放了。现在，杭州灵隐寺内那些山上不伦不类的石佛像，皆是当年杨“总统”的杰作。

　　对于宗教，忽必烈其实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只要对他“有用”。信奉什么都可以，前提是必须为蒙古统治服务。看似开明的宗教政策，实则蕴含勃勃杀机。举例讲，忽必烈对伊斯兰教大力扶持，但当有基督徒告诉他《可兰经》中有“尽杀一切多神教徒”时，他登时青筋暴露，马上找来大都的伊斯兰教士（蒙语译为“答失蛮”）询问此事是否属实。其中一名教士回答说确实有此类记载。忽必烈冷笑：“真主既然命令尔等尽诛异教徒，奈何尔等现在不立时杀尽他们呢？”此教士傻不拉叽回答：“时机未至，吾等尚缺尽诛异教徒的手段。”忽必烈大脸一沉，怒叱道：“我倒有此手段！”立命卫士把回话教士的脑袋卸掉。同时，他对回回人割喉杀羊的习俗和其他饮食习俗也十分不满，表示：“此辈乃我大元奴属，饮食敢不随我朝乎！”同时下令，敢有再以断喉法宰杀羊只的，将被以同种方式处死。

　　虽如此，由于元朝回回人能经商致富和为蒙古人敛财，仍旧大受信任。特别是阿合马专政二十年，援引同类，回回人的势力更是渗透到帝国各个角落。值得注意的是，阿合马本人似乎并不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在宗教方面，忽必烈也擅长在各教之间搞制衡。乃颜叛乱失败后，望见战场上狼藉遍地的顶端饰有十字架的乃颜部军旗，元军中的伊斯兰教徒欢呼：“看吧，跟随这种宗教的人，已经被歼灭了！”忽必烈闻言，坐在大象背上顿发雷霆，发表高论，指出乃颜的失败，正是他叛逆之行激怒了上帝，所以才遭严惩。“上帝”是不能被冤屈的，上帝不会站在乃颜这种谋逆之贼的一边。所以，每逢复活节等节日，忽必烈总是装出一脸虔诚，与基督徒们一起举行宗教仪式，像模像样，收买人心。从他对马可•波罗一家的厚待，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基督徒确实有好感。这些人不仅能向他贡献各种异宝奇珍，又能向他讲述各种奇闻佚事和蒙古人未到之地的风土人情。

　　忽必烈时代，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最为沦落。邱处机死后，全真派随着教长的死亡一蹶不振。特别是二次佛道大辩论，倾向性明显的忽必烈彻查道教徒伪造道经之事，并下令当众剃掉参与辩论的道士头发，迫其为僧，狠狠羞辱了这些“仙风道骨”的道徒。当然，道教中的正一道“天师”张可大由于在忽必烈攻南宋鄂州时献过媚言，说“王爷后二十年当一统天下”，忽必烈记之于心。大元建立后，张可大已死，忽必烈便把其子召至大都封官晋爵，派他主持江南地区的道教事务。所以，忽必烈本人身上“萨满教”的蒙古人心性十分明显，对于谶言、巫术、烧骨、施咒等等怪力乱神最感兴趣，教门义理倒成为次要。除正一派外，北方的太一道因能为皇帝“祠醮”，也一度大受青睐。总体而言，元代社会中，汉人本土宗教道教颓势明显，连遭打击。且一蹶不振。到了清朝，异族入统中原的帝王们与元帝一样崇佛，道教更是被排挤得几无立足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对亚洲特别是中西亚的伊斯兰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伊儿汗国为例，旭烈兀与其蒙古、突厥上层统治集团曾到处残杀迫害伊斯兰教徒。但是，到他曾孙合赞汗统治期间，为了能使宝座稳固，合赞汗下令全体上层蒙古统治集团及军队将领、士兵全部皈依伊斯兰教，由此，波斯大地彻头彻尾变成了伊斯兰地区。昔日存在的多种宗教，几乎全为一种宗教所代替。这种局面，如果不是蒙古人的铁血政策，单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如此快地“立竿见影”。在汉地，忽必烈并未被儒臣说动“以夏变夷”，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蒙古统治者却被当地征服者同化。同化后，他们靠强力使广大地区泛伊斯兰化。世界历史上最饶有趣味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地区一旦伊斯兰化，就会永远伊斯兰化。可悲的是，强力的合赞汗死后，伊儿汗国迅速衰落，军事帝国的弱点很快把汗国带入坟墓。而他推行的伊斯兰化，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已。

我爱崔颖

虚幻的“大一统”——忽必烈死亡时的政治现实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东北宗王乃颜造反。乃颜乃是成吉思汗弟弟斡赤斤的后代，其祖父乃著名的塔察儿国王也速不花。忽必烈统治后期，为了抑制东北诸王的势力，罢去北辽东道等宣慰司，在东北置行省进行统治。由于利益受损，乃颜大为不满，便勾结以海都为首的西北诸王，发动叛乱。

　　“时西北诸王多欲从之，帝以为忧”。由于侍臣出主意，忽必烈对骑墙的西北诸王大加赏赐，暂时分化了乃颜的联合阵营。虽如此，依旧有胜纳合儿、也不干等蒙古宗王与乃颜联兵，共同造反。忽必烈军事方面很有一手，他派伯颜先据和林，割断乃颜与海都等人的联系。然后，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御驾亲征，从上都出发，往讨乃颜。

　　同为“黄金家族”，现在成为敌人。双方对阵，“时将校多乃颜部人，或其亲旧，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这种战场情景很滑稽，由于元朝蒙古军中高级将领均与乃颜部有关系，交阵之时，不打不杀，双方倒唠嗑叙旧，真是罕见。知此情状后，忽必烈“深以为忧”。最后，还是汉臣叶李出主意，让汉将李庭（其实是女真人）、董士选两个人统率汉军当前，列“汉阵”首先与乃颜部队开战，“而联大军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忽必烈从之。

　　李、董二人汉军百战之余，与乃颜蒙古人没有任何瓜葛，又有皇帝在身后坐阵，故而勇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在火炮掩护下，高声呐喊，杀向遍树十字架的乃颜蒙军（乃颜本人信仰景教，是基督教一个分支）。“乃颜败走，追执之”。

　　忽必烈处死乃颜的方式很特别，由于这位王爷是皇室血统，不能让这么“高贵”的血胤滴沾于地。所以，元世祖给他安排一种“安乐死”——用毛毡装裹起乃颜，派数名壮士猛摇猛抖，活活把乃颜摇抖至死。此等死法，其实远不如一刀痛快。

　　至元三十年（1293年），蒙古宗王海都又是侵逼和林。已经快八十岁的忽必烈强拖病躯，又一次亲征。海都乖巧，闻讯退走，大有“逗你玩”之意。

　　当时蒙古诸汗国，实际上都已经处于事实的独立状态，根本再难重新统一。何者，其他蒙国汗国统治者认为忽必烈违背“国俗”，已经不是草原精神的代表。特别是他在汉地施行的那种“定居”政治，与蒙古人的本性格格不入。名义上，忽必烈是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的“共主”，实际上，那些“亲戚”们，早与他貌和神离。

　　对于汉人来讲，“（元）世祖混一区夏，虽以儒术饰治，然帝师佛子，殊宠绝利”。自南宋灭后，忽必烈觉得对汉儒的利用已经完毕，根本就不再重用汉人，所谓“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实则汉儒的白日梦，忽必烈根本没有“以夏变夷”，没有“因俗治用”，反而使汉人成为辽阔帝国的最低等民众，民族岐视极为严重。

　　统治方面，忽必烈嗜利黩武，宠用阿合马等人二十多年，流毒天下。元朝追歼南宋，两征日本，两征缅甸，三伐安南，又攻占城，攻爪哇，三十年间，兵事无岁不兴，好大喜功，至死不悔。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粪土；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所以，忽必烈能避免亡国丧身的下场，实赖蒙古暴力的余威。

　　忽必烈的时代“辉煌”，其实是下一个动荡时代的暂时休止期。帝国无数灾祸与动乱的祸根，皆于忽必烈时代深深种下。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阴历春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崩于上都紫檩殿。在位三十五年，时年八十岁。

　　无论如何，元朝于中国，其赫赫荣光，不能不令人叹服：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帝国的荣耀，虽然已是过眼烟尘。但它的光芒，多少个世纪过去，依然让人慨然仰视。

我爱崔颖

TO BE OR NOT TO BE——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南吕•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们）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乍读关汉卿原文，人们肯定觉得这是老花花公子放荡不羁的自吹自擂。当然，有心人可能会思忖老关一辈子风花雪月胡折腾，肯定幸福一辈子。文人能做到“一世里眠花卧柳”，能饮东京酒，赏洛阳花，博得“浪子风流名”，当他暮年黄昏回首往事时，肯定会自己照着镜子对老脸自言自语：汽车轧罗锅，死也直（值）了！

　　果真这样吗？这位我国古代的“莎士比亚”（五十年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英国人介绍莎士比亚时可能会说他是英国的“关汉卿”），真的一辈子是那么潇洒走一回吗？真的没有闲愁到心头吗？真的从未“虚度春秋”吗？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关汉卿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文人们的字里行间，满是压抑重围，满是怀才不遇，满是沉郁酸楚，满是志不获展。所谓不平则鸣，在那样一个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任何出路的出奇黑暗的年代，只有放纵形骸，才能不同流合污，才能够勉强保全一丝人格。所以，我们会发现，关汉卿这位旷世奇才的笑声，总会被泪水所溅湿。

　　关汉卿，对于一般人来讲，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学得的薄浮知识：元朝戏剧家，名作有《窦娥冤》等等……除此以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课本里那幅白描画象，头戴软巾，散坐锁眉，一副忧国忧民之相。其实，与其说关汉卿是元人，不如说他是金人，金朝的汉人。有关其生卒年，史书完全无考，推算来看，他应该是出生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朝亡国前后，卒于十四世纪初元成宗年间。正史无文，笔记中有两则关于他的记述。其一是元人熊自得著《析津志》：“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其二是元人钟嗣成所撰《录鬼簿》：“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钟嗣成所载恐不可尽信，观关汉卿诗文，不像是一个曾经做过中央老干部疗养院院长（太医院尹）的人。

　　如此身世模糊的文人，却创作出杂剧六十五种，泱泱煌煌，确为一代文豪。

　　在元朝，关汉卿虽然是汉人，是“知识分子”，他毕竟还不是社会最底层，他属于元代社会的第三种人“北人”。比起第四等人“南人”以及江南的“知识分子”，他的遭遇要好得多。老关心中的无限压抑，毕竟还能有所排遣。

　　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就是南宋遗民中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